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在好萊塢 為什么是我?——朱迪福斯特對里根遇刺

1981年，美利堅又一位總統遇刺——老美但凡聰明點的總統幾乎都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大概這位演員出身的總統還不夠聰明吧，他幸運的活了下來——朱迪·福斯特的最瘋狂的粉絲約翰·辛克利，在華盛頓特區希爾頓飯店外伏擊了剛剛就任的羅納德·里根，而他的所作所為竟只是為了引起他愛戀到幾欲瘋狂的女明星的注意。

這個女明星，就是朱迪·福斯特。

或許，約翰·辛克利認為只有這樣的犧牲和奉獻，才足以吸引心中女神的一次回眸。但他所無法預料的結果是，全世界并不曾因他的精神病史而選擇忘記這場荒唐的刺殺，反而把無辜的朱迪推倒了譴責的風口浪尖。

當時，朱迪正在耶魯大學埋頭讀書，對這突如其來的一切，她感到分外迷茫，被懷疑，被詰問，被隔離，被疏遠，fbi的詢問調查，以及來自整個社會的偏見和苛責，風波連綿數月不熄，令朱迪的心情痛苦不堪，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

最后，她在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為什么是我？》作為她唯一的表白，此后，她選擇了沉默，沉默了整整十六年。

咱英語水平有限，連蒙帶猜外加翻譯器才弄了這些，其中有些段落實在翻譯不出來，只好省略了。

下面是《為什么是我？》的正文。

1980年的夏天，我一邊計劃著我的未來一邊繼續著我的生活，我盤算著如何進入常春藤聯合會這樣的上層婦女組織，我買了一大堆lacoste牌（好像是鱷魚商標的那個法國品牌？）的衣服，每天早晨都舉啞鈴，下午則去打網球。

我希望自己能成為社交型的女孩子，待人友好又廣受歡迎，關鍵的一點是，我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得到承認。

我至今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停留三個月以上，沒有和同齡的人建立起穩固的友誼。我只有一個童年的玩伴克拉·利薩。她也是的行蹤不定的人，也許她在巴黎，或者在塔希提，或者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

耶魯與眾不同，我希望在那里得到認可。我參加了所有的新生活動，讓大家覺得我很平常，和他們一樣。但是幾個星期過去，我發現我不能。我要應酬制片商，要聯系經紀人，要擺好了姿勢讓攝影師拍照。直到至少兩年以后，我才發現特殊一點沒什么不好，甚至還不錯。

其實被別人理解并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能說朱迪·福斯特這樣的女人全世界也沒有幾個……）

于是我開始思考我的職業生涯。我喜歡學校。我希望能永遠呆在耶魯，和大家一起，寫作業，讀死了好久的人的故事，會心地微笑。

重新回到那種天天化妝，被別人稱為福斯特小姐的日子讓我覺得陌生又不自然，。我不想再回那些家里、經紀人、制片人打來的電話，這些只能說明我仍然依賴著他們，仍然需要他們的承認，我那么做也許只是在自欺欺人。

事實上，我的確覺得我是在自欺欺人，哪怕是在耶魯，我也沒有擺脫過演出。

至今我仍對我在耶魯繼續演出的決定驚訝不已，戲劇簡直要把我煩死，而我對它一無所知，但是我的一個好友是這出戲的導演，我很多伙伴也在戲中扮演了角色。我想我是為了一個錯誤的理由在演戲。

很簡單，我想讓觀眾、演員和我的同伴們喜歡我。

然后就是那個霧蒙蒙的星期一的下午，我和我的密友（這時就是拉拉了？）正手拉著手在校園里漫步，一個人沖我們叫道：“嘿！聽說了嗎？里根遇刺了。”

我們繼續走著，在晚飯時幾乎每個人都問我是否知道總統的情況，然而我的收音機三個月前就報銷了，直到傍晚都沒有人告訴我是誰要刺殺總統。

晚上十點半的時候，我晃回了寢室。在我還沒把鑰匙插進要是孔之前，我的室友已經開了門。

“約翰！”這時她說的第一句話。

“哪個約翰？”我當時有點蒙。

“約翰·辛克利。”

“他怎么了？又給我寫信了？”

“他刺殺總統，新聞都播了。”

“怎么可能！你在說夢話吧。”

然后電話鈴響了，我接起了它，是我的導師打來的，他告訴我在被捕的人的身上發現了我的照片和地址，我感到淚眼模糊，我開始顫抖，也許是生平第一次，我失去了控制，我必須盡快到導師的辦公室去會見聯邦調查局的人。

我沖到一個朋友那里，我等她走出淋浴房時，一起喝了會兒啤酒，試圖證明給我自己看我能應付這一切，我笑著，開著玩笑，就像一個不錯的演員。

我的朋友把我拉進宿舍，看了我一眼，關上門，問我到底怎么了。我開始哭，然后，帶著眼淚，我大笑起來，我停不下來。這實在是太可笑了，太奇特了，太痛苦了。她一定以為我發瘋了。

我笑得奇怪而又虛偽，但我無法控制。我實在無法控制。我在這大笑中抽搐，我受了傷害。我不再去想什么總統，什么肇事者，什么刺殺案，什么新聞界。我只為我自己哭泣。我，這個無辜的犧牲品。最終付出最大代價的只能是我。

它給我帶來的傷害永遠不會消退。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諒，也不能忘記它。以往，母親的一個輕吻和一聲“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安慰總能為我撫平傷口。但是這次不會。一切都不會好起來！不會的！！

但我已沒有時間去體會這些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秘密要保守。我想變得強硬，像牛仔。沒人要求我這樣，但是我要展示給他們（天曉得是誰）看：我很堅強。我要讓他們看到，朱迪是如此鎮定，如此擅于控制局面，沒有什么能把她擊垮。

我堅信這一點，我的潛意識也在給自己鼓勁。事實上，在一切支離破碎的關鍵時候，你往往能儲存起你平時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就像那些奇跡般的母親從兩噸重的卡車下把她們的孩子救出來一樣。

在人類社會，求生的力量超過了任何其他的情感。

耶魯不會放棄它的任何一個孩子，那些擁有法學學位的耶魯前輩被叫來指導我的行動，但是沒有人知道我究竟應該怎么做。

這些學術界的大人物一下子降格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學生，已經沒有時間去準備那些滿紙術語的打印好的講稿了，我們不得不拿起一些零碎的紙片去行動，我開始拼命打電話，打給律師、fbi那些或許有處理這類事件經驗的人。

他們各自給我不同的建議，我也不知道到底該聽誰的。事情泄露得如此之快一至于報社知道的內幕比我們任何人都多。我買了一分地方報紙以便了解更多的細節。于是我接觸到了也許是我最害怕的東西——媒體對我的攻擊——他們想出各種各樣的標題，并蜂擁到學校里搶我的花邊新聞，我無力保護自己。

我違背聯邦官員的意愿，草擬了一份陳述稿，組織了自己的新聞發布會，但是我很快就希望它早早結束。因為我的出席完全是多余的，他們早就準備好了新聞，僅僅是希望得到我的照片以配上一段說明文字。

我不能不感到我被這些別著麥克風的人們欺騙了。突然之間這些人擁有了摧毀我的生活的權力，因為那是他們的“工作”。我曾被告知，公眾人物就是這樣的。但有趣的是，這些拿者閃光燈、拍紙簿、攝象機的人居然也害怕了。

他們在極力掩飾他們的害怕、敬畏，和歉疚。當我看者他們在我跟前聚集時，我知道我以后就是要和這些家伙打交道了；當我看著他們安靜而莊重地等待我的陳述是，我知道再次扮演牛仔的時候到了。我要告訴他們，沒有什么能打斷我的生活，如果他們想看到一個軟弱的我，我不會讓他們滿意。

也許只有我才知道事實上有兩個朱迪·福斯特。一個總是出現在屏幕上，一頭金發，帶著自信的微笑。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那個朱迪·福斯特。另一個卻只有我才知道。她外強中干，用表面的聰明來掩飾自己。實際上，她是個跛子，毫無自信，是一個脆弱而疏遠的存在。

我回到課堂，笑著和別人開玩笑，讓所有人都感到快樂。我試圖不去承認，我已注意到了一些變化。我似乎成了一個歸來的戰斗英雄，但我不想得到他們的敬畏。我不想成為政治人物，不想成為社會的犧牲品。所以我縮小了我的交際范圍，只同我的男友（原來現在還沒有變成拉拉）和保鏢在一起。

我不禁自問：為什么是我？為什么不是別的什么人，比如布魯克·謝爾德？這些問題讓我覺得自己很丑惡，而我越是覺得我丑惡，我就越是難以釋懷。

事件之后，生活還要繼續，我再一次登上了耶魯的舞臺，好多校警在禮堂周圍保護著我，雖然一度差點崩潰，但無論如何，我都會演下去，別人可以不在乎，但有些信念我必須證明給自己看，即便那很愚蠢。

但是在幕間休息的時候，走廊的公告牌上出現了這樣一句話——演出結束之時，就是朱迪·福斯特的死期——警察立刻沖進來檢查在場的人。我覺得那樣并不合適。后來發現這只是個惡毒的玩笑。一個觀眾在入口處被兩個體育生攔住搜身，懷恨在心，搞了一個小小的報復。幾個小時過去，我仍然活著，活得好好的。

然而，演出結束幾天以后，我在家門口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恐嚇說要殺了我。我捏住它的一個角，把它輕輕地提起來，送到警察手上。我即將去巴黎的母親簡直要瘋了，她想要我和她一起離開，想要在我的身邊。我告訴她她這樣只能讓我更緊張，那些圍著我轉的保鏢能把我照顧得更好。

這是我頭一次遭遇死亡威脅，我不能被它弄的手忙腳亂。

警方很快抓到了威脅我的人，想不到的是，他隨身帶著一般灌了鉛的手槍，也曾經計劃要刺殺總統。

他在被捕時說我太漂亮了，他當初就坐在禮堂里看我演出，不知道為什么突然改變了主意。

我離死亡僅十英尺之遙？離握著手槍的瘋子僅十英尺？十英尺？我不能確定，但我也不在乎，我告訴自己，最艱難的時刻朱迪·福斯特都挺過來了，沒有什么可以打倒她，最少表面是這樣。

但這件事還是深深震撼了我，如同一噸的鋼鐵從三十層樓落下一般。死亡是如此的簡單，如此的輕易，如此的切近。扣動扳機就像按動電視遙控器一樣方便。在歷史上最古怪的刺殺事件后沒幾天我就登臺演出，我究竟要證明什么？我到底在干嘛？（這件事簡直就是好萊塢電影最好的素材，等朱迪老去的那一天，說不準就會被人搬上大銀幕。）

這件事之后，我大大的改變了，至少有人是這么告訴我的。我開始思考死亡。一直以來，照相機閃光燈發出的光芒就像扣扳機時火藥發射的火花，我認為每個人都在人群中看著我。

他們向我發射子彈，向我扣動扳機，他們在演習那些最基本的法律。他們沒有接觸到我，卻成功地傷害了我。他們需要一個犧牲品，恰好我符合條件。他們可以目睹一個曾經驕傲和堅定的明星是如何隕落的，是如何在他們的進攻中屈服的。他們的話、恐嚇、指控都是次要的，他們更想的是對我施加影響，要我停止扮演牛仔，他們要把我從熒幕上拉下來。（他們應該是媒體吧？）

一些人混淆了愛情和妄想，也有一些人被那些妄想者傷害。我對此深表遺憾。

愛情應當是神圣的，它應當融化在溫柔的呼吸中，融化在迷蒙的早晨，融化在隱蔽的小道上。它是兩個人思想、心靈、靈魂、的撞擊，它是相互的。妄想卻使人痛苦，它只建立在不存在的東西上。

約翰·辛克利最大的罪過就是混淆了愛情和妄想。他的無知只能刺激我說他錯的太多。愛情是幸福的，妄想卻很可憐。它是自我放縱的結果。這是我從這次事件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我將對別人聲稱的對我的“愛”保持警惕。（以后變成了拉拉……）

我明白什么是愛，他們呢？我被那些精神錯亂的人困擾著——如果你能接受這種說法的話。但是似乎任何一種感情的無節制的宣泄都是瘋狂的。這是一個合法的辯護嗎？如果是這樣，我們都是無罪的。

有一天我會重新審視并深深思考這段奇特的歷史，我的演藝生涯居然和政治攪和在一起。在這個由媒體控制的世界，什么都可能發生。大家都以為事情已經結束的時候，我的傷口卻還隱隱作痛。我發現我仍深陷其中，無法擺脫。也許在街上仍會有一個陌生人向我走來，問我：“你不就是那個刺殺總統的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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