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跟周赫煊之間的關系，變得有點微妙。從錦州戰場回來以后，張學良就沒有再見過周赫煊，兩人甚至互不通信，就像彼此根本不認識一般。

“張學良此人，誤國甚矣！”

這是胡適來天津拜訪周赫煊，見面說的第一句話。

“九一八事變”對胡適刺激很大，此后他幾乎每年都要寫關于東北的文章，并第一個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于九一八”的觀點。

“九一八”的第二天下午，胡適就寫了一首詩：“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黑虎今安在？黃龍亦已陳。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

這首詩寫的是劉永福、唐景崧等人，當年在《馬關條約》簽訂后率眾拒日保臺的事跡。他把當日的臺灣，比作今日的東北，懷念劉永福這樣的抗日志士，又恨自己書生無用，不能提刀驅趕日寇。

胡適如今在北大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是鄰居。1號住著陳垣、傅斯年，3號住著梁思成、林徽因，胡適則住在4號。

“可恨啊，可恨，”胡適痛心地說，“日人欲侵略我東北土地，其狼子野心早就暴露無遺。可上至南京政府，下至奉系軍閥，都忙于內斗爭地盤，竟把廣袤的黑土地讓于日人！”

正如胡適所言，不僅是周赫煊這個穿越者，當時好多國人都看到了日本對東北的威脅，卻只能眼睜睜的目睹局勢惡化。

胡適有個朋友叫丁文江，是北大的地質學教授。

丁文江早在1927年，就給胡適寫信，說他最近在研究日本問題，深切地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就在九一八爆發前夕，胡適和丁文江還同游半個月，多次提到日本的侵華野心。

周赫煊無奈地說：“就像甲午海戰一樣，國人的心要被徹底刺痛，才能奮發圖強。”

胡適苦笑道：“我們以前喊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文藝復興，現在國難當頭，學術和科學都不頂屁用。在君兄（丁文江）前兩日自嘲，說知識分子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言語雖粗鄙，但說的卻是實話。”

“飯桶也是有些用處的。”周赫煊安慰道。

胡適說：“我這個飯桶，最近也在苦思自己的作用。最后發現很無奈，頂多站出來喊幾聲口號，真的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周赫煊說：“口號也需要有人喊。聲音大了，才能震耳發聵，國家和人民才能團結起來。”

“我也是這個想法，”胡適說明來意，“我們不僅要喊口號，還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學術性。我跟幾個朋友，準備創辦一本《獨立評論》雜志，專門討論國家和世界局勢，以開國人耳目眼界。明誠你是這方面的專家，還請加入進來！”

其中蔣廷黻還因為在《獨立評論》寫文章，被常凱申三次召見，最后受邀擔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周赫煊當即答應道：“這種事我當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論文章，定然按時保質地送到。”

“如此，謝過了，”胡適高興地說，“有明誠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夠取得良好效果。”

胡適此人雖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關于“九一八事變”的處理，他的觀點非常理性且正確。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只想著依靠美國和國聯解決，卻遲遲不肯跟日本交涉。

當時日本內閣還沒有偏向軍方，主動提出五項談判原則，大致上想要把東北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按照日本內閣的要求，雖然中國會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適多次寫信給宋子文，主張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國民政府就像一頭鴕鳥，把腦袋扎進沙子里，既不敢對日宣戰，也不敢跟日本談判，白白浪費了大好的外交時機。

事實上，只要當時中國和日本達成外交協議，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穩腳跟。即便日本內閣反悔，中國這邊說起話來也更硬氣，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外交狀況更加險惡。

這是個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當時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國際太平洋學會預定在上海舉行，胡適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由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胡適決定延期舉行會議，后來經過仔細考慮，又決定不延期。胡適認為，“因為本次太平洋會議是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中國事件供討論”，他想利用會議譴責日本的無恥行徑。

可惜一群國際知識分子開會，根本翻不了天，頂多也就激起外國學者對中國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會議邀請了的，不過會議期間，他跟隨張學良去了錦州。

對于張學良，胡適在文章里是如此評價的：“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適，攤開紙筆開始抽煙思考，良久動筆寫下標題——日本政治的二元屬性以及關東軍的東北擴張計劃。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菊與刀》一書雖然全面闡述日本，但許多細節不可能寫清楚。

既然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正好借助這個平臺，深入剖析日本各國的情況。每篇文章寫一個方面，幾年下來，至少能給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爺們提供點抗戰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