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清 第一一六章 好好算一算

必是有人代筆了。

果然，最后注明，此信為“辦理屋契之伍廷芳先生之夫人伍何妙齡女士代筆”。

關卓凡眼睛一亮，伍廷芳？何妙齡？原來是他！嗯，又遇到原時空的名人了。

伍廷芳，號秩庸，廣東新會人，香港圣保羅書院畢業，現任香港高等法院譯員。

原時空，伍廷芳后成為獲準在香港執業的第一位華人律師，李鴻章延為首席法律顧問，經手中法談判、中日談判，曾出任清國駐歐美多國公使，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

辛亥之后，伍廷芳作為南方的全權代表，和北方的唐紹儀一起，主持南北和議，達成協議，迫清帝遜位。

這個時候的伍廷芳，二十三歲，還只是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個小譯員。他去年剛剛結婚，娶何進善牧師長女妙齡為妻。

呂氏到了香港，安頓下來之后，先要置業。她看上了位于太平山半山區的一處宅子，價錢合宜，但想要入手的時候，卻發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半山區起宅，港英當局把持極嚴，這個時代，原則上是不售予華人的。但曉得呂氏的身份后。港府立即“特事特辦”。予以批準。

第二個問題，這所宅子的屋契不全，前后兩任屋主糾纏不清，這個，就連政府也是頭痛的。

伍廷芳得知此事后，自告奮勇，出面為呂氏奔走。他也真好本事，這件案子連御用大律師都覺棘手。伍廷芳卻沒花多少時間，便漂漂亮亮地辦了下來。夫妻倆亦因此和呂氏成了好朋友。

屋契之事，關卓凡是知道的，他在香港的“辦事處”已經向他匯報過了，只是沒說辦這件事情的人叫做伍廷芳。

關卓凡想，這個伍廷芳，拿來給張之洞做助手，豈非最佳人選？

伍廷芳愿不愿意呢？當然愿意，如此主動巴結，報效之心昭然啊。

這件事情就這么定了下來。

徐四霖從日本回來了。

他到埠上海。不暇稍息，換船北上。天津下船，乘車進京。

徐四霖趕在城門關閉之前進了北京，來不及安頓，先到柳條胡同貝子府報到。

關卓凡立即接見。

徐四霖一副風塵仆仆的樣子，一眼看去，就知道是連軸轉的舟車勞頓，關卓凡含笑說道：“子綏，辛苦了！”

徐四霖請了安，落座之后先灌了一盅茶，喘勻了氣，開始報告日本的情形。

長州藩的內戰，勝負已分。不出關卓凡所料，“正義派”大獲全勝，“俗論黨”一敗涂地。

徐四霖嘆了一口氣，說道：“曉得‘正義派’能贏，可沒想到這么快！從高杉晉作功山寺舉兵，到兩派決戰于繪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勝負便已分出了！藩廳的鎮撫軍固然戰意不足，但亦絕非不堪一擊，這‘諸隊’的實力確實可觀！”

“現在長州藩政，全由‘正義派’把持，長州境內，已全然沒有了‘佐幕’的聲音，是一邊倒的‘倒幕’了！”

徐四霖又把新上的茶水喝了一大口，然后說道：“‘正義派’大勝，‘諸隊’的主力是‘力士隊’，這支‘力士隊’的‘總督’——就是隊伍的頭領，叫做伊藤俊輔。這個人我以前沒有怎么聽說過，這次不哼不哈地突然就冒了出來，今后倒要留意。”

聽到“伊藤俊輔”這個名字，關卓凡臉上的肌肉微微抽動了一下，心里說：這個人，我倒是聽說過。

和中國人一樣，有身份的日本人，除了“名”之外，還有“字”、“號”，“俊輔”是此人的“字”，此人的“名”是：博文。

伊藤博文。

伊藤桑，你終于冒出來了。

原時空的賬，本時空咱們好好算一算。

徐四霖說道：“有這么個說法，伊藤俊輔此人，和高杉晉作、桂小五郎不一樣，早早地就不‘攘夷’了。這幾年沒怎么聽說這個人，是因為他偷偷地跑到了英國，學習軍事去了。這次算是學成歸國，一鳴驚人。”

徐四霖的情報，并不百分百準確。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井上馨、遠藤謹助，后世所謂“長州五杰”，在英國領事的幫助下，扮成英國水手，輾轉偷渡英倫，入讀倫敦大學。他們的導師叫做亞歷山大.威廉姆遜，是一位化學家。因此，伊藤等學的是近代的科學技術，不是軍事。

伊藤博文歸國，也不是什么“學成”，而是為了調停日本和英法美荷四國的矛盾。不過沒有成功，長州還是如期“攘夷”，終于招來四國炮擊下關。

關卓凡感慨，日本人真是絕對實用主義的“菊與刀”兩面族群，一邊熱血沸騰的高喊“攘夷”，一邊不肯閉上西望的眼睛。伊藤等人留學英倫，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藩政所派，只是為瞞幕府和天下人耳目，才用了“偷渡”的奇葩法子。

而英國人為培養“帶路黨”，也算是煞費苦心了。

徐四霖說道：“‘諸隊’如此強悍，以卑職之見，一個重要緣故，是其錄用升遷，不問身份、門閥，這在日本，是開天辟地的頭一遭。”

這個見地，非常到位。

徐四霖繼續說道：“不過，高杉晉作此人，真正通達人情，他用人雖然不講出身，但隊員的袖印，卻有‘武士’和‘匹夫’之別——這個‘匹夫’，是指那些沒有武士功名的商人、農夫，如此，就算是維持了武士的顏面。因此，不論貴賤賢愚，都愿意為他賣命。”

關卓凡點頭，心想，高杉晉作所為，具體而微，詮釋了什么才是最易收功的改革：既大力激發新生階層的能量，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舊有階層的權益，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的阻力。

這個人，不可輕敵。

徐四霖說道：“高杉晉作現在身兼數職，一個是‘用所役國政方’，負責政務；一個是‘海軍興隆用掛’，負責海軍；一個是‘越荷方頭人座’，負責和日本其他藩國的貿易。可以說是政、軍、財大權集于一身。”

關卓凡心中微動，長州本來人才鼎盛，但幾位重要人物歿于“禁門之變”，人才已略覺窘迫，現高杉晉作被迫多頭“兼職”，看來，沒有了最核心的桂小五郎，長州的人事還是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徐四霖皺著眉頭說道：“長州藩和英國人的交往愈來愈深！打敗‘俗論黨’后，高杉晉作曾經想出國考察，但那個英火商古拉伯，卻對高杉說，現在風云變幻，大局未定，主政者不宜遠行；應該留下來提倡‘開國’，這樣，軍火接濟，源源不斷，對抗幕府，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關卓凡聽得懂古拉伯的潛臺詞：長州藩應向英國“一面倒”。

徐四霖說道：“這兩年，英國拉攏長州、薩摩等西南諸藩，頗有一點效用，這一點，請貝子爺留意。”

關卓凡心里說，我早就留意了。

上海的船廠、福州的船廠、福州造船學堂、福州海軍學堂，之所以都和英國人進行“全方位”合作；還有，購買“翁貝托國王號”和“杜里奧號”，等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征伐日本的時候，希望英國不會有所干涉，至少在幕、長之間，中、日之間，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薩摩藩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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