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六章 莫利

　　(開啟屏幕滾動，鼠標滾輪控制速度)畫中的薛定諤_第三百八十六章莫利小說作者:文山雪內容大小:2712.71KB下載:上傳時間:2023022809:22:01

　　莫利出生在上海，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磨床工人。

　　父親很希望莫利有一技之長，所以，莫利歲數還小的時候，就想讓莫利學樂器。

　　快上小學的時候，莫利隨他們去了貴州遵義，那里有一個工業基地，許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設。環境極為艱苦，糧食不夠，副食匱缺，一個月只能吃一次肉，兩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貧乏了，學習音樂幾乎是奢望。孩子們的玩具多是報廢的螺絲釘、軸承和打磨的鵝卵石。

　　即使在這樣的環境里，父親也不放過任何可以讓莫利接觸音樂的機會。莫利們樓下住著民兵連長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錯。莫利就跟他學習，學費是每星期莫利們家請他吃飯。

　　跟小王老師學習既有樂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對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練。父親與小王老師配合，紅臉白臉，幾乎是灌輸式、填鴨式。但以后想來，這種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習慣可以及早糾正。

　　兩年以后，小王老師的琴藝已不夠教莫利的了。父親帶著莫利到遵義城里遍訪名師，莫利記得京劇團有個老頭有兩下子，他糾正了莫利的指法，還講了如何恰當運用上滑音和下滑音。這時候，莫利拉的曲目都是樣板戲的唱段，對初學者來說，極為幸運。因為，這些音樂博采眾長，融幾代民族民間藝人的成就于一體，可以說是中國音樂的集大成，而且又樸素簡約、正氣浩然。

　　三年級那年，父母把莫利送回上海。

　　莫利開始了比較正規的音樂訓練。莫利的新老師是一個名角的琴師，年紀很大了，因為右派言論丟了工作，賦閑在家。他給了莫利一些樣板戲的總譜，用五線譜教莫利練習。莫利得以了解各個聲部的變化，并且擯棄了原來隨便加花的壞習慣，嚴格地按譜子的墊音演奏。他給莫利的總譜成了莫利最早的音樂啟蒙材料，對莫利以后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時莫利還太小，太貪玩，總是用捉迷藏的辦法逃避教學，沒有讓老師稱心如意。莫利現在還保留有一本《紅燈記》的總譜，上面寫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莫利留著這本譜子，以紀念他的教誨。

　　后來，莫利去了市少年宮，參加了不少文藝活動，經常到工廠、農村、部隊，為工農兵演出。反擊右傾翻案風那陣，歌詠比賽特別多，莫利們學校讓莫利擔任合唱指揮，實際上那只是一種擺設，表演的噱頭，不過，可以在體育館當著許多別的學校的師生出風頭，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為莫利出盡風頭，就不好好學習，覺得自己有些特別，招來別人的嫉妒。莫利們班有對兄弟，是老留級生，聽說是某軍區司令的兒子，他們周圍聚攏著一批"小兄弟"，總是與莫利過不去。為此，莫利也組織了一些"同道"，和他們對抗。特別有意思的是，莫利還給莫利的"同道"們每人買了一冊單行本《論持久戰》，當時這本書零售價只有七分錢。小孩子誰讀得懂這樣的書呢？倒是成了莫利們這伙人的一種標志和時尚。不過，莫利們的活動比他們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莫利們來往，漸漸地，他們的人都加盟到莫利們這一邊。在莫利快升五年級的時候，莫利們已經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帶小有名氣了。莫利們經常在閑置的公共汽車里聚會，記得有一次莫利給大家講《珍珠塔》的故事，被一個汽車修理工聽見，說這是黃色故事，還對莫利們發出了警告；莫利們越來越過頭，甚至還躲到一個同學家學抽煙；在附近中國中學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發展到夜里去把"上海電影譯制廠"和"第五中學"的招牌偷換對調的程度；當然，還聚眾打架、逃課、考試作弊…直到有一天，莫利們學校組織看電影，一個平時和莫利很要好的女生在電影院跟莫利講，說莫利學壞了，莫利才開始有所警覺。她比莫利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莫利多，莫利很能聽得進她的勸告。回家的路上，莫利們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寧靜，莫利感覺得到她暖濕的呼吸落在莫利面龐上的溫度。她說莫利和他們不一樣，還說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這些話觸動了莫利的思念之情，莫利突然非常非常想念莫利在西南的父母。于是，莫利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來，一連給莫利父親發了三封信，要他來接莫利。

　　父親來接莫利的時候，領導人逝世。全國都籠罩在悲傾欲絕的氣氛里，莫利也很悲傷，可那不是因為領袖的去世，卻是來自少年的成長。成長需要一些突發事件，比如一個時代結束了，比如莫利馬上要走了，要與你們告別了。

　　莫利的初中是在貴州念的，莫利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時期，莫利的音樂教育幾乎停止了。沒有人要求莫利練琴，莫利的京胡掛在墻上，蒙著厚厚一層灰，雨天過去以后，蛇皮裂開了。

　　初中莫利的教育主要是在課外完成的，父親給莫利準備了很多詩書，為莫利制定了一個計劃。莫利讀這些書，讀得很苦，失去了和別的孩子玩鬧的機會，變得像個書呆子。好在家里有一臺電唱機，莫利和妹妹經常用它聽音樂。莫利妹妹學的是大提琴，現在鋼琴彈得也不錯，可是她似乎與音樂無緣。那時，妹妹是莫利的音樂同學，莫利們聽柴可夫斯基，聽貝多芬，聽斯特勞斯，聽得如癡如醉。可是，有一天，父親突然問莫利們："這些有什么意義呢？你們誰能告訴莫利這里究竟寫了些什么呢？"莫利終于發現，父親是很不懂音樂的，他有時甚至很討厭音樂。后來，莫利搞樂隊，莫利們的作品他也不欣賞，與莫利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歡。莫利就更斷定他是恨音樂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莫利從謀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訴莫利他剛做了一個夢，在夢里他仿佛聽見莫利在吟唱，而且歌聲清越，就像從后樓傳來一樣真切。莫利漸漸發現，莫利不在家的日子，他總是拿出莫利的唱片一遍一遍地聽。現在，莫利幾乎和誰都不怎么聊音樂了，卻經常和莫利父母聊。莫利發現，他們的反應是那么敏銳，那么準確。尤其是父親，他的耳朵有點聾，莫利在鋼琴上寫一首歌，他似乎沒有聽見，可是，忽然他就會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細節。

　　因為要升學，莫利再次了然一身回到上海。這個城市和莫利離開它時已經很不一樣了。街道不再安靜，行人也多了起來。莫利時常獨自回到徐匯區永嘉路一帶徘徊，并不去找小學的同學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園聽取莫利們孩提時代嬉鬧的動靜。可是，除了風聲、雨聲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聽不見了。莫利再次回到莫利們曾經常去的電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來讀過《論持久戰》的小同伴，他告訴莫利，莫利走以后大家還在一起玩，可是，后來鬧騰得事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個犯了強奸罪被逮起來了。

　　兩年前，莫利又想起這些往事，一些聲音揮之不去，就寫了一個弦樂四重奏。

　　1982年秋，莫利開始在上海中醫學院醫療系上學。這個學校在業務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當時，各大學的詩社林立，沙龍俱樂部群起。莫利因為寫詩，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學的一次關于"星星美展"的講座上，莫利結識了不少各院校的學生詩人和社會上的文藝青年。和他們的交往，極大地影響了莫利的思想。莫利也開始在莫利們學校組織文藝小團體，發展和推動新詩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團體在華東師范大學麗娃茶座開了個大會，參加的有一百多人，會后《大陸》創刊。默默、孟浪、劉漫流、京不特等，當時與莫利過往甚密。因為在很多問題和觀念上，莫利與《大陸》有距離，所以并沒有參加具體工作。參加新詩運動的許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來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經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難忘的日子，朋友們的音容笑貌。

　　那時，究竟還是孩子，不諳世事。莫利們簡單地學習婚皮士，經常夜宿女生樓，實際是情竇初開的年齡，卻做盡了彼此傷害的事情。莫利和詩社的幾個男男女女，扒火車，南上北下，喝得酒氣熏天，裸臥在農民的莊稼地里；抽煙抽得昏天黑地，舌頭麻木，滿嘴發苦；在解剖教學樓頂徹夜長談，玩戀愛游戲，最過分的一次，七天只睡兩個小時；為了追逐一個德國女孩，拼命學習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藥理實驗室尋找硫磺酸，查閱大量書籍，配制興奮劑。

　　好事也做過不少。在東安公園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時去照看一位癌癥晚期病人；輔導鄰居的孩子學英語；組織同學和不講理的校方膳食科斗爭；賑濟經濟條件差的外地同學；逢年過節為年級活動排節目；冬天在醫院實習，把聽筒在自己胸口焐熱，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脹的虛榮心占著上風，一切不過是為了出出風頭。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慣，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后來，莫利又組建搖滾樂隊，還響應1985年底的學生運動寫了大字報。在開完第一場音樂會后，莫利被市公安局請了進去。經過三個月的調查，莫利的問題被退回學校處理，可是校方不準備接納莫利，他們把莫利送進了勞教農場。在勞教農場，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關于組建樂隊，是受了艾倫·金斯堡的啟發。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來過上海。因為當時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圍的宣傳，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頭就扯開嗓門唱起來。講座是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小樓里舉辦的，外國留學生都仰慕他，紛紛前去。莫利是隨莫利的德國女朋友去的，原來也并不知道廣告上寫著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誦了《母親》的片段，聲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還拿出他的單音手風琴和澳大利亞巖石，介紹獨特的吟唱藝術。講座后，莫利和他交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于他感興趣的中國現代詩的問題。

　　莫利曾經深感漢語書面語與口語兩異的好處，也極為詩與歌在語言的長河中終于分離開來而尷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給了莫利一點提示。漢語的現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復弦歌的傳統？作為聽覺的語言是否簡單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語？漢語現代化只能走印歐化的路嗎？白話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詩。把詩文拿來唱誦，不僅是一種檢驗，也是一種直接的試煉。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開始了。莫利和學建筑的一個學生葉虧夫組建了一個創作組，取名為"再見"，其后，又易名為"太陽同伴現代城市民謠演唱組"。不過，那時是混亂的，忽而唱詩，忽而搖滾，又忽而民謠。其實，只不過與莫利們接觸的書本和唱片有關。伍迪·加瑟，瓊·貝茲，鮑勃·狄倫，約翰·列農，弗拉基米爾·維索斯基，陳達，努葡拉…一長串人物與莫利們形影相隨。莫利們還不太明確要走的路，舉步維艱，苦苦摸索。另外，成長的主題還沒有完成，莫利們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開始撿起莫利的音樂，學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間，這段日子莫利變得沉靜起來，不屑于去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對書齋式的文讀主義的現代派興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時間廳在學習和聲學和體驗語言上，和樂隊成員一星期一次的排練交流和創作討論成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聞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氣息，再次注意到少女們含蓄的美固定時間在同一個車站候車的人，縝密的雨水和棲息在電線上的野鳥，引伸到海濱的鐵路線，這一切都會引起莫利的關注。日子變得有序起來，然而，新的開端卻被粗暴打斷。莫利失去了自由。

　　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滿三個月后，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轉站，在那里新的勞教學員要經過初步的整訓，然后才能送往外地農場。莫利被剃了光頭，照了囚照，體面全無，威風掃地。因為身體狀況不好，加上別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只腳開始發炎化膿。

　　莫利們這批人要被送往江蘇省大豐縣的川東農場。這個改造農場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個婦教所，舊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徹底的洗心革面。在大豐的二年多，莫利還看見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現在已經變成場工，從良嫁人，生兒育女。記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里碎苞米，連續干了幾天，神情恍榴，骨頭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絕望極了。一位阿婆，她是當年的不良人，對莫利說："別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過來人，多少年了，我沒有看見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會好起來的。"這些話和后來她給莫利的一些關照，使莫利挺過了危險期。

　　莫利們被押解去農場是1986年的中秋節，那天月亮出奇的好。當天晚飯，發給每人兩只雞蛋，老號子說，明天準走，吃雞蛋的意思就是讓莫利們滾蛋。給他說著了，夜里三點，凄厲的哨子響徹牢房。一陣折騰，莫利們給塞進囚車，卷著鋪蓋集體流放了。透過設有鐵欄的車窗，莫利看見上海的夜空圓月朗朗，安詳，美麗，溫潤之極。經過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聯想涌動了心里的淚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圓"啊。本來莫利是應該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這樣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團圓呢？

　　這個中秋節仿佛是一個隱喻，后來，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揀選這一天降臨。一年年過去了，莫利抬頭看著月亮，含著眼淚寫道：

　　"月亮總是在分別的時候圓起來，分別的時候總是在相愛的時候來到。"

　　那時候，莫利們家困難到了極點，母親已經病退，工資微薄；妹妹正在實習，還沒有分文收入；而父親則遠在貴州，因為要支撐這個家，必須獨身留在那里，掙幾十塊錢的薪水。為了給莫利買必要的書籍和郵寄生活必需品，母親通過一個親戚介紹，拖著病體，起早貪黑地去一家工廠的食堂給人做飯。最殘酷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來自各方的精神壓力。莫利所有的同學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親戚都不見了，像躲瘟疫一樣躲避莫利們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讀書筆記的書，他們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動言論，鄰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閑言碎語，不懷好意的人開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戀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見莫利母親，說了很多安慰的話。她對莫利依然有信心，認為莫利回到社會以后，一定還能做得很出色。

　　這些事情開始觸及莫利的靈魂，開始無聲地嚙噬著莫利的心。很多問題，莫利一時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須學習，克服重重困難學習。

　　莫利用十八塊錢從釋放的人那里買來一把吉他，拜所有會彈吉他的人為師，不論勞教分子還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來所有可以找到的書，胡塞爾的《現象學》，馬爾庫塞的《單面人》，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埃利蒂斯，博爾赫斯，布萊西特，聶魯達，索因卡，西蒙·克洛伐爾，《詩經》，《楚辭》，《稼軒長短句》等等，等等。還有音樂教材，和聲學，配器法，賦格，民歌資料，一本本總譜。

　　莫利還搞來一部老的雷明頓牌的打字機，試著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寫下來。后來，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詩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歡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陣子，莫利熱愛音樂到了發狂的地步。莫利甚至喪失理智地對看管莫利的警察說，給農場買一架鋼琴吧，為了鋼琴，可以改判莫利無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場勞動。他不置可否地對莫利笑笑。他的這種笑，莫利很難忘，因為是善意的，又充滿苦澀。當然，莫利讀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為了音樂，莫利付出的不少。終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們和莫利取得了聯系。通過互相通信，莫利們分散的人重又聚攏起來。"再見"創作組開始成熟，在經受磨難以后，莫利們變得堅強。莫利不斷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斷地擴充力量組織排演。有一天，他們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參加"星期廣播音樂會"的直播，興許莫利可以聽見。一個警察被莫利們的努力感動，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給莫利一臺短波收音機。莫利們幾個勞教分子不顧酷暑，簇擁在一頂蚊帳里，聚精會神地聽混有嚴重電磁干擾的音波：貝司和架子鼓搖晃著騷動起來，接著發制器吉他開始穿行其間，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詞和吟詠它的聲音，莫利清晰地聽見葉虧夫在唱。這就是莫利的音樂，莫利的靈魂，從住著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過烏云、雷電、長江的波濤、嚴密的防風林和幾萬公頃的麥田，來到了高墻與鐵絲網之內，它沖擊著莫利的鼓膜，沖擊著莫利的每一根神經。

　　在農場，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們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識，不論犯人還是警察，他們都渴望掌握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條件有限使他們缺乏文化知識，他們也會對和他們有同樣感情的"知識分子"充滿崇敬。哪怕聽一聽關于知識的事情，哪怕聞一聞有學識的人的氣味。在泰戈爾的詩和孔子的教誨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樣天真。

　　莫利被安排在農場的學校里教書，因為缺少教員，莫利什么課都教，從語文到數學，從馬列主義哲學到農業基礎。莫利永遠也不能忘記的是，每當莫利給犯人授課的時候，監督的警察總是靜靜地趴在窗口，忘卻了自己的職責，像一個失學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課堂里聽講。

　　當有犯人沖撞教員的時候，警察的處罰很粗暴。有個犯人搗蛋，上課偷偷抽煙，結果警察將一把香煙擰斷，泡在水里，讓他喝下去。但是，這些警察實在也是很可愛的，當犯人喝完泡過香煙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來問莫利是否要出人命。自然，莫利經常用一些醫學解釋來夸大危害性，免得他們大打出手，違反紀律。

　　有一件事，對莫利觸動不小。

　　一年冬天，農場開國河。這類超重體力勞動，對莫利來說，實在是一種體罰。莫利的身體，無論怎樣都是承受不起的。為了減少麻煩，莫利服了無味紅霉素和氯丙嚷，以制造轉氨酶升高的假象。莫利要求到場部醫院驗血于是，一位姓蔣的警察陪莫利去了。回來的路上，他請莫利去他家小坐一會兒。在他家里，他給莫利做了一碗面條。莫利不肯吃，告訴他或許病毒要傳染，他說不礙事。莫利就吃了。吃完后，莫利鄭重叮囑他把莫利用過的碗筷分離出來消毒。這樣做，一是為了保護莫利自己，再是為了打消他的疑慮。他口上應諾了，神思卻也不在意。這事就過去了。幾個月以后，莫利被調到一個嚴管大隊服教，在那里吃盡了苦頭。一個風雪狂飛的夜晚，姓蔣的警察來看莫利，只是為了請教幾道代數題。莫利給他講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難受的滋味。看著他棉襖上還沒有彈盡的雪，還有一臉的謙遜誠懇，莫利實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擔心傳染，心里有疙瘩，過日子也過不踏實，又不好當面問莫利。沒想到，他聲音很輕，很平靜地說："莫利早看出來了，別再提了。"他走的時候，還給莫利留下一點吃的東西。

　　監獄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莫利的這些敘述絕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許將來莫利會寫本書，把經歷過的一切好好講一講。莫利在這里記蔣同志的故事，是為了說明一種微妙卻深刻的情感變化。

　　農場歸根結底不是寺廟，不是慈善機構。原先有人努力朝那個方向去做，所謂"感化、教育、挽救"，后來，下了一個文件，說要加強專政意識，情況便急轉直下。

　　來了一位復旦大學畢業的大學生當大隊長，從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給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發生了質變。莫利們經常在烈日下集體練習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幾百人的動作必須整齊劃一，否則就要受到處罰。輕的禁閉，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話題，懲罰、給你教訓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聽司法報告的會議上，莫利得罪了這位復旦的高才生，他變相地關了莫利的禁閉，還集合所有犯人開莫利的斗爭會，會前群體合唱勞教人員《五要十不準》。這首緊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調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傳唱。可是，讓莫利最受不了的還不止這些。夏天的一個傍晚，天氣涼爽，莫利忽然被傳喚卻是新大隊長要召見莫利。他上來先過問了莫利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處罰向莫利表示歉意，說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規，現在立規矩，所以不得已要這么做。而莫利似乎應該享受特殊待遇，與其他犯人不同。他認為莫利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隨著改革的深入將來也就不算什么問題了。最后，他邀請莫利和他一起到大隊部樓下乘涼，在纏滿葡萄藤的樹蔭底下，和莫利聊起了波普爾的符號之類。莫利的心思全不在這些話題上，心里忽然想到一個人，就是老奴隸伊索。

　　新大隊長這類人和蔣同志完全是不同的。莫利在情感上明顯偏向后者。要是幾年前，當莫利還是熱愛出風頭的醫學院大學生時，也許莫利會認為邀莫利乘涼談哲學是一種開明的做派，可是，經過煉獄的莫利已經絕然不是以前的莫利了。在蔣同志那樣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許真的像他們說的不是什么"法治"，但莫利感覺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碼的尊嚴。有時，在激烈的沖突中，拳腳相加也確實難免，但那并不出于懲罰和輕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憤怒。通常情況下，蔣同志式的廣大警察會按照行政規定做事，當然，有時候他們也會"違規"，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釋放的犯人家里吃頓飯，討張戲票看戲，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種自信。

　　實際上，大部分底層的警察都很善良、單純，對如今這個變化多端的社會毫無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惡貫滿盈的犯人教會了他們厚黑的世故。莫利經常聽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對一個個回城的犯人唱嘆："你們三年兩年，而莫利這一輩子都守在改造農場。這算什么？"

　　莫利自由了，被提前幾個月釋放了。原因是莫利曾經教過的學生升了學或拿到了文憑，這對農場很重要，體現了他們獄政的成績。

　　黎明時分，莫利到達上海，聞著熟悉的炸油條的香味，莫利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莫利有點不適應，不敢馬上回家，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可是，還沒有拿起聽筒，莫利就撥號，公用電話亭的老太太很納悶。原來是莫利竟然已經忘記怎么用電話了。

　　莫利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時間，以調整心態。很多過去的老朋友又紛紛出現了，他們三三兩兩地來看莫利。慰問，晚餐，禮物，還有音像公司要出版莫利們音樂的好消息，看起來好事接腹而至。然而，那些天莫利一直做一個夢，就是出獄的時間被推遲了，莫利被加了刑，無情的鐵窗依舊阻擋著莫利的希望。而天亮一睜眼，卻發現自己躺臥在松軟的床上，頭天晚上人們拿來的月季還頻頻送來清香…。這使莫利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經常做同一個夢，莫利和一個女人在花園里散步，后來爭吵起來。結果一覺醒來，卻看見牢房的鼓風機在轉動，還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鐵欄桿殘酷地提醒著莫利。

　　兩年多來，莫利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將來不知道會有多長時間，莫利白天在外面，夜里卻是在坐牢？

　　這使莫利有些受不了。

　　更嚴重的是，莫利發現對異性失去了興趣。應該說，女孩子們比莫利去農場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莫利居然沒有什么熱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個朋友的家庭舞會上，莫利才重新找回那種感覺。

　　一個學外貿的女學生和莫利跳一種很過分的舞，莫利們貼得很近。一個曲子接著一個曲子，她始終用她那些灼熱的部位摩擦莫利的軀體。幾個小時過去了，曙色漸紅，終于她的耐心和無盡的纏綿喚醒了莫利的性知覺。

　　莫利現在偶爾想起這事，實在應該感謝她。

　　出獄后不久，莫利們有了一次機會，樂隊被叫到蘇州河邊上海音像公司的錄音棚去錄音，有人要出版莫利們的歌曲。這是莫利第一次進錄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鮮，一切又好像在預見之中。莫利們不分朝夕地干了將近兩個星期，終于有一天，莫利們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氣，卻忽然發現街上人頭攢動、紅旗飄揚，蘇州河上的橋塞滿了人。

　　這場運動最后使莫利們的作品沒能順利出版，直到現在寬磁還死在某位編輯的手里。莫利想，最冤的也許是他。

　　莫利和葉虧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莫利們患難與共，什么問題也沒有；如今有了一些機會，反而較起真來。莫利們對待音樂的看法越來越不同，擴大到人生態度，價值觀念。莫利想起了在大豐聽"星期廣播音樂會"的日子，當然，莫利不應該爭，至少在樂隊未來前途的問題上。如果莫利離開樂隊，對別人有好處，那莫利離開就完了。莫利帶著保留意見，走上了另一條路。關于原因，莫利至今沒有一句話說。因為，莫利們曾經共同走過了披荊斬棘的路，莫利們相互攙扶，深一腳，淺一腳，可以用儒沫相生來形容。所以，莫利永遠深深地愛著大家。

　　1989年冬，莫利在交通大學辦了一場音樂會；葉虧夫在財經大學也唱了一次。以后幾年中，莫利的朋友們還有一些零星的活動，直到全部散伙。這樣，上海的"先鋒"音樂也就愜旗息鼓了。

然后，莫利就來到北京。本文每頁顯示5000字共398頁當前第3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