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遼新傳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12）

第一節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滑群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寤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奮擊丑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移河津，身率輕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涂炭之禍，然后黜廢頑兇，爰立圣哲，天心聿得，萬民賴佑。”——蔡邕《薦太尉董卓可相國并自乞閑冗章

成功鏟除宦官的行動，似乎標志著袁紹計劃的大獲全勝。在張讓、段珪等太監投黃河而死，漢少帝與陳留王在北邙公墓里流浪的那個不眠之夜，袁隗、袁紹和袁術一家都留在洛陽城內，絲毫沒有急著尋找皇上的意思。如今，洛陽的軍政大權盡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天下已經是袁家的了，這兩個生活無法自理的小孩遲早會回來給他們當傀儡的，不是嗎？

不過，袁家忽視了一個存在變數的因素——董卓。按理說，董卓是袁氏故吏，應當支持袁家對朝政的控制才對。而且他在事發前已經向西北方撤退，袁紹屠殺宦官時，董卓軍遠離洛陽300里，似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內趕到。所以，董卓因素不在袁家的戰略考慮之中，倒也合情合理。

但是董卓不按常理出牌。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局勢平定之前趕到洛陽，控制皇帝，那就只能聽任袁家擺布。袁家能授予董卓的，最多也就是一個九卿或州牧，但他并不滿意于此。所以，他一得知洛陽城內著火的消息，便立即率領3千兵馬急進，一日一夜狂奔300里，在凌晨抵達洛陽城西。他的辛苦馬上就收到了回報，聽說宦官們把皇帝兄弟帶出城外，而且至今未歸，機智的董卓便立即明白，自己沒有白跑，好運真的來了。

在北邙公墓里，前來迎接漢少帝與陳留王的官員越來越多，為首的是那位以花錢買官聞名的前太尉崔烈。東方破曉時，他們護送著兩兄弟返回洛陽，卻迎面碰上了董卓的部隊。崔烈見狀，拍馬上前，對董卓說：“皇帝在此，一切安全，有詔書命你退兵。”董卓回敬道：“你們各位身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國家播蕩，卻想讓我退兵？我晝夜疾行300里趕來護駕，得到的卻是這種待遇，難道我不能砍下你們的腦袋嗎？”然后策馬來到漢少帝面前，教訓說：“陛下縱容太監們亂搞，導致今天的大禍，錯誤不小吧？”少帝一看是眾多羌胡騎兵簇擁而來的董卓，立即被嚇哭了。他當然知道自己的母親是怎樣殺害董太后一家的，卻沒想到報應會來得這么快，不禁喃喃自語。董卓連一個字都聽不懂，就又轉到閔貢馬前，對陳留王說：“別怕，我是董卓，到我這來抱。”于是從閔貢手里把董侯抱過來，問他這場禍亂的起因和過程。此時，董侯雖然才9虛歲，比少帝小8歲，但因為從小和董家親近，所以在董卓面前絲毫不緊張，把政變的過程說得清清楚楚。董卓大喜，覺得董侯真是比史侯強多了。

清晨，漢少帝與董卓一行回到洛陽宮中，隨即宣布大赦天下，清理皇宮內外的廢墟。這一清理，人們才吃驚地發現，秦始皇的藍田玉璽不見了。漢承秦制，皇帝擁有6塊玉璽，分別稱為“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除此6塊玉璽之外，還有一塊更重要的秦始皇藍田玉璽，即所謂“傳國玉璽”，上面刻著“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說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這場袁紹指揮的“排宮之變”中，乘輿六璽倒是都找到了，但傳國玉璽卻失蹤，有人說是被張讓揣著跳黃河了。當日天降大雨，而且此后一連下了3個月，好像連老天爺都在為宦官之死哭泣。確實，漢朝衰亡的命運，此時即便老天爺也難以挽回了。

與董卓抵達洛陽幾乎同時，另外3支部隊也相繼趕到。他們是：丁原和呂布率領的幾千名并州兵，騎都尉鮑信率領的千余名泰山弓弩手，以及張遼在河北招募的千余人。董卓收編了張遼及其部隊，又封丁原為執金吾，呂布為司馬，讓他們統領洛陽的一部分禁衛軍。看到董卓傲慢自大的樣子，鮑信便勸袁紹說：“我看董卓仗著自己兵強馬壯，將有異志。您如果不早作打算，必將受他制約。乘董卓現在新至疲勞，我們發動襲擊，可以將其擒獲！”袁紹不同意，鮑信只好引兵回泰山去了。

袁紹不采納鮑信的建議，有兩方面原因。首先，董卓既是袁氏故吏，又是一介武夫，入京之后，雖然態度驕橫，但遇事也常與袁隗、袁紹商議，雙方似乎沒有立即決裂的必要。其次，董卓在軍隊中威信很高，加以收編張遼，聯合丁原，實力不可低估。袁紹、袁術兄弟麾下的禁衛軍從骨子里怕董卓的涼州軍，鮑信等人的部隊又都是新兵，武力對抗，沒有多少勝算。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洛陽的其它勢力怕董卓，但董卓也有隱憂。他帶進京師的先頭部隊不過3千人，自嫌兵少，擔心別人不服，于是從5個方面著手，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

按照正史的記載，董卓每隔四五天，便秘密把軍隊帶出城外，次日大張旗鼓而還，令別人以為自己有無數援軍。這條記載不可信，因為此計最多只可用一次，第二次便很容易被別人察覺。董卓并非沒有來自西方的援軍，他在討伐王國時有2萬兵，后來一直沒有移交給皇甫嵩，所以其余1萬多步兵遲早會趕到洛陽來。董卓的另一個西方兵源來自邊章、韓遂，這件事很復雜，留到后文再分析。

除了自己的舊部、張遼的新兵、邊章與韓遂的援軍之外，董卓的第4個兵源來自丁原的并州兵。丁原的主簿呂布見利忘義，董卓于是以高官厚祿誘使呂布殺死丁原，兼并了這支部隊。董卓見呂布文武雙全，特別喜愛，收他作養子，拜為騎都尉，作自己的貼身保鏢。

最后，何進、何苗兄弟的舊部也都倒向董卓，董卓拜劉表為北軍中候，統領這支部隊。這件事很奇怪，因為從軍制上講，何家部曲理應接受袁紹、袁術兄弟的領導，不應投靠董卓；劉表又是袁紹的心腹，董卓不應加以重用。其實，這件事正好說明，袁、董兩家當時沆瀣一氣，不分彼此，所以雙方在人事問題上相互妥協。除了劉表之外，董卓又重用何颙、鄭泰、周毖、伍瓊等袁紹的朋友為心腹，因為他自己的老部下都是武將，沒有行政經驗。

董卓花了3個月時間，整合了上述5支部隊，于是兵力大盛，取得了洛陽地區的絕對優勢地位。粗略計算，董卓的舊部有2萬，張遼的新兵千余，呂布的并州兵數千，劉表的北軍不下萬人，即便邊章與韓遂的援軍尚未趕到，董卓也應至少擁有了4萬部隊。隨后，他又以長期下雨，導致水災為由，迫使朝廷禳災，革除司空劉弘的職務，由自己取而代之。

何颙、鄭泰、周毖、伍瓊等人成為董卓的幕僚之后，紛紛建言獻策，要求錄用在野黨人。董卓欣然同意，于是征名士荀爽、陳紀、韓融、蔡邕、申屠蟠等名士入朝。這些人剛剛動身，便在沿途被加官進爵，備極榮華。荀爽從上路到被拜為司空，只用了93日。在此期間，董卓還拜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陳紀為五官中郎將，韓融為大鴻臚，蔡邕為侍中。只有申屠蟠還是像以前回絕何進、袁紹一樣，婉拒了董卓的邀請。

在何颙等人的建議下，董卓又拜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守。這幾個人不僅都是名士，而且全是袁氏故吏，與袁紹有不少交情。通過這些人事任命，董卓在士大夫間的威望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從而取代老上司袁隗，成為朝廷的真正領袖。

董卓既然已經獲得了強大的軍政實力，接下來就要推行自己的下一步計劃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與袁紹進行了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談話”。有關的記載很多，但不太符合邏輯，所以被裴松之認定為“妄之甚矣”。但要說它們全是編造的，似乎也不合理，很可能只是被斷章取義，導致前后順序錯亂，內容缺失嚴重而已。綜合各種史料，并根據日常邏輯對前言后語的順序略作調整，再補充些相關材料，這場談話的大致情況應當如下：

董卓首先對袁紹說：“本初啊，只有賢明之人，才配當天下之主！一想起靈帝，就令人生氣！董侯看上去不錯，我打算擁立他，你覺得能比史侯強嗎？”

袁紹回答：“皇上目前還年輕，也沒干過什么壞事。您如果要廢嫡立庶，恐怕大家不會同意的吧。”

董卓說：“有些人小時候還挺聰明，長大了以后卻越變越笨，我看史侯就屬于這種情況，一點出息也沒有。咱們就先這么辦著，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話，再想別的辦法好了。”

袁紹說：“漢家君臨天下已4百多年，恩澤深厚，百姓擁戴。外界盛傳董侯不是靈帝的親生子，如果我們廢掉劉家后裔，另行擁立一個本來不姓劉的人，后果可能會很嚴重。”

董卓說：“老劉家的種就那么好？實在爛泥不上墻的話，我看也沒必要再留著。”

袁紹說：“您這話我可堅決不能同意，別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對袁紹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的一句話？我想辦的事情，誰敢不同意？你覺得我董卓的刀不夠利嗎？”

袁紹回答：“天下武力強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這樣，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討論一下，再答復您。”然后起身離去，滿座驚愕。

離開董卓家之后，袁紹便把自己的節杖掛在洛陽東門上，以示辭職，并帶著3個兒子(袁譚、袁熙和袁尚)和司隸校尉印章，經河內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韓馥去了。同時，袁術南奔荊州南陽郡，而曹操東奔兗州陳留郡。

這一天決定了中國未來半個多世紀的內戰命運。

對于這場導致袁紹與董卓關系破裂的辯論，我們至少應該提3個問題：

一、袁紹有必要堅持反對董卓廢史侯，立董侯嗎？

二、袁紹出奔冀州，是一時沖動，還是早有預謀？

三、董卓當時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漢書·袁紹列傳所說，是寶劍，還是腰刀？

首先，因為董卓是董太后的親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殺，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兒子，所以董卓廢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不要說袁紹，任何一個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員都應當能夠預料到此事。如果袁紹始終堅決反對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開始就不必姑息養奸，后來更無須當面頂撞。實際上，支持董卓擁立董侯，無損于袁家的利益，為此與董卓決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為漢朝的未來考慮，又正如董卓所說，史侯懦弱無能，董侯聰明穩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選。由此可以看出，對于董卓來說，繼續維持漢朝統治是較好的選擇，廢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漢少帝只是為了自保，并沒有考慮到這樣做會招致袁紹如此激烈的反對。

袁紹與董卓決裂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支持漢少帝(史侯)，反對漢獻帝(董侯)，因為這是袁紹成為何進政治遺產繼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條件。如前文所述，袁紹一直在社會上宣稱，董侯不是靈帝的親生兒子，沒有繼承皇位的資格。如果擁立董侯(獻帝)是袁紹可以接受的話，那他完全沒有必要與董卓迅速決裂，但這無異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實際上，董卓一開始并不認為袁紹會為此與自己決裂，所以放任袁紹等人從洛陽逃走，后來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寬恕和封賞，以求雙方和解。但袁紹要的是最高權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紹消滅了禍害東漢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團，是他袁紹控制著首都軍政，而董卓卻奪走了這些應該屬于他的功勛和權力。袁紹本來就是與九卿級別相當的司隸校尉，何進死后又立下大功，理應繼承何進的大將軍之職，至少也該升任“錄尚書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滿足不了這樣的條件。正因為如此，袁紹才會與袁術、曹操等人義無反顧地出奔，才會在已經得到董卓的寬恕后組織討董卓聯軍，而絲毫不為洛陽親友的安全考慮。

其次，袁紹出奔冀州，顯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早有預謀。否則，他也難以順利地將包括3個兒子在內的家人都帶出洛陽。另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在逃離洛陽前后，袁紹問曹操說：“如果事情不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展，那么哪個方向的土地更適合作根據地呢？”曹操反問道：“足下以為哪個方向好？”袁紹說：“我占據黃河與燕、代之間的土地，聯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爭天下，應該比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統御部下，無論根據地在哪個方向，都可以獲得成功。”《傅子還記載，曹操又補充說：“商湯、周武占據的地盤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樣的成功了嗎？如果拘泥于山川險固，完全依賴它作資本，就無法隨機而變化了。”

這兩條記載似乎都證明，袁紹早就有意效仿東漢的開國之君光武帝，計劃經營河北，作為自己的戰略基地，而曹操則更為重視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據地的方位。后代評論者評論袁、曹二人的優劣時，往往以此作為論據。但是，這些記載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

首先，后來曹操在吞并袁家勢力后，立即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大本營移到袁紹以前的大本營鄴城，又自領冀州牧，還打算利用恢復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擴張冀州版圖，所作所為，與袁紹簡直一模一樣。東漢末年的河北，不僅經濟發達，人口眾多，而且因為歷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聯盟，這是誰都難以忽略的。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與河北相比，中原和長江流域在這個方面都嚴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騎兵征服全中國，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創業初期不能占據河北，并非因為他不重視河北的戰略優勢，而是時勢使然。

其次，袁紹后來雖然把大本營設在鄴城，但其活動范圍并非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黃河以南的青州、兗州和豫州親征，勢力范圍所及，更遠至江東和嶺南。

第三，袁紹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曄在《后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卷尾評論說：“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一點都不夸張。曹操后來用以在官渡戰場上和袁紹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靈等，都是袁紹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紹派來輔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紹的部下，也因此同時出奔，《三國志和《魏書等史籍卻反復強調曹操一直獨立自主，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聯系當時的局勢，袁紹可能雖然已經決意前往河北發展，但因為袁家歷來在河北都沒有根基，所以感到憂慮。曹操見狀，便安慰袁紹說：“如果不行，就回中原來。商湯、周武占據的地盤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樣的成功了嗎？如果拘泥于山川險固，完全依賴它作資本，就無法隨機而變化了。只要您選用賢才，遵循正道，無論占據哪塊根據地，都可以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樣才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

不過，《三國志的有關記載，也說明了在袁紹集團覆滅之后，人們總結其失敗的教訓，對他晚年忽視人才培養，一意重視地利，終于導致眾叛親離，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許攸、鮮于輔、張郃、高覽、朱靈等人聯手擊敗的歷史事實有共識。但是，創業早期的袁紹并不是這樣剛愎自用的。

袁紹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戰略眼光的。勃海郡屬冀州，當時的冀州牧韓馥是袁氏故吏，對袁紹比較友好，便于他開展工作。以人口論，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國排第8位，超過涼州總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總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紹的謀士荀諶所言：“勃海雖郡，其實州也。”這個郡包括今河北省東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夾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間，距離兗州和并州也不很遠，占據黃河與子牙河之間的沃土，實在是戰略要點，難怪公孫瓚和曹操都對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當時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說，是腰刀，而不是《后漢書·袁紹列傳所說的寶劍。袁紹當時“橫刀長揖”，佩戴的顯然也是腰刀。這看似一件無關主旨的小事，其實卻反映出中國兵器史上的重要變化。從文獻和考古資料上看，在東周和秦朝，中國短兵器以劍為主，而在西漢時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來，但還沒有普及；到了東漢末年，寶劍的地位已經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種：一，劍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經濟；二，劍的招式繁多，訓練周期比腰刀長；三，隨著盔甲制造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金屬鎧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劍殺傷力下降，效果不如專門用來劈的腰刀。腰刀雖然未必能劈開敵人的鎧甲，但卻可以使其變形，從而達到傷害對方的目的。劍如果不能刺穿敵人的甲胄，戰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發qing況時，劍容易卡在劍鞘里拔不出來，而腰刀因為有一定弧度，拔出來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標志著中國兵器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始，眾多新式武器都將隨之應運而生。

在與袁紹爭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廢漢少帝，立董侯的意見。百官震驚，但只有尚書盧植表示反對。董卓大怒，打算殺掉盧植。幸好蔡邕等人為盧植求情，他這才僅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離洛陽，到幽州上谷郡隱居起來了。多年來，盧植的政治意見始終和袁紹保持一致，后來擔任袁紹的軍師，幫助袁紹對付自己的學生公孫瓚。同時和盧植從洛陽逃走的，大概還有他的另一位學生劉備。

袁紹、袁術、曹操、盧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紹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廢立問題表態，袁隗同意，議案于是通過。當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詔，廢黜漢少帝為弘農王。袁隗隨即走上殿階，親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璽，并攙扶他下殿，向弟弟陳留王劉協跪拜稱臣。劉協(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稱漢獻帝。

漢獻帝剛剛奉何太后的詔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導致她的非正常死亡，嚴重違反了婆媳之禮。”將何太后軟禁于永安宮。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陽君，又將何太后的弟弟何苗從棺材中刨出來支解。顯然，何進的尸體此時早已找不到了，否則一定也會成為董卓的泄憤對象。

立董侯、殺太后，使復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勞一下自己，于是拜遠在幽州的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空出來的太尉之職則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實，大司馬與太尉是一回事，東漢時期的文獻經常混用這兩個職務。董卓把它一分為二，實際上也就架空了劉虞的軍權。此外，董卓又因擁立新君有功，得以加節傳、斧鉞、虎賁，領前將軍事，封郿侯。為了加強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選擇賈詡為自己的幕僚，隨即加拜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討虜校尉。

十一月，應蔡邕的表舉，漢獻帝拜董卓為東漢時期從未設置過的相國，有權“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以往，任何貴族大臣入宮都要小跑(趨)，并且在殿門外脫掉鞋子和襪子，以示對皇帝的恭敬，而現在這些“繁文縟節”都不再適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親也被封為池陽君。

為了維護自己新任相國的尊嚴，董卓加強追捕袁紹、袁術和曹操的力度，給他們制造了不少麻煩。在當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機。

和《三國演義里描寫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為企圖借獻“七星寶刀”之機刺殺董卓，失敗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況下，像一個忠誠的奴隸那樣，跟隨袁紹出城逃難去了。離開洛陽以后，曹操改名換姓，和幾名隨從向東潛行，來到自己的老朋友呂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呂伯奢不在，因為某種原因，曹操殺死了呂伯奢全家。

按照《魏書的記載，呂伯奢的兒子和賓客見財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馬匹物資，所以曹操親手殺死了他們。而按照郭頒《世語和孫盛《雜記的記載，精神高度緊張的曹操聽到呂家人在廚房里撥弄餐具的聲音，誤以為他們在準備謀害自己的兵器，結果“刺客綜合癥”發作，提劍而出，一連殺死八人，臨走時還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兩相比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過，《魏書這樣寫也有它的道理：作為魏國的官方史書，《魏書有義務秉承孔子的“春秋大義”，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為尊者諱”。像公元前632年的踐土之盟，晉文公召周襄王到會，孔子卻認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寫道：“天王狩于河陽。”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陽去打獵，半路上意外遇到晉文公等諸侯，賞光蒞臨，令諸侯們感激不盡一樣，“君君臣臣”之禮便得到了史家的虛擬維護。曹操貴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無上，在深明春秋大義的魏國儒生看來，他的惡行當然也必須嚴加隱諱和篡改了。

離開成皋之后，雙手沾滿呂家人鮮血的曹操來到中牟縣。當時，中牟縣已經得到董卓的命令，讓他們逮捕所有與二袁有關的可疑人員。所以，主管地區治安的亭長將曹操逮捕，押解到縣里。縣功曹以為董、袁相爭，天下將亂，勝負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紹的助手，于是勸縣令釋放了曹操。其實，這背后還另有隱情，因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護著曹操。

從中牟縣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繼續向東南方逃走。按照《魏書的記載，曹操在初平年間(公元190～193年)“興義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黃琬的追殺。據《后漢書與《后漢紀，黃琬確實曾經擔任過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經遭到黃琬的追殺，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紹、袁術逃離洛陽與黃琬升任司徒之間，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間的20天之內。

從地圖上看，曹操最終未能返回故鄉——豫州沛國譙縣，而是停留在兗州與豫州之間的邊境城鎮——陳留郡己吾縣(今河南省寧陵縣西南)。曹操從洛陽向譙縣進發，沿途經過成皋、中牟、陳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條路線(從洛陽到己吾，全程約250公里，騎馬者在4～5天內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來，曹操之所以最終沒能回到譙縣募兵，正是由于黃琬的阻撓。

按《后漢書·左周黃列傳，黃琬也曾是黨人，被禁錮了將近20年，與楊彪過從甚密，后來又與王允聯合謀殺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關系應當不錯。但是，黃琬肯定接到過董卓命他追捕二袁黨羽的命令，而且積極阻止曹操進入豫州境內，否則也就不會快速升任司徒。黃琬和部分黨人對董卓的態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還在于政治權力的分配。

《魏書又提到，曹操有一個朋友叫秦邵，字伯南。當曹操被黃琬的爪牙追殺時，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結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憐這個孤兒，便將秦真改姓曹，并收為養子，這就是后來諸葛亮的勁敵曹真。和其它許多歷史故事一樣，這個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虛構，但也不完全可信。對照《魏略的版本，再聯系相關歷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實發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殺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黃琬，而是袁術，所以我們將它放到后文中敘述。

在僥幸逃脫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縣、無法進入豫州的曹操宛如喪家之犬，情緒低落，而且非常缺錢，全無一點為袁紹招兵買馬、建功立業的激情和信心了。現在需要有人主動站出來，在精神上為曹操打氣，在經濟上給曹操資助。當然，此種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給洪福齊天的曹操撞上了。

這位東漢末年的活雷鋒姓衛，名茲，字子許。衛茲家產富庶，慷慨大度，多謀善斷，品德高尚，自幼聞名鄉里。當時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經親自拜訪衛茲，見他在市場上買東西從不討價還價，感慨道：“子許少欲。”成年后，衛茲立即被陳留太守推薦為孝廉，擔任車騎將軍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為司徒楊彪效命。據《后漢書·獻帝紀，楊彪出任司徒的時間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時曹操與衛茲已經起兵了。所以，衛茲在從洛陽趕到陳留郡與曹操見面之前，早已是楊彪的幕僚了，那應在楊彪當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說，衛茲去見曹操時的身份，應該是司空楊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楊彪的幕僚。

楊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術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又是袁紹的堂姐夫(或堂妹夫)。袁紹和揚彪的關系一向惡劣，但袁術卻與楊彪過從甚密，所以整件事情就變得很清楚了：

曹操本來根本逃不出董卓的手心，但袁術在逃亡前與司空楊彪打招呼，請他照顧曹操。袁術此舉，大概有把曹操從袁紹處拉攏到自己身邊的考慮。于是，楊彪授命幕僚衛茲沿途保護曹操，疏通官場關系，最后在陳留與曹操會面，給予曹操大筆金錢。楊彪選擇衛茲，當然是因為此人的家族在陳留很有勢力，陳留與曹操的故鄉譙縣相近，曹、衛二人的性格又相近，便于共事。只有這樣，曹操才可以順利地募集到討伐董卓的兵馬。

見到曹操之后，衛茲很吃了一驚。原來大家都以為，曹操是“天下雄俊”、“亂世奸雄”，但現在這個曹操卻顯得心灰意冷，似乎壓根沒有起兵的意愿。衛茲只好激勵曹操說：“禍亂的根源已經很長了，不打仗沒法解決；現在就得起兵，你不打人家，人家可要打你”。曹操聽后精神重新振作，便開始和衛茲在陳留郡募兵。

為了給袁紹、袁術、曹操等人創造招募軍隊的條件，周毖、伍瓊等人便勸董卓說：“像廢立皇帝這樣的大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袁紹不識大體，冒犯了明公，所以恐懼出奔，并沒有別的意思。現在我們如果急著懸賞捉拿他，肯定會逼得他狗急跳墻。袁家四世樹恩朝野，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招募豪杰，組織軍隊，聯合英雄起事的話，崤山以東恐怕就都不再是明公的地盤了。以我等的愚見，不如赦免他們，拜袁紹為一大郡的太守。袁紹一定會為自己能夠免罪而慶幸，不會再反對您了。”

董卓深以這個建議為然，立即以獻帝的名義拜袁紹為勃海太守、前將軍，封邟鄉侯，又拜袁術為后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袁紹在冀州接旨，領受了勃海太守與邟鄉侯的印綬，但婉言拒絕了前將軍的頭銜。隨后，他一面前往勃海郡上任，一面繼續策動韓馥等冀州地方官討伐董卓。

與安撫袁黨勢力同時，為了討好黨人，董卓又與楊彪、黃琬、荀爽等大臣為陳蕃、竇武及所有黨人平反昭雪，恢復他們的爵位，拜他們的子孫為官吏，并派遣使者到其墳前祭吊。看來，此時的董卓已經沉迷于洛陽紙醉金迷的生活，以為自己能夠與袁紹等人和解，從此過上舒坦日子了。所以，他在新年時借漢獻帝之口，宣布改元為“初平”，意為“從此開始，天下太平”。

這一回，董卓可大錯特錯了。 請記住:飛翔鳥中文小說網 www.fxnzw.com 沒有彈窗,更新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