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清 第十八章 理在心中

這個學校，是小學、中學二而為一的，在此基礎上，再分化出獨立的小學、中學。

“學校”的生源，除了未來的公務員，也包括無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國的近現代基礎教育，就從這一千六百三十二間學校發端。

這是關卓凡為什么不許禮部插手“時務訓導”的原因之一。“時務”一道，禮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時，你也不能指望禮部那幫老頭子，能夠辦好近現代的基礎教育吧？

如前所述，關卓凡的算盤中，“時務訓導”和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同為正八品官，就是說，“時務訓導”分庭抗禮于學正、教諭，其中的潛臺詞就是：“學校”不在“學宮”搭伙計，是要另起爐灶的。

在關卓凡的規劃中，“學校”擁有自個兒的辦學場所之外，財政也是獨立的，不和“縣學”、“州學”同流，加上“時務訓導”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師范館”，數管齊下，整個“學校”系統，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禮部那邊兒，一根“學校”的毛，也是摸不著的。

開科取士，雖然名義上還歸禮部該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塊——“時務策”，其教材和教學。都出自“學校”系統，則“時務策”的“考差”——監考和閱卷，必然都要由“學校”系統派出。通扯下來，中國未來的公務員的培訓和錄取，一大半握在了關卓凡的手里。

至于“師范館”，自然是中國第一所近現代化的師范大學。在此基礎上，“師范館”會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綜合性大學。

當然，“中國第一所近現代大學”的帽子。“師范館”是戴不上了，那頂帽子，上海的“廣方言館”正戴著呢。

“開科取士，恢復唐、宋舊制，加‘時務策’，加‘貼經、墨義’”，這件事情。關卓凡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領銜出奏呢？

關卓凡稱倭仁是“士林宗鏡、儒學領袖”，完全不是虛美，倭仁就是這么個地位，實打實的，一點兒水分都沒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間，全中國范圍內，“讀書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屬。

道、咸之交，漢學沒落，理學興起，取漢學而代之，成為主流學術思潮。后世普通的讀者，說到晚清的“理學”，大約只曉得曾國藩，其實，曾國藩的功績和影響力。主要來自平定洪楊和啟萌洋務，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后世炒熱、夸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學大家”。而且，倭仁雖然只比曾國藩年長六歲。但學問一道，曾國藩卻是直宗倭仁的，倭仁于曾國藩，亦師亦友，說曾滌生給倭艮峰“執弟子禮”，亦不為過。事實上，就連著名的《曾國藩日記》，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議和督促下，曾滌生才“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章，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

所謂道德文章，就“文章”而言，倭仁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理在心中”，但因為“物蔽”，“人之理遂失”，所以，要“致知”，即通過學習和自省，重新認識心中之理。這個過程，稱為“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

就“道德“而言，對自己的理論，倭仁身體力行，表里如一。“端莊靜一”、“涵養本源”、“察己慎動”、“克己復禮”這一套，言行同一，堅持不懈。

時人贊倭仁曰：“道、咸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曾國藩則用“當世儀型，群流歸仰”來描摹倭仁。

原時空，倭仁逝世后，翁同龢感慨：“嗚呼！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后學之失所仰哉！”

翁同龢的口中，倭仁已經具有了“準圣人”的性質了。

正因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聲望地位，文宗遺命，才會把他派給小皇帝做老師，且是“首席師傅”。

保守派奉倭仁為領袖，關卓凡不是沒有想過“動一動”他的。可是，略作試探，便發覺倭仁在兩宮皇太后那里，尤其是在母后皇太后那里，地位根本不可動搖。兩宮皇太后不了解倭仁的“文章”，但對倭老夫子的“道德”，卻是無條件信任的。這一點，關卓凡只好自承不如了。

這是一尊真神，既然搬不開去，就要設法“招安”，為己所用，不然，實在是太過浪費材料啦。

這就是關卓凡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一定要倭仁領銜出奏“開科取士，恢復唐、宋舊制，加‘時務策’，加‘貼經、墨義’”。

以倭仁士林聲望地位之隆，首倡其議，“恢復唐、宋舊制”的改革，一定事半功倍，或者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關卓凡軟硬兼施，連蒙帶騙，法寶盡出，倭仁最終就范，這位歷史上的“保守派的代表”，居然成為一項重大改革政策的代言人了。

這個……呃，這個金手指，會不會開得……大了點兒？關卓凡的王八之氣，會不會過了點兒？倭仁留在歷史上的形象，不僅僅是“保守派的代表”，甚至是……“頑固派的代表”啊！

倭仁確實是保守派，但“保守派”是塊大牌子，下邊兒分門別類，彼此區別，差異大的，骨子里甚至是南轅北轍的。

徐桐那種，真正叫做“冥頑不靈”，腦回路是平的，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還有一種——占“保守派”中的大多數，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新舊之別、華夷之辨神馬的，其實只是個幌子，如果他們能夠從改革中獲得更大的利益，打倒昨日之我，改換門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倭仁是第三種，也是人數最少的一種，保守派中罕見的清醒者——清醒地認識到，官僚士紳集團無休止膨脹的貪欲，已經嚴重地擠壓了廣大下層民眾的生存空間，深刻地威脅到王朝的永續發展。他提倡理學，提倡“克己復禮”，就是希望，能夠在道德和精神的層面，重建官僚士紳集團內部的自我約束機制，少拿一點，少占一點。

因此，倭仁疾呼：“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他把洋務之種種，都歸入“技藝”，認為其對“人心”，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倭仁乃成為“保守派的代表”。

諷刺的是，某種意義上，倭仁的看法是對的。原時空，“洋務”進入中國，基本止于“技藝”的層面，對于官僚士紳集團來說，“洋務”不過是多了一個分肥的對象，“技藝”于“人心”，確實無益，“技藝”也確實沒能夠挽救清王朝的滅亡。

總之，關卓凡認為：第一，倭仁是那種真正憂國憂民的人；第二，他的頭腦足夠清醒；第三，他肯講道理。一個人有這三點打底，就有服膺事實、轉變思想的可能。因此，就不能排除“招安”倭仁、為我所用的可能。

近年來，洋務愈興，倭仁卻愈加沉默，極少再聽到他反對洋務的聲音了。這，大約也說明了些什么。

事實上，倭仁“重建官僚士紳集團內部的自我約束機制”的努力，關卓凡是認同的。考諸后世，不同的政權，不同的歷史時期，多次對本統治集團提出過類似的要求。只是，有的時候，毫無效用。

能夠產生一定作用的，一定是自外施以有力的政治強制力的約束，單靠為官做宰的自覺，嘿嘿。

話題扯遠了，“重建官僚士紳集團內部的自我約束機制”，包括反腐什么的，并非關卓凡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先放一放吧。

國家大事忙得七七八八了，暫告一段落，該考慮考慮俺自個兒的婚姻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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