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的逆襲 湊字文檔2

五、政治土匪

政治土匪一般是指那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匪幫。他們為了尋找政治出路，過榮華富貴的生活，往往為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勢力所收買、扶植，除給以金錢武器外，還授以軍職、軍銜，給以軍隊編制和番號，用以參加爭奪統治權的戰爭，因而由單純的搶劫土匪演變為政治土匪。這種現象，在近世中國，屢見不鮮。

1920年皖系軍閥在對直系的斗爭中失敗后，派出一批政客、軍官到各省去聯絡土匪，授以“×省建國自治軍”、“×省公民救國軍”等番號，與直系政權作對。殺人如麻的一代惡匪“老洋人”張慶和孫美瑤都曾標榜過這類旗號。

國民黨統治集團也是如此。他們收撫各地土匪，或組成“民團”，或改編為“國軍”，用以屠殺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

1、陳漢章和陳光中

湖南懷化大土匪陳漢章，在1923年前后被唐生智屬下何健收編其部為暫編第六師，陳被委任為師長。從此，陳漢章改頭換面，從土匪一躍而成為正規軍的師長。陳被收編后，盡力為主子賣命，成為屠殺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的劊子手。馬日事變后的5月24日，溆浦縣黨部為了改善與陳部的關系，決定邀請各界人士聯合召開慰勞陳部的大會。即日上午，溆浦縣城各機關、團體代表和部分學生約百余人，由黨務特派員、共產黨員劉積成率領，抬著酒肉，放著鞭炮，繞街游行一周，最后來到考棚樹陳漢章的司令部，舉行慰問聯歡。代表們滿以為這是搞好軍民關系的一個盛會，誰知陳部戒備森嚴，殺氣騰騰，當鞭炮燃放得正烈時，陳的部下中有人上前踩熄，不準燃放，入內代表也被置于武裝監視之下，不許自由行動。陳漢章密令部下，代表們只準進不許出，并假惺惺邀請劉積成講話。劉講話還不到幾分鐘，陳便喝令將到會者一律捆綁。當慰問隊與官兵搏斗時，陳率隊追至外院，下令用機槍把住門口，向內掃射。十幾分鐘后，許多代表便橫臥于血泊之中。這次遇難的烈士共有30余名。隨后，陳又先后到常德、綏寧、長沙等地大肆屠殺，負下累累血債。（韓衛貴、歐玉琳、張化云：《陳漢章其人其事》）

湖南另一名臭名昭著的慣匪陳光中，也幾度被蔣介石政府利用，成為反人民的工具。陳光中1918年后在當時駐防常德的賀耀祖部所辦的學兵營當學兵。受訓后即在第1團當班長。1923年，當部隊由溆浦移駐湘陽時，他伙同湘陽人顏藻生合謀劫奪同團2營營長馬弁的一支駁殼槍跑回家鄉，開始了其長達26年的土匪生涯。陳光中在力量壯大后，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青睞，被任命為“湘東剿共司令”、“先遣司令”、“中國人民救國軍總司令”等職，成為攻打紅軍、殺害革命干部和群眾的劊子手。

至于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反革命兩種力量大較量的展開，被國民黨收編用以挽救其失敗命運的帶有政治色彩的匪幫更是比比皆是。

在中南，國民黨政府垮臺前后，又廣為收羅土匪武裝。蔣介石在退出大陸前，曾親自寫信要湘西匪首陳子賢“堅持游擊戰爭”。他還指示湘鄂川黔邊區軍政長官宋希濂，將湘西地區的大股土匪武裝整編成3個暫編軍、12個暫編師，將一批匪首委以“司令”、“軍長”、“師長”等職務。1949年7月，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又帶著10萬銀元和大批槍械，親赴芷江，收買湘西土匪，為他們打氣，妄圖變湘西為“游擊根據地”。

2、于福

在東北，許多日偽時期的大漢奸、警察、憲兵、特務、被清算之地主惡霸、大部隊中被清洗之壞分子以及慣匪，在國民黨的慫恿和利用下，組成了一個又一個的以為目的的政治匪幫，興風作浪，公開進攻襲擊人民軍隊，破壞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干擾減租減息，劫奪火車，破壞交通，燒殺奸淫，危害人民，無惡不作，像一群群四處猖狂奔突的狼群，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其中罪惡最大的當屬于福匪幫。

于福原來是國民黨中央先遣軍三十三師三團的分隊長。1945年12月，先遣軍被我遼東人民自衛軍通化支隊一團擊敗后由長春潰逃到撫松榆樹河子村時，于福拉出17人，攜槍17枝上山為匪。

于匪匪幫拉攏偽警察、地痞流氓，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并極力與國民黨地下組織掛鉤，取得贊助。到1946年春節前，這股土匪擴充到30多人、30多枝槍。他們干擾、襲擊我軍和人民民主政府，對我山區的人民民主政權機構成嚴重威脅。為盡早消滅于福匪幫。穩定社會治安，撫松縣人民政府采取兩項措施：一是指令縣大隊將匪首于福之妻抓捕，誘使于福等匪徒投降；二是派出李紅光支隊、縣大隊深入于福匪幫活動的山區追剿。時值嚴冬，又近春節，于福匪幫被我剿匪部隊追擊得無處藏身，匪徒軍心浮動。于福迫于內部壓力，擔心“局底”一旦泄露，將會被一網打盡，想來想去，決定采取暫時棲身的緩兵之計，率匪徒向政府偽裝投降。

我政府誤認于福真心悔過，放棄了對于福的監督管理，使他得以利用投降的合法身份，探親訪友，出入機關和逛市場，多方探聽國共兩黨和兩軍的情報，權衡雙方的軍隊、裝備、經濟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后他決定投靠國民黨，不僅通知原降匪徒攜家眷重返山里為匪，并串聯原日偽殘余勢力多人拉進匪窯，誓與共產黨和人民武裝為敵到底。

國民黨軍北犯時，于福四處用寫信、派匪徒聯系等手段勾結活躍起來的偽警察杜學儉、于景龍、楊致忠以及偽官吏季元德、土豪李長勝、惡霸李會海等人，收編一些小股土匪，策動我縣大隊、公安隊叛變，使這股土匪擴大到100多人。他們自稱“東北剿共游擊大隊”，于福自封為大隊長。

5月，“剿共軍”匪幫在撫松仁義砬子被我撫松縣大隊擊潰后，殘匪在砬子河會合，投到于匪的“東北剿共游擊大隊”。這時于福匪幫已達到150余人，有機槍2挺、長槍120余枝，短槍20余枝。6月，國民黨長官部派少將王紹武潛入撫松，收編于福匪幫為國民黨東北長官部第三團，于福為上校團長。

這股反革命武裝襲擊我松江、東崗區政府，殺害我2名區長，l名區干部。他們以茂密的森林為掩護，晝伏夜出連續不斷地襲擾我地方政府、部隊和縣大隊，打死、打傷并俘去我干部、戰士多人。撫松縣人民武裝指揮部決定，要在盡短時間內鏟除于福這股反動勢力，即部署我公安局集中主要偵察力量，摸清這股反動武裝的活動規律。

6月中旬，這股匪幫竄到靖宇縣伏擊我軍，打死我雙陽縣長喬海濤，俘去戰士9人，劫去機槍1挺，長短槍12枝。這股匪幫得手后與黑瞎子戰匪幫相勾結，并在撫松抽水區堿場集合，威逼群眾殺豬宰羊，大擺宴席，大吃大喝。酒席上于福還勸黑瞎子戰匪首胡新春投到他們幫中。公安局偵察員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查清了這一情況，火速報告指揮部。指揮部派出李紅光支隊、縣大隊等700余人當夜趕到，將堿場村團團圍住。經一夜激戰，擊斃匪徒13人，打傷40余名匪徒，俘虜10余名匪徒，我無一傷亡。

經過這次圍剿，這股反動勢力龜縮到小南崗一帶。7月，王紹武派鮑玉海來撫松傳達命令，令這股匪徒到輝南集合待命。這一情況又被我公安局偵察員偵察到，李紅光支隊奉命追擊，在途中擊斃匪徒5名。追至望鄉臺時展開激戰，戰斗整整打了1天，打死、打傷匪徒20余名，只有匪首于福帶40余名匪徒逃到輝南。

12月，撫松縣公安局在輝南鎮將于福抓獲，押回撫松縣審判，于福被處死刑。（宋永春、李元東、楊萬元：《于福匪幫的剿滅》）

在西北，國民黨政府為了搶奪熱河，一方面大肆收編偽軍、偽警，給漢奸頭目封官加委，組成國民黨各種名目的“先遣軍’、“別動隊”，繼續與共產黨、八路軍和熱河人民為敵；另一方面，則大量收編日本投降后蜂擁而起的土匪，委以各種番號，破壞熱河人民的和平生活。因此，在解放戰爭時期，熱河土匪數量之多、范圍之廣，聲勢之大，危害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先后有450股土匪，有匪徒50758名。蒙古地區的土匪則被國民黨收編為地方保安團隊，其第一中隊長老鐵及分隊長郎布黑塔二人，均系土匪出身。他們被收編后，任意搶掠蒙民財產，并綁架旗札薩克。1946年5月2日，土匪老鐵等揚言八路軍十隊進攻土默特旗，迫令旗札薩克攜眷出走。老鐵率隊七八十人，將其綁架至庫倫旗。老鐵等還綁架了旗札薩克的長子并且到處搶掠、騷擾人民。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內戰中，他們在各地屠殺革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隨著內蒙、熱、察綏地區的解放，他們有的受到懲罰，有的則得到重新改造。

六、海匪、湖匪、山匪

1、海匪

海匪，顧名思義是指在海上進行搶劫的匪幫。這類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島嶼為基地，擁有船隊和武器，不時出海劫掠過往的商船，偶爾也爬到岸上來劫掠陸地民戶。近世中國，沿海地區，自北到南，幾乎都有海匪肆虐。

在西方一些電影和歷險記中，海盜往往被描述成為富有正義、傳奇色彩的反抗者，過著羅賓漢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劍影，硝煙彌漫，船沉海底，也似乎顯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到民國前后，在規模上，中國沿海海盜同西方海盜已相差無幾。他們打劫客船、漁輪，掠奪錢財貨物，曾給中國海洋運輸業、漁業、鹽業帶來恐怖和災難，他們已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歹徒、殺人狂和強盜了。清朝晚期和民國初年，沿海各省都設有靖海水勇以對付海盜的騷擾。

在渤海地區，老百姓稱海盜為“三兒”，有時不敢直呼，就叫“黑臉子”、“馬架兒”，或打手勢，叫“三加一”。

這里的許多海匪是出于無奈，才走上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區南堡漁民郭善貴，曾被海匪許三頭子的手下綁架，后來因為海上刮起了大風，多數海匪暈船，郭善貴趁機串通了幾個伙伴，一舉消滅了匪徒，才逃出來。

郭善貴有心繼續治漁為業，可考慮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況，以后免不了還要遭到海匪的欺負。于是，他與幾個船友，一狠心當了海盜，幾年之后，他竟成了統領幾百人的海盜首領。

除了這種情況，海匪中有為報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閑，不務正業，蛻變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亂，趁火打劫之徒。

30年代中期，冀魯沿海的土匪海盜形成了“四大團”，各團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塊海灘海域，而且匪匪勾結，官匪連為一體，整個海域烏煙瘴氣。他們多不定位，隨政治氣候，潮汐規律和自己的實力情況，時而乘船出海，時而登陸作惡。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過有主有副，時間有長有短。

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軍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煙臺、龍口等地，駐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區的國民黨海軍沈鴻烈部棄海逃走。國民黨設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權和海關行政機關都封閉門戶，文武官員紛紛遁逃，冀魯邊沿海處于極端混亂的局面。海域、岸邊、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盜，又冒出各色各樣的雜牌武裝。他們各立旗號，自封司令，真可謂：“兔子王八滿地跑，土鱉司令如牛毛”。其中，山東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

傅瑞五，又稱傅老七，山東省沾化縣傅家莊人，自幼家貧，父母早亡，生活無著，到處流浪。為了填飽肚皮，他十幾歲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聰明機靈，主意多，頗受頭目重視，很快就嶄露頭角。他的妻子是當地一個地主家的女兒，是傅瑞五在一次搶劫中碰上的。當時，有一小匪欲非禮她，傅見其姿色秀麗，當下心中愛慕不已，便把她帶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兒看傅瑞五年輕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賊穴，遂許身于他。時間一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女人也練得一手好槍法，能使雙槍。在她的幫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獨樹一幟，成為擁有千余人槍，有船隊，占據魯北、沾化、無棣一帶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盜。

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婦兩人混入天津港口內，偷偷登上一艘叫“順天輪”的英國船，暗藏在貨艙內。輪船駛出大沽口，傅與妻子突然出現，各使雙槍，將商船劫持到陶兒河口，掠奪了船上所有財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盜散匪，紛紛投奔入伙。

英駐我國使館，獲知順天輪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懲治罪犯，賠償損失。國民黨中央政府連下通輯令要求沾化縣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歸案。沾化縣黨部書記趙載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帶領工作人員下鄉催租，把賠償費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聲載道，紛紛痛罵傅老七作孽。傅聽說后，痛恨官府，便帶人襲擊了國民黨沾化縣城，將國民黨部書記趙載方及其工作人員10多人殺死。自此，他與官府更結下了不解之怨。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更加活躍，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陸兩路，成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付全民族的敵人，我冀魯邊區黨委先后派出無棣縣委書記傅潔塵、沾化縣委領導人張榮廷、耿同臨和軍事干部賈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員進入傅部工作。在我黨的說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與我軍達成互不侵犯的協定。與此同時，日偽軍也紛紛拉攏他。經不住日偽的拉攏與誘惑，傅與偽軍勾結，配合敵人的蠶食政策，進攻我抗日根據地。我軍對傅部嚴厲打擊，消滅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經過我軍8個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轉變，表示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抗日斗爭。我軍將其釋放，他收拾舊部，組成“山東抗日自衛隊第三旅”，后改編為“八路軍渤海軍區第四分區獨立團”。從此，這支部隊正式成為人民的軍隊，打了許多漂亮仗，解放戰爭后，進軍湘鄂云貴，成為解放西南和建設西南的一支勁旅。（王新華：《渤海土匪與海盜》）

閩浙海匪的活動自有特色。他們打劫過往客商，炸沉輪船，殘害生命，十分猖狂。國民黨無奈，只好收編從溫州到臺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獻金兩股海匪，組成“浙江外海護航隊總隊”。過往客商不僅要向護航隊交納所謂的護航費，還要向海匪交“片子兒”費。因為據說護航費是給官方的，而“片子兒”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來源”。此外，對護航船只的衛隊，還要給“順風錢”。經過這重重盤剝，對商人來說，每運一擔貨物所得到的利潤已微乎其微。

護航隊的總隊長，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職權，任人唯親，其中護航隊小隊長的人選，都由他保薦充任；同時，他還結交官府和惡勢力，浙江省主席沈鴻烈、臺州專員杜偉、溫州專員張寶琛都和他有私交，臺州張樂、王獻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進行走私活動，以攫取更多的財富。當時，他們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掛“毛”字大旗，便可暢通無阻。護航隊都知道這其中的奧秘，每人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加阻攔。為了獨占走私之利，毛止熙還一手策劃了劫持江東輪船事件，打擊利用江東輪走私的副總隊長戴福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當時從福建洋面至洞頭一帶的浙閩洋面還另有烏軍騷擾。

烏軍以臺灣人蔡光為首，他在抗戰初期，流落福建，不務正業，吸食鴉片，窮困潦倒。他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利用這點特長，冒充日本浪人，糾合當地惡棍，組織流氓集團，招搖撞騙，無惡不作。其勢力隨著日本侵華的進展而大漲，后來發展至海上，聯絡小股海匪，盤踞分駐臺山、南麂、北麂等島嶼，蔡光自任司令。他們專在浙閩海面打劫航行商船，還不時上岸搶掠，并勾結奸商進行走私生意。

1944年，蔡光又勾結陳榮博，發給陳槍支彈藥，令其擴充烏軍。陳即糾合當地鄭亮、江聲等流氓無賴，組成烏軍一大隊，陳榮博任大隊長。到這時，烏軍發展到頂峰，人數多達五六百人。他們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搶到貨物后與日軍平分，助紂為虐，十分可惡。一年后，日本投降，烏軍被國民黨溫州專員張寶琛收編，大隊長陳榮博被當地百姓所殺，蔡光在解放時，被人民政府處決。（陳于濱、蘇宰衡：《記浙閩海匪》）

2、綠殼

在浙江，人們對海盜還有另一種稱呼，曰“綠殼”。

“綠殼”一詞源于咸豐元年（1851年），廣東海盜駕船入侵海門，定海、黃巖、溫州三鎮清軍水師抵擋不住，致使廣東海盜占據海門十天，焚燒數日，直逼至黃林洋。因海盜船形如蚱蜢，船殼涂成綠色，沿海漁民便貶稱這種船為“綠殼”，后演變成對一切海匪的代名詞。清末民初，“臺州綠殼”影響頗大。

咸豐元年（1851年），臺州各縣土豪劣紳為鎮壓太平軍，大辦團練。一批地痞流氓紛紛參加民團，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充當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兵撤臺州，民團更是肆無忌憚，“四出勒捐，不從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說民團就是土匪。后來，清兵將民團作為土匪來圍捕，這些人就成了“綠殼”，為害極大。

民國初期，政局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綠殼”活動更為囂張，成分也十分復雜。一部分以搶劫勒贖為生，無惡不作，嚴重危害了社會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濟貧為宗旨，響應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復會員陳贊清招撫天臺周永廣、仙居鄭萬枝等“綠殼”在臺州起事，不久，他們又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斗，立下戰功，周永廣任浙江討袁總司令，后來周、鄭兩人都壯烈犧牲。

民國后期，隨著革命斗爭的蓬勃發展和抗日戰爭的風云突變，“綠殼”的性質變得更為復雜。一部分“綠殼”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領導下，或參加了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暴動，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綠殼流竄成性，成為為害極大的慣匪。著名“綠殼”陳季甫，又稱麻皮奶王，他橫行溫黃兩縣沿海10余年，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還有一部分“綠殼”是國民黨兵淪落而成的。駐棚浦的浙省抗衛團第三團六連連長，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遷而懷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間占領路橋區公所、鄉公所、電話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機槍，然后大肆搶劫店鋪金銀細軟及地方銀行20余萬元，綁架鎮長及群眾30多人，黎明時呼嘯而去。

解放后，大多數“綠殼”改邪歸正，但少數人在慣匪的欺騙威脅下，跟隨匪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他們發動暴亂，搶劫騷擾，殘殺干部，燒毀房屋，罪行滔天。

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一軍六十二師與地方武裝、民兵一道圍剿各股“綠殼”，發動了四省多次剿匪戰，殲滅了黃巖境內的“綠殼”，又在土改時，懲辦了一批匪首、慣匪。以后，隨著沿海島嶼的全部解放，海盜失去巢穴，臺州的百年“綠殼”匪患終于肅清。（嚴振非：《臺州“綠殼”》）

廣東沿海海盜活動也甚為猖獗，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打著“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盜。

三合公司匪首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島深澳（縣署）的地棍劣紳。吳品三體格魁梧，力氣過人，曾在福建詔安縣署前當眾抱起重達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稱“八萬”。陳順身材矮壯，善輕功，行動敏捷，能攀桅尾，騰躍過船，撐竿翻墻，步履如飛。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補衣服時把針丟了，遍尋不獲，正在吸鴉片的陳順輕易地從地上撿起，其妻便同他開玩笑說：“真是賊目，一看就著。”一句話犯了陳順的忌諱，立即遭到他的槍殺。土匪的心思就是這樣令人捉摸不透，身為賊卻忌稱賊。曾伯崇為人老謀深算，陰沉寡語，人稱“烏面”。

吳、陳、曾三人一同在青年會練過拳，習過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術高強的僧人友然為師，所以，在關系上也算是師兄弟。1913年，青年會由于橫行鄉曲，作惡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爺、曾昭榮也被槍決。吳品三、陳順、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開始了其罪惡的海盜生涯。

吳品三、陳順、曾伯崇各自統領一伙人，在海面進行劫掠，有時，又聯合打出“三合公司”旗號對過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經過南澳海面的潮汕、閩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繳交一定錢銀，領取牌照——一支印著“三合公司”的小紅旗，掛在船上作標志，否則，就會被斬盡殺絕、洗劫一空。

不幾年，他們即成氣候，匪眾發展到二三百人，擁有大烏底賊船10多艘。

一些遠海貨船也常被騎劫（海盜在輪船上劫持該船，操縱并控制船的行動，猶如騎在馬上，故稱騎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農歷四月一天早上，陳順在汕頭港，混進了一艘開往暹羅的大貨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備入駕駛室，把駁殼槍口對準舵公，裝腔作勢地喊道：“其他人免來，我一人對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開往南澳前江灣。航公聽他口氣，誤以為船上賊人很多，嚇得大氣不敢出，被迫把船改變方向，駛至前江灣，由吳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駕小艇前來接應，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擔左右的貨物，搬完后，陳順為顯示自己是“孤膽英雄”，竟然對舵公說；“你把船開回汕頭港，說是我陳順單人劫船的，誰要比高低，就請他到南澳來!”

最令人震驚的是1928年10月13日發生的搶劫漢陽號輪船事件。漢陽號是行駛于倫敦、香港、廈門之間載重約2000噸的英國貨輪。該輪航行到上海時，饒平縣虎頭山盜魁等十幾個人，假扮為乘客，混進該輪。船在海上航行時，楊狄一伙海盜，分頭出動突襲警衛班，控制無線電臺、駕駛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銀、藥材等珍貴財物。為轉移目標，他們又把漢陽號劫持到南澳島青澳灣竹棲肚海面，吳品三等同黨干了三晝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絲、綢緞、手表等貨物，為迅速藏好贓物，吳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長強迫全鄉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曉，漢陽輪才被放行，向香港駛去。漢陽輪返英后，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澳港報紙也極力渲染這一事件。中國政府自知理虧，為息事寧人，被迫賠償英國政府50萬元。

三匪魁盤踞南澳，作惡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憤慨。1925年，在汕頭市《嶺東日報》當校對的深澳鄉人吳桂東以筆名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鞭撻“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請清政府剿辦。不想，這一行動卻使三魁首誤以為是南澳知識界名流林少顏、章肇華、蔡等元所寫。他們視林少顏三人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殺之而后快。

1926年3月2日，林少顏被誘請到曾伯崇處，遭到綁押。第二天，林少顏的金蘭契友章肇華前往探聽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設計軟禁起來。兩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槍殺。

林少顏在被誘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槍殺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顏被綁架的當夜，蔡等元也被陳順率領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棲澳沙坡，匪徒殘忍地斬斷了他的頭和四肢，尸體被拋入大海。

多行不義必自斃。號稱三魁的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1926年底，陳順率領匪徒12人在廈門偽裝乘客上了一艘輪船，圖謀不軌，但這次卻沒有那么好運。船開之前，陳在后艙小便，捋起闊褲筒時，被一名水兵發現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駁殼槍，密投船長后，船長急忙引來了武裝警察，陳順被當場捕獲。幾天后，陳順在廈門被宣判死刑。在處決時，這個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囂“十八年后再相會!”真是兇頑異常。

1928年，曾伯崇被官軍追剿后逃往他鄉。藏匿于揭陽棉湖鎮。一天夜里，隔壁抓賭，曾伯崇做賊心虛，以為是來抓他的，在翻墻逃跑時，從墻上摔下，跌斷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陽被槍決。

陳順、曾伯崇死后，吳品三的滅頂之災也已來臨。他偕心腹幾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竄到詔安縣其義弟林國光家避難。林為獲得政府之懸紅厚賞，在家中設宴招待他，暗中卻向官軍報密，正在觥籌交錯間，伏兵四起，吳匪落網。官軍怕他逃走，用鐵線貫穿了吳品三的雙掌，并剪斷后腳筋。押往汕頭槍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至此，橫行閩澳沿海20載，罪惡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徹底覆滅。（《廣東文史資料》第16輯，第39頁）

3、湖匪

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澤湖、巢湖等，則又有湖匪混跡其間。其中巢湖土匪頗有代表性。

巢湖水面遼闊，地形復雜，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歷來為流寇土匪出沒之所。抗戰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動也較隱蔽。后來隨著日軍鐵蹄踐踏江淮，濱湖各縣相繼淪陷，巢湖周圍，一時成為國民黨、日偽、新四軍犬牙交錯的三角斗爭地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政治局面、社會秩序均異常混亂，逐步發展起了郭道發、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氣焰極為囂張。

湖匪的大小頭目，多系蔣軍、偽軍的官兵轉化而來，因而他們也采用部隊的編制形式。郭道發成立一個“大隊部”，自稱“大隊長”，下轄8個分隊；夏可三則一度設“司令部”，自稱“司令”，并豎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隊”，自稱“巢湖大隊長”。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間散處港汊，晚間則集中民船幾十只，聯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設崗。為了便于活動，他們依據天然形勢和具體情況的不同，劃定各自的活動范圍。郭道發占據巢湖西湖一帶，夏作三占據南灣一帶，夏可三占據東湖一帶。在劃定界線以內，互不干擾，并訂立信約：凡經某方征過“稅”的商船，互憑收據或路條放行，不得留難阻撓。

湖匪同陸匪相比，更具天然優勢，他們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羅棋布的港灣湖蕩作掩護，攔路行劫，又可在陸地上貼票綁票，此外還可登門擄掠，比起陸地上的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

抗戰時期，巢湖土匪還勾引淪陷區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買辦商人，把布匹、食鹽、火柴、煤油、肥皂、香煙、啤酒等，通過湖匪盤踞區運往其他城鎮，或由其他地方收購土特產物品，運往敵占區，從中抽取15—20％的“護航保險費”，以擴大財源。

到了抗戰末期，在各種政治勢力的打擊和爭取下，加之內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隊伍發生了根本動搖和分化。當時由于湖匪同蔣軍和偽軍氣味相投，本質一樣，所以兼接受了蔣方和偽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個可恥的下場。

日本投降后，新四軍奉命北撤，國民黨重又實行黑暗統治，對廣大人民進行殘酷壓榨，巢湖地區，民不聊生。有些殘匪余黨，又開始興風作浪，同時濱湖居民中，因不堪國民黨壓榨，也有少數人被迫淪落為匪。不到兩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軍南下，迅速解放全國，巢湖地區群眾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通過反匪反霸運動，才真正肅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蔣伯舉、黃庭宣整理：《巢湖土匪》）

山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的土匪，如云貴川一帶的土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但他們的活動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狹小地域，如宋江率領的綠林好漢。他們在地勢顯要的水泊梁山安營扎寨，同時也四處出動打家劫舍。這類土匪，近世中國十分常見。如制造民國第一匪案的元兇孫美瑤，把大本營設在只有一線鳥道可通的抱犢崮上。為虎作倀的殺人魔王劉黑七則以山東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沖道、惡魔張結巴都曾是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茲不贅述。

近世中國，大大小小的匪幫充斥全國的各省、縣，甚至鄉鎮，橫行霸道，為非作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務農，三不從事正當的經商活動，卻常常有美味佳肴、華美衣飾，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纏萬貫，過著奢糜無度的生活。正像民國時期曾流傳著的一首歌謠中所唱道的：“當胡子，不發愁，進了租界住高樓；吃大菜，住妓館，花錢好似江水流。……”那么，他們的財物是從哪里來的呢

土匪聚斂財物的方法很多。

攻打富戶、洗劫城鎮、收水打單等無賴手段是他們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飯；綁票勒贖、硬性攤派、販賣毒品是他們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更有那奸淫燒殺、毆斗兼并，本領可謂“博大精深”。

一、搶劫

暴力搶劫是歷史悠久的土匪行動方式。

在要道僻靜處，這是傳統土匪經常使用的一招。叢林中突然閃出一位膀粗腰圓的彪形大漢，嘴里喊著：“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一般膽小的客商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成了一灘泥，豈能不乖乖地卸下貨物，扔出錢兩。即便是膽大的，在匪徒那先入為主的聲勢要脅下，又怎能不服貼呢？況且人家還振振有詞呢！

貴州省織金縣化起鎮有個姓李的獨匪，叫老亂，經常扛著一把馬刀，一個人攔路“宰線子”（搶劫）。1947年冬天，老亂得知有8個湖南的小商販，將要由小鼠場來化起鎮，就在其必經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兩邊山上都長滿了樹，老亂用茅藤把一些小樹串聯起來，把一個藤頭拴在路邊的一棵小樹上，然后就蹲在小樹旁專等小商販來上鉤。早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大霧籠罩著山丫口，那伙小商販挑著包籮，一步一喘地走過來，正走到山丫口中間，離老亂還有丈把遠，老亂就猛的一下跳將起來，把大馬刀一晃，大聲喊：“不許動!”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樹上的藤頭，狠扯幾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樹扯得嘩嘩響，又大聲喊叫：“弟兄們快下來!”這伙湖南人雖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為山上有許多土匪，頓時被嚇得心驚膽顫、六神無主。老亂手腳很麻利，把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預先準備好的茅藤，順著把商販們一個個都很快捆起來。隨后把尖刀往腰間一插，就進行搜身，嘴里還不斷喊弟兄們快下來呀。搜完錢、銀之后，揀一小捆白布挾著，拾起馬刀來就跑了。等他跑遠之后，這些湖南商販才發覺，原來土匪才一個人，互相解開后，想追也來不及了。（周道祥：《回憶我家鄉的匪患》）

1、喬日成

喬日成在其老家山西應縣，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亂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顯示了土匪那種殺人越貨的卑鄙伎倆，而老亂的手段則很有些欺騙性，甚至還帶有點戲謔的味道。

1926年，喬日成借同學于孝先的中學文憑，改姓換名考入太原閻錫山的北方軍校，不到一年，他就對軍校單調枯燥的生活產生了厭煩心理，終因違犯軍規，被校方開除。被開除后的他，整日無所事事，手頭日見拮據，遂萌生了攔路搶劫的念頭。其時，于孝先的胞兄于紹先，是喬日成的幼時伙伴，時任晉軍連長，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對于紹先說：“看那些洋人肥頭體胖呢裝革履，個個都是有錢的闊人，把你的手槍借給我，我去搶他們些錢，咱就不受窮了。”說干說干，他們提了手槍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見一個大腹便便的洋人提著皮箱朝太原火車站走，喬幾步趕上去，用手槍逼著洋人到了他的住處。洋人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讓喬和于搜身翻箱，眼睜睜地看著他倆將其所有貴重物品掠去，隨后，喬、于移居他處。

當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個洋人的控告，他們感到事情重大，就電報了北洋政府及外國使館。第二天，《晉陽日報》就登出了有名軍人持槍搶了一個瑞典傳教士的新聞。此事轟動了太原城，引起國際交涉，在巨大的壓力下，當局馬上通令太原軍營及憲兵嚴查流浪軍人，但最終不了了之。

年僅17歲的喬日成初次搶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錢的快樂，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館子，逛妓院，上賭場，看名旦，只幾個月的光景，就將錢揮霍一空。在于紹先的勸說下，喬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軍攻打晉軍并占領了雁北地區，致使在太原求學的雁北籍學生因郵政和交通阻斷無法得到家庭接濟。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下令補助每個學生30銀元，由學校造冊領取。喬日成見有機可乘，除領取個人的一份外，還開據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學名單，向校方強要代領。會計不準并與之爭吵。喬懷恨在心，于當天下午身著軍裝持槍到校財務室將會計打死，搶走銀錢若干。一不做，二不休，喬從學校出來后又轉到原所在軍校王教官家。他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說是王教官讓他來取錢發餉，并順手從爐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頭部猛擊一下，并舉槍威脅說：“不準叫嚷，趕快拿錢，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嚇得魂飛魄散，趕忙開柜拿錢，還將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給了喬。臨走，喬讓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許起來哭叫，然后他從容地逃之夭夭。當晚，喬到一家旅店換上便衣過夜，第二天又搶了郵差的一輛新自行車，騎車跑到綏遠省。到此時，人們還以為搶匪叫于孝先。后來，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給喬文憑考入軍校一事，人們才知其真名叫喬日成。

喬日成接二連三地搶劫，一時成為全省奇聞。閻錫山下令抓捕喬日成，但因綏遠省是奉軍的勢力范圍，所以一時也奈何不得他。

1929年冬的一個黑夜，喬日成糾合另外兩個小匪，又到渾源縣南山界板溝搶了種中藥黃芪發財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兒子在太原當官，聽說家中被搶，分析面貌口音，認定是喬日成所為，就報告了省府。為免遭輯捕，喬日成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軍去了。時值中原大戰，閻錫山大搞擴軍，喬日成沒費什么周折就當上了閻軍第十五軍第三旅旅長王鋪的貼身副官。不到半年，閻錫山戰敗，被迫下野，閻軍由張學良收編由原來的15個軍縮編為4個軍。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個編余軍官教導團收容所有的編余軍官，喬日成被編余后不愿入團受訓，閑住太原。到1931年，年僅22歲的他因經濟來源斷絕，又變得囊中羞澀，于是重操舊業，搶了與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團的鄧友蘭家。鄧友蘭知道后，呈報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嚴令縣政府緝拿喬歸案，但在喬的老家應縣根本沒見到喬的蹤影，于是移文綏遠協助抓捕。當時，傅作義主政綏遠不久，公務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還顧得上一個喬日成？因此，口外一帶成了喬日成的避風港。他搶了鄧友蘭家后，由太原直奔綏遠省省會（今呼和浩特市），又盡情享樂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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