亂清 第一零三章 大計劃
小皇帝搞出來的花樣,關卓凡很快便知曉了。他異常平靜,未作出任何特別的反應。不過,如果足夠細心,還是能夠看出,軒郡王的神色是反常的:他似乎木無表情的臉上,隱約透著一絲無可捉摸的古怪笑意。
這個事兒,且擺在一邊,俺忙著呢。
軒郡王確實是忙——他正在日以繼夜地和美國人談判。
終于,在關卓凡陪美國友人赴上海“參觀考察”之前,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中美人才互通計劃”備忘錄。這是自“美利堅訪華代表團”抵埗以來,雙方達成的最重要的協議之一。
說是“互通”,其實,這條“通路”基本是單向的,即由美而中,而非由中而美。現階段的中國,除了華工,實在沒有什么像樣的“人才”可以“通”到美國去的——就算有,也得留著自己用。不過,為了顧及政治現實,這個“互”字,非加上去不可。
這個“中美人才互通計劃”,和前面提到的“留學生計劃”,沒有什么關系。這是一個美國向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大規模派遣顧問人才的計劃,包括:“工程技術”、“經營管理”、“財會金融”、“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五大類。
為配合關卓凡的“五年計劃”,“中美人才互通計劃”五年一期,到期后進行檢討,確定第二期需要做出什么樣的調整。
“中美人才互通計劃”第一期中,最重要的一批顧問人才,并非“五大類”排第一位的“工程技術”類人才——事實上,“工程技術”上面。關卓凡并無意獨沽美國一味。當今世界,美國的工程技術并不是最強的,還會有大量的英吉利、德意志的工程技術人才進入中國,就算已經準備與之大打出手的法蘭西,工程技術人才方面。關卓凡也沒有封死大門的打算。
最重要的一批“美國顧問”,都是“經營管理”、“財會金融”這兩大類的人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將進入“顧問委員會”新設的一個部門——“國企股”。
關卓凡在整頓兩淮鹽務時提出的“國有企業”,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所知者尚十分有限。“國企股”。這個日后不斷升格、最終負責統管全中國國有企業、扮演原時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角色的機構,誕生之日,不顯山,不露水,少有人關注。
關卓凡的標準中。企業的股本,財政資金——不論是那種形式的財政資金——控股,或占最大股的,都算“國有企業”。
這批美國人,將被派往中國各地設立的“國有企業”,擔任“財務顧問”,其中的少數人,會被直接委任為“財務總監”。甚至是負責財務的“幫辦”、“會辦”和“副總經理”。
這個龐大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仿佛“西法練兵”:由“美國顧問”幫助中國的“國有企業”,建立符合“萬國通例”的西洋財務制度——近現代財務制度。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那一套東西。
事實上,這也并不是幌子,這確實是關卓凡把美國人塞進“國企股”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不過,除此之外,他還有同樣重要的一個目的:在建立近現代財務制度的基礎上,請美國“客卿”替我“看家”。解決導致原時空洋務運動最終失敗的一系列痼疾:新式企業效率畸低、浪費、貪污、內部人控制、公私不分、化公為私,等等。
同時。還要達成另外兩個目的:
一,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確保中央對國有企業的控權制,進而確保中央對整個近現代化進程的主導權,防止地方坐大。
二,防止在“階級”的意義上,出現“官僚資產”這個東東。
從頭說起吧。
中國實現工業化、完成近現代化,關卓凡并沒有把希望放在一個“新興資產階級”上面。
首先,從宋朝開始,中國那些叫人的“資本主義萌芽”,實在是太過“萌芽”了,把這些“萌芽”培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實在事倍而功半,根本不曉得猴年馬月方能收功?
我又不能拔苗助長。
中國的周圍,群狼環伺;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
一句話:時不我待。
其次,未經過大規模的社會革命,新的資產階級,必定大部分脫胎于舊的士紳階級——這個士紳階級,是關卓凡最不順眼、最不放心的一件東東。
士紳階級,自祖龍行郡縣制以來,起于兩漢,士族、庶族交替上場,到了宋朝,終成龐然巨物。之后一千年,這個階級成為中國實際上的真正統治者;而皇帝,說的好聽點兒,算是這個階級的“代言人”,說的不好聽,其實就是這個階級的一個“高級打工仔”。
士紳階級和國家、社會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零和關系——這個階級的貪欲和胃口是沒有止境的,當他們的體量,膨脹到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再也無法容納的情況下,原有的政治、社會架構無以承受之重,終于轟然坍塌,于是便改朝換代了。
身為“代言人”和“高級打工仔”,皇帝對國家的統治,不能不依靠士紳階級;但同時,又不能不努力抑制士紳階級的胃口。當皇帝足夠強勢,能夠控制住士紳階級的胃口不過分膨脹,王朝便得以延續,說不定還會出來個什么“盛世”、“中興”。
不過,皇帝的能力必然逐代遞減,同時,士紳階級的體量又必然逐代增加,此消彼長,終有一天,士紳階級的個頭,會擠爆整個國家、社會,同時,也把皇帝擠下寶座。
改朝換代的過程中,一部分士紳也會跟著倒霉,但作為整個階級而言,無所謂,換一個“代言人”和“高級打工仔”罷了。
關卓凡不打算繼續充當這個階級的“代言人”和“高級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紳階級自然演變為資產階級,那么,這個“資產階級”,必然會是“官僚資產階級”。
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并同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這個“官僚資產階級”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紳階級,根本無二:和國家、社會的關系,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零和關系。
對于財富,普通資產階級之著力點是“創造”,官僚資產階級的興趣卻僅僅是“占有”——不論是哪個階級的財富,也不論采用什么樣子的手段。
清末,社會新增長的財富,主要源于近代化、工業化的嘗試和努力,這部分財富,自然而然成為官僚資產階級最主要的侵奪對象。
這部分財富,名義上大多屬于國家。因此,某種意義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紳階級和從中成長起來的官僚資產階級要更換“代言人”了——他們已經完成了對“國有資產”的侵占,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須干掉這些財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資產階級進一步坐大;國民政府,官僚資產階級干脆直接掌握政權。
我們都看見了這兩個政府的吃相,也看見了,他們是怎樣一前一后,被歷史和人民拋棄的。
官僚資產階級,真正是亡國滅黨的大殺器,是關卓凡必須嚴防死守的一樣東西。
上文已經說過了:要防止在“階級”的意義上,出現“官僚資產”這個東東。
關卓凡的如意算盤是,除了一部分“開明士紳”轉化為“資本家”外,士紳階級的大部分成員,在工業化、近現代化的過程中,其生存空間,被一股新興的強大力量,一步步地侵蝕、擠占,逐漸沒落,乃至消亡。
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分化開來的士紳階級,在保有足夠反抗力量的時候,始終無法明確意識到危險的逼近;等到終于看清楚局面了,殘余力量已經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擊,也無力回天了。
關卓凡的算盤中,這股“新興的強大力量”,就是“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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