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5章 法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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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納爾·索雷爾和他的同伴們回到巴黎后，立刻就成為這座城市無可爭議的主角。
巴黎的沙龍、咖啡館和報紙版面，迅速被“美國歸來”的話題所占據。
一股名為“美利堅”的旋風，爭猛烈地沖擊著這座自詡為“歐洲人的首都”的城市。
除了萊昂納爾婉拒了幾乎所有公開活動和采訪，其他幾位作家幾乎來者不拒。
他們剛結束了一場盛大的巡演，迫不及待地想要與同胞分享在新大陸的見聞。
愛彌兒·左拉在《費加羅報》的專訪中，對記者說：“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社會展現出的那種樂觀和自信，是當前歐洲，尤其是法蘭西，所稀缺的。
在紐約，在波士頓，在舊金山…你都能感受到一種信念——相信明天會更好，相信通過努力可以改變命運。
這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當然，這種力量是粗糙的，甚至是野蠻的，他們的城市也缺乏巴黎的積累，他們的社交禮儀有時過于粗魯和直接。
但你不能否認那蓬勃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我有時覺得，法蘭西或許過于精致了，以至于在某些方面顯得格外疲憊。”
這番話在《費加羅報》上發表后，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
一些讀者贊賞左拉的坦誠，另一些人則感到被冒犯，認為左拉夸大了美國的優點。
阿爾豐斯·都德則在《小巴黎人報》上連載了他的旅美隨筆，他的筆觸更溫和，也更詩意。
他描繪了紐約港歡迎自己一行人的盛大隊伍，感慨于一個新興國家塑造自身形象的雄心；
他寫到波士頓圖書館里如饑似渴的年輕面孔，認為美國人對知識的渴求，絲毫不遜于對財富的追逐。
他們或許還沒有誕生自己的莫里哀或雨果，但他們正像一個嬰兒吮吸母親的乳汁一樣，汲取歐洲文化的養分，努力想要發出屬于自己的第一聲啼哭。
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躁動！
埃德蒙·德·龔古爾，在《吉爾·布拉斯》雜志的沙龍訪談中，承認美國的工業震撼了他，但也批評文化上的淺薄，以及過于崇尚物質的缺點。
“那里的一切都圍繞著‘有用’和‘效率’打轉，即使是藝術和文學，也往往被視為一種‘產業’，這讓我們感到一些不適。
但你必須佩服他們的行動力，他們在建設，瘋狂地建設，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巨大的工地。
而我們似乎更擅長在房間里進行爭論，一旦走出房間，就對現實中的問題束手無策。”
若里斯卡爾·于斯曼，則在《現代生活》雜志上撰文，詳細描述了美國媒體的運作方式。
最讓我驚訝的，并非他們的報紙銷量有多大，而是他們對待批評的坦承。
當索雷爾在舊金山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存在‘錫幣皇帝’和‘小鎮領主’時，發生了什么？
有些媒體即使不贊同他的觀點，也原文照登了他的演講，甚至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
即使面對外國人，他們也有一種承認自身缺陷的勇氣和自信。
而這在巴黎，恐怕難以想象！
當然，最受大眾歡迎的，還是居伊·德·莫泊桑。
他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鮮活、生動，充滿獵奇的細節，極大地滿足了巴黎市民的好奇心。
他繪聲繪色地描述紐約高聳的大橋，調侃美國飲食那巨大的分量和單調的口味，還得意地提及自己在大學演講時如何風靡年輕女學生。
他甚至專程寫了一篇關于美國女性的文章——
美國的女士們，尤其是那些大學里的年輕小姐，她們身上有一種在歐洲很少見的大膽和直率。
她們敢于在公開場合表達意見，敢于直視男性的眼睛，甚至敢于主動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
當然，波士頓的女士們除外，她們包裹得像是要去參加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儀式。
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讓人有點不知所措。
這篇文章在巴黎的沙龍和咖啡館里被反復引用、討論，引發了關于女性地位和教育的又一輪熱議。
通過這些作家們的眼睛和筆觸，一個更鮮明、更真實的美國形象，逐漸在巴黎人心中清晰起來。
它不再僅僅是那個“只有金錢和鋼鐵的暴發戶”，沒有歷史、沒有文化。
它有了血肉，有了精神，既有讓人贊嘆的活力，也有令人不安的缺陷。
作家們的見聞，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巴黎媒體和知識界的集體反思。
《共和國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
我們的作家們帶回的不僅僅是一些異域風情的見聞，還映照出了法蘭西如今的倦怠。
我們擁有盧浮宮，擁有先賢祠，擁有綿延十幾個世紀的燦爛文化，這是我們的驕傲，但也成了我們的負擔。
當我們沉湎于過去的輝煌，習慣于在沙龍里進行永無止境的、卻無關痛癢的辯論時，大西洋對岸的那個年輕巨人，正以一種近乎魯莽的精力，開拓著它的疆土，塑造著它的未來。
我們是否已經在精神上，成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婦人”？
“老婦人”這個比喻，迅速抓住了巴黎公眾的想象力，也刺痛了許多人的神經。
《費加羅報》的評論則試圖平衡這種反思：
讓我們保持清醒吧，先生們！美國的活力值得贊賞，但問題同樣觸目驚心——
“錫幣”制度下是對工人的變相奴役，種族隔離依舊頑固地存在，還有充滿暴力的選舉…這些都是文明社會的毒瘤！
法蘭西的“老”，是成熟，是積淀，是歷經革命風雨后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踐行，我們無需妄自菲薄！
我們的使命，不是去模仿美國的“新”，而是讓我們的“舊”，煥發新的生機。
很快，不同的聲音開始出現，并且越來越響亮。
立場保守的《法蘭西行動報》率先發難，幾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評：
我們的一些作家，去了一趟美國，呼吸了幾口那里充滿銅臭和煤灰的空氣，回來后就仿佛得了‘失憶癥’！
他們忘記了是誰的語言被世界尊為最優雅的交流工具，忘記了是誰的文學照亮了人類的精神，忘記了是誰的革命激勵了世界！
左拉先生看到的“樂觀積極”，不過是堆砌物質后淺薄的滿足；莫泊桑先生欣賞的“女性獨立”，背離了上帝教導我們的傳統美德；而于斯曼先生稱贊的“媒體坦誠”，無非是商業利益驅動下的表演！
先生們，你們是否還記得自己是一個法蘭西人？你們是否被那些美國人的美元晃瞎了眼睛，以至于失去了對我們自身文明最基本的自信力？
《巴黎回聲報》也加入了論戰，它諷刺道：
看來，我們的文豪們不僅帶回了美國的見聞，也帶回了美國式的“自我批判”精神。
只是，他們將這種批判用在了自己的祖國身上，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當我們內部的批判聲音，與外部的“榜樣”結合起來，那會動搖我們民族的根基！
這些抨擊并非空穴來風。
在一些沙龍聚會中，確實開始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應該將美國視為未來的燈塔，認為法國應當放下身段，學習美國的務實和效率。
尤其是第三共和國換個不停的內閣，與停滯不前的國家建設，讓人覺得法國確實已經垂垂老矣。
這種論調，又讓許多立場保守的精英感到不安。
一時間，巴黎的輿論場分裂了。
咖啡館里，人們為“美國究竟是榜樣還是警示”爭得面紅耳赤；
沙龍中，貴婦和紳士們圍繞著“法蘭西是否已經老邁”展開尖銳的辯論。
報紙上的論戰文章一篇接著一篇，觀點激烈碰撞，火花四濺。
支持左拉等人的人認為，敢于正視他國的優點和自身的不足，才是真正的愛國；
反對者則斥責他們是被“美國神話”蠱惑，喪失了文化上的自信。
整整兩個星期時間，法蘭西的輿論界都在為萊昂納爾等人的美國之行吵翻了天。
圣日耳曼大道117號的公寓里，萊昂納爾·索雷爾對窗外的喧囂充耳不聞。
他書桌上的稿紙越堆越高，剛寫出《太陽照常升起》的法文原稿，又忙著給“佩雷爾號”的八個故事寫大綱。
唯一會外出的理由，就是要前往法蘭西喜劇院，盯著《咖啡館》首演前最后的幾場彩排。
蘇菲有時會帶來一些報紙，念幾段上面激烈的爭論給他聽。
萊昂納爾通常只是聽聽，偶爾笑笑：“讓他們吵去吧，爭論本身，就是活力的表現。
如果連這點不同的聲音都容納不了，那法蘭西就真的老了。”
他走到窗邊，看著樓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報童在高聲叫賣著最新一期的報紙。
萊昂納爾說：“你看，巴黎還是那個巴黎。它會消化這一切，就像它曾經消化過無數次這樣的沖擊一樣。
最終，它會繼續走自己的路。”
蘇菲笑著問：“你真的不想說些什么嗎？要知道，《咖啡館》要首演了…”
萊昂納爾回頭看看她，也笑了起來：“你越來越了解我了。”
說完，他從桌上的稿件中抽出薄薄的兩頁紙遞給蘇菲：“把它寄給《共和國報》。”
蘇菲接過稿紙，只見的標題赫然是：
《法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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