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嶠詢問自己的看法，沈哲子并不意外。過往他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增加自己在時局中的話語權，話語權未必能與實際的權柄劃上等號，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包括如今的溫嶠在內，其實并沒有決定時局何去何從的話語權，能夠做到的只是在順應大勢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的給自己爭取一個有利地位。

未來的局勢安排，沈哲子早有腹案，此時聽到溫嶠問，倒也不須仔細思忖，沉吟片刻后便說道：“建康地近大江，舊吳于此建業，上則虎視江北，下則巡望江東。此地若失，進不足望中原，下不足鎮南土，不可輕棄。”

遷都與否這個問題，溫嶠并不是原本固有的盟友。過往的歷史上，溫嶠也曾經動念遷都往江州，當然這未必出于一己之私，但最起碼說明一個問題，固守建康未必是溫嶠的唯一選擇。

溫嶠與庾亮舊誼深厚，但這并不意味著他要完全放棄自己的政治意圖，況且歸都建康對庾家而言也未必是最好選擇。但沈哲子仍有足夠把握讓溫嶠支持自己。第一是因為溫嶠之所以能夠出鎮江州，是來自中樞的任命，其本身在江州并不具備太深厚的根基。第二則是因為溫嶠眼下健康狀況堪憂，不可能再長久坐鎮江州。

聽到沈哲子的回答，溫嶠便露出沉吟之色。相對于其他各有利益訴求的各方，他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在他身邊并沒有一個穩固的利益集團，換言之他如果要做出怎樣的選擇，不必顧慮太多。

誠然他在情感上是偏向庾家，但實際上隨著庾亮的死亡，他與庾家也沒有了一個牢固的合作基礎。況且他如今重病在身，未必能夠再執掌方鎮，所以做出怎樣的選擇，將直接影響到他來日在時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沒有親故家世可依仗的溫嶠而言，這個決定實在不好選擇。

溫嶠如今面對和陶侃一樣的困境，那就是后繼問題。在中樞權威日漸削弱的時下，事功并不足以決定一個人和一個家族的未來，換言之，惟忠惟義并不足以讓一個人獲得該有的回報。

歷史上，溫嶠在平叛過程中對庾亮的支持可謂不遺余力，當之無愧的平叛功。但是在平叛之后，溫嶠并沒有獲得與其功勛相匹配的對待。這是因為在戰后的安排，溫嶠并沒有與庾亮保持統一步調。

平亂后，庾亮因其舊罪勢必不能再居中樞，外放方鎮是其唯一出路。但如果他不在中樞，庾家在中樞的影響力勢必會出現一個空白，而且當時的方鎮也并沒有足夠安排庾亮的位置。當時對庾家而言，最好的安排無過于庾亮接手以歷陽為中心的豫州和江州，而溫嶠則放棄地方權威回歸中樞坐鎮。

但是溫嶠拒絕了回歸中樞的提議，這在他當時的處境而言不可謂不是一個好選擇，但可惜的是，溫嶠回到江州后不久便中風身死，并沒有足夠時間以經營江州。

再事后便是溫家的快沒落，溫嶠的兒子溫放之直接被配到交州擔任刺史，形同流放，哪怕當時的太原王氏王述都為其鳴不平，但繼庾亮之后執政的庾冰與庾翼，并沒有給溫家提供更多幫助。可見溫嶠當時的選擇，是有悖于庾亮的意圖，庾家存心報復。

畢竟在時下的氛圍而言，以溫嶠在蘇峻之亂所立功勛，其子哪怕不能節掌江州，擔任臺城清職也是綽綽有余。溫放之出任交州，而后死在交州任上，從此以后，溫家在時局中再無值得言道的作用和表現！

魏晉風流名傳后世，但其實在風流之外，則是諸多有識之士敏于事局而做出的無奈選擇。一個人的起伏興衰，乃至于一個家族的存亡斷續，往往源頭就埋藏在一個看似風雅的傳聞逸事中。

溫嶠眼下沉疴在身，而其諸子盡皆年幼，某種意義上而言，與垂垂老矣的陶侃沒有太大區別，甚至較之陶侃都有不如，畢竟陶侃年紀雖然很大，但精神還算矍鑠，可是溫嶠眼下的狀態已經不足以執掌方鎮。所以，眼下的溫嶠更需要一個確定實際、可以眼見的未來。

沈哲子眼下的表態，等于給了溫嶠一個承諾，他如今雖然沒有足夠的權柄，但是他比局面上的老家伙們都年輕，有更大的前景，而且還有足夠的背景。換言之，沈哲子的崛起已經是一個眼見的事實，老家伙們無論叫囂的多利害，贏了現在，但是跟沈哲子相比卻輸了未來。

時局中那些有意進望一步的人可以罔顧沈哲子，但像陶侃、溫嶠這種能夠眼望結局的的人卻不得不考慮沈哲子的看法。他們可以無視沈哲子，但是他們的兒孫卻注定要落在沈哲子之后！

在聽到沈哲子的話后，溫嶠便陷入了長久的沉吟中。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開口道：“駙馬收復京畿，過程我也有所耳聞，王師感召，叛臣知返，可謂大善。只不過，這些叛臣來日量用如何，仍需商榷啊……”

歷史上溫嶠對于降人的態度就是從嚴處理，眼下再提到這件事，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庾亮的政策。但是眼下，繼承歷陽降人勢力主要的是沈家，或者直接說是沈哲子。

說實話，從維穩局勢來看，這些降人是可用可不用。但一方面，沈哲子已經考慮好這些降人的安排，另一方面功過兩開，誠然歷陽部造反給江東造成極大戕害，但是他們也有舊功在身，而且未來仍有潛力可挖。從更長遠的一個維度來看，這些南北舊姓人家所做的惡未必就比歷陽軍淺。

相對于過往，沈哲子更看重未來。可以肯定的說，在沈哲子的引導下，歷陽軍這些殘余的人能夠對江東做出的貢獻肯定要比那些務虛的高門子弟要多得多，沈哲子更沒有理由放棄他們。

眼下溫嶠提起這個問題，沈哲子沉吟了好一會兒才開口道：“劉賊、石賊，俱為中朝之孽。匹夫之血，或感于時運不濟，或悲于德才不用，或嘆于大義不彰。而今神州蒙塵，何患熱血無可灑處？”

溫嶠聽到這話，眸子卻是微微一凜，旋即臉色便有些許迷惘，繼而悠然嘆道：“駙馬所感，使我追憶司空……”

沈哲子聞言后卻是微微一笑，溫嶠所言之司空自然是劉琨。劉琨在北地的做事風格便是兼容并包，憑其本身的名望拉攏一切可以拉攏的力量。但沈哲子卻不敢自比于劉琨，畢竟劉琨的功業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盡管沒有獲得最終的成功，但最起碼畢生都在奮斗。

后人談論劉琨的做法，總有太多說法，比如輕信鮮卑段氏招惹殺身之禍，歷史的局限性云云。但沈哲子身在時下，更能理解這種所謂歷史局限性背后的無奈。五胡亂華原因諸多，八王之亂的老生常談不提，漢民人口的銳減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后世言及三國，諸多將星璀璨，諸多激昂故事。但是不可忽略的一點是人口的銳減，東漢末人口五千六百萬余，西晉統一之后，三國人口七百萬余！即便當時有大量的隱匿人口，但漢民人口銳減是不爭的事實。太多讓人血脈賁張的故事，底色是漢民的大量被屠殺！

西晉初年的休養生息不足讓一代人成長起來，旋即便是八王之亂的亂世，匈奴、羯胡作為雇傭軍干涉到中朝權柄的爭奪。后人言及遷胡令不被實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但卻沒有看到，像羯胡之類早已經內附的胡人他們也是當時中原地區難以割舍的生產力！

在那樣的背景下，劉琨選擇依賴胡人的力量，并不是智淺，而是無可奈何。而沈哲子眼下的茍且乃至于縱容，同樣是有一個近乎悲壯的前提，那就是漢民特別是江東漢民的元氣，已經經不起太多沒有意義的元氣損耗！

以往沈哲子是沒有足夠的話語權，但如今他已經踏到了前臺，那是真的不希望江東再生什么割裂時局的紛爭。哪怕是那批殺良擄掠的宿衛，即便是死，沈哲子也希望他們能夠死在江北，哪怕這些人的犧牲只能換來寥寥一點羯胡的死亡，也好過在江東的論罪處斬。

溫嶠希望嚴懲降人以樹立中樞的權威沒有錯，但中樞還有什么權威可言？唯一的作用就是給南北各家提供一個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的場所，當這個作用都沒有了的時候，隨時都可以被一腳踢開！

庾冰聽到沈哲子違背溫嶠的意思，有意包庇那些降人，便笑著說道：“眼下京畿維穩，不便嚴查降人罪跡，待到行臺歸都，自是論罪而處，以儆后來。”

這話透出一股濃濃的虛偽，而且溫嶠的本意也并不是要嚴懲匡術等降人。提起這個問題，就如王導借由張闿之事試探陶侃等人一樣，真正的意圖還在其他，畢竟他本身與那些降人并沒有仇怨，即便是殺了那些人，對他也沒有什么好處。

當著溫嶠，庾條并不好直接顯露出兄弟的失睦，只是順著這件事講起來的時候已經商討過的事情：“二兄著我等來見溫公，請問來日將何去何從？如今大兄已經不在，內外能為依托者惟有溫公。”

眼下的矛盾，并不是取巧能夠解決。沈家因為所處的位置和立場，在行臺歸都的問題上并不好直接表態，要爭取溫嶠這個實力派的支持，自然要付出足夠大的誠意。庾條這么說，等于是希望溫嶠能夠接替早先大兄在時局中的位置，成為他們在中樞的一個代表。

沈哲子也開口道：“如今臺中能托重任者，中書、卞公俱亡，6公年邁，陶公少文，郗公遠鎮，太保獨木難支，余者名實難附，溫公之外，已無余子。”

今昔不同勢，歷史上溫嶠拒絕歸都，一方面是病患沒有爆，另一方面則是庾亮仍在，他入朝也只是放棄實際的權柄，實際還要為庾亮聲。可是現在，他健康堪憂，已經難以久鎮江州，而且肅祖遺命的輔政也只剩下他才能與王導抗衡。因而回歸臺城，對于溫嶠而言反而是一個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