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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內情

九月五日，成都少城公園人山人海，旗幟飄揚。四川各界代表和老百姓，自發前來送他們的子弟兵出川抗戰。

劉湘、鄧錫侯等人先后講話，輪到唐式遵發言時，他一把推開麥克風，全憑嗓子大吼：“此行決心為國雪恥，為民族爭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復，誓不回川！本人近日作詩一首，以表抗戰之決心：男兒立志出夔關，不滅倭寇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處處有青山！”

“啪啪啪啪啪！”

公園內掌聲如雷，數萬軍民熱血沸騰。

周赫煊仿佛在看一場悲壯的滑稽戲，今天在場的諸多川軍將領，雖然表現得慷慨壯烈，卻一個個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就拿以詩明志的唐式遵來說，此君綽號“唐瘟豬”，在川內跟范紹增齊名。一個唐瘟豬（笨豬），一個范哈兒（傻兒），連起來就是“瘟豬不瘟，哈兒不哈”。

唐式遵和劉湘有近二十年的交情，被視為劉湘的絕對支持者。但當劉湘在前線病重之時，他立即跟老蔣勾結起來，想要擠掉劉湘心腹潘文華，謀奪川軍的軍事指揮大權。

唐式遵如此，而劉湘呢？

往往我們在談川軍的時候，總免不了為尊者諱，把劉湘的形象描繪得偉光正。事實上，劉湘在抗戰中的小動作也很多，比如為了繼續掌控川軍，暗中聯合宋哲元和韓復榘以制衡老蔣。

韓復榘之所以被老蔣當靶子殺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跟劉湘有勾結。

當時由于老蔣的手段過于狠毒，把各路川軍搞得分崩離析，劉湘被逼急了只能選擇反抗。劉湘的計劃是：川軍封閉入川要道，不讓老蔣率部進川。韓復榘率部撤至南陽、襄樊和漢中一帶，而宋哲元退守潼關以西，三方勢力聯名通電倒蔣。

這些都被老蔣看在眼里，于是，劉湘被軟禁，韓復榘被槍斃，宋哲元被撤職。

幸好劉湘在關鍵時候病死了，否則后果難以想象，抗戰形勢必然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于在劉湘病逝之后，中央軍高層一邊沉痛哀悼，一邊歡欣鼓舞。他們認為劉湘一死，則抗戰可勝，劉湘活著才是抗戰最大的麻煩。

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原話說：“近日劉湘作古，正是天意給國人留下生機。”

在川軍抗戰之初，劉湘并沒有親自出川指揮，他必須先安定好后方。老蔣為了逼劉湘離開老巢，即把川軍兩個集團軍調離建制，嚇得劉湘趕緊飛去南京，要求擔任第七站區司令長官。

當時劉湘已經病入膏肓，秘書長鄧漢祥勸他安心養病，不要親赴前線。

劉湘是這樣回答的：“過去打了多年內戰，臉面不甚光彩，今天有了抗戰的機會，不能不盡力報國，爭取個人在歷史上的篇幅。而且我這次調出去的軍隊，約占全部半數以上。如果我不親自去指揮，不到半年就會被老蔣分化消滅了。”

在關于川軍的史料中，往往只提到前半句，而省略了后半句。

劉湘這種進退維艱的局面，早在幾年前就注定了。因為他這個“四川王”，不是靠自己實力當上的，而是老蔣有意安排扶持的。沒有老蔣的支持，就沒有“四川王”劉湘。

一二八事變之后，常凱申就意識到中日兩國必有一戰，于是謀劃著打造“川黔陜抗戰大后方”。

當時劉湘雖然打敗了劉文輝，卻沒能力滅掉其他小軍閥，他無力登上“四川王”寶座，只能勉強當一個“川軍盟主”。鄧錫侯、潘文華、王瓚緒等人，雖然名義上屬于劉湘麾下，卻有自己獨立的防區，并統攬防區內的軍政事務。

四川的大小軍閥，在各自防區濫發紙幣，用當時的話來講，這種行為“影響之大，十倍于匪禍”。

四川財政早在1934年就崩潰了，劉湘只能請求老蔣幫忙。

老蔣趁機介入四川軍政事務，以中央大義和強大武力做后盾，打破四川軍閥的防區制，把劉湘捧上了“四川王”寶座。并以中央行政命令，整頓四川金融，統一四川幣制和稅務——這就是四川部分工商稅需要上繳中央的原因所在。

川軍先天不足，說起來就一個字：窮！

窮代表弱，代表沒補給、沒武器，只能任人欺負。

換成財大氣粗的粵系和桂系，老蔣就絕對不敢輕易打散他們的編制，因為人家粵軍和桂軍槍硬炮粗。

川軍派系林立，老蔣能扶起來一個四川王，當然能扶起來第二個。所以劉湘病重的消息傳出，川軍的前線和后方同時有人跳反，前線唐式遵搞事，后方王瓚緒搞事，都想著在劉湘死后自己能上位。

這就是軍閥，這就是政治，光明背后總是藏著陰影。

四川軍閥值得我們敬佩的地方在于，他們雖然明爭暗斗，但打起鬼子來絕不含糊。大部分的川軍將領，包括范哈兒這種人，都是用盡全力在抗日，不知保存實力為何物，絕少有臨陣脫逃或投敵當漢奸者。

劉湘即便被老蔣坑到死，留下的遺言也是：“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到此時，劉湘才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川軍領袖，成為數十萬川軍集體認可的精神領袖。就連一向親近老蔣、敵視劉湘的楊森，也強烈要求為劉湘舉行國葬。

這些川軍被欺負慘了，現在總司令也死了，全都變成沒娘的孩子，全都變成了哀兵，必須用日寇的鮮血來洗刷恥辱。在劉湘死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前線川軍每天都要同聲朗誦劉湘遺言，以示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們只剩下死戰報國這一條路。

中央和四川的彎彎繞繞太多，周赫煊不想摻和，也無力摻和。等東路和北路川軍誓師出發后，他便默默返回重慶，終于等來了七七事變后的第一個好消息。

開辦磺胺藥廠所需的機器設備，以及隨行的十六個英國佬，已經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這些人在廣州登陸，走粵漢線至漢口，再轉乘江輪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