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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半夜兩點多，弗利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正躺在貝魯斯家的沙發上。

貝魯斯也許在臥室睡的正熟，弗利不想打擾他，自己打開門準備回家。

溫差加上酒精散去，弗利感到微風撲面而來的清爽，自己仿佛回到了結婚前，兩點多正是酒吧關門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夜晚，艾菲婭在電話里懇求自己陪她散步，記憶中這恐怕是艾菲婭唯一一次要求他做一件事。

他們約好在艾菲婭上班的餐廳見面，艾菲婭穿一條藍色裙子，一點都不合身，看上去裙子大了很多，而她瘦弱的身體顯得愈加嬌小。那晚她披著頭發，好像剛洗完的樣子，空氣里飄著柑橘的甜味。

而當他坐進車子的時候，剛才的記憶又被打斷，愈來愈頻繁的疼痛把美妙的記憶瞬間拉扯斷裂，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煎熬。

“想點別的什么，弗利，別去想那該死的疼痛。”他對自己說，說的很大聲，反正也沒有人會聽到。不，也許有什么東西會聽到，弗利想到貝魯斯說的窗外一定有什么東西在監視著房間里的一舉一動，那會是什么呢？這件事引起了弗利的好奇，如果真有什么東西在監視著，自己豈不是在進門的時候已被注意？這些東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到這里弗利發現今天剛和貝魯斯見面的時候的確有些奇怪，他在電話里說有事情要說，聽上去不僅緊急而且多少和自己有關。

如果和自己完全沒關系，難道貝魯斯沒有別的更好的朋友了嗎？畢竟兩人多年未見，難道就僅僅因為前一周重新相遇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嗎？這個邏輯說不通。

推理這些事的時候，弗利的大腦奪回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完全將注意力用在了思考這個奇怪的夜晚，于是疼痛便被遺棄了。等他再想起來的時候他已經回到家中。

最后，弗利認為雖然兩個人聊了很久但貝魯斯并沒有解釋清楚那個緊急的電話究竟關于什么？為什么非要讓自己晚飯時候趕到？又有什么要說的話卻沒有說？莫非這些監視和非法侵入住宅與自己有關？想到這他露出微笑，這個念頭還是打消了吧，他對自己說，“已經夠倒霉了，一個活動不了多久的人還會變成某種重要人物嗎？”

到家時已經接近四點。

為了不打擾莎梅爾和約翰，弗利準備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雖然室內氣溫有些低，沒有毯子會有些難熬，但總好過吵醒他們。他想在睡前給自己煮一杯牛奶，背后的寒冷直叫他打著哆嗦。

冰箱里除了胡蘿卜和西蘭花外只有約翰喜歡的酸奶酪，完全看不到有什么屬于弗利的東西，弗利關上冰箱，躺到沙發上。

翻來覆去試了幾次睡意全無，夜晚變得愈發明亮，客廳里的椅子，白色木紋桌子，桌子旁約翰堆著的樂高玩具，有8塊白色，1塊黑色，15塊黃色，7塊綠色，紅色......藍色......

“大個子，你猜，有幾塊白色樂高？”

“5塊？”

“不對”

“3塊？”

“不對”

“1塊”

“不對，我們一起來數數吧。”

“看，是8塊。”

“好吧，我失敗了。”

“沒關系，沒關系的爸爸，失敗不要緊的。”

弗利看著那些樂高，約翰每次都會給他猜8塊，而他總是裝做猜不到，一開始是為了幫約翰學習計數，后來這成了他最喜歡的游戲，除此之外弗利想不到約翰還和自己玩過什么游戲。

約翰的聲音越來越響，一次次重復在房間里，又像在大腦中；房間越來越亮，雖然沒有開燈，但弗利比白天更清楚每個角落里有什么東西。

母親就是這樣看著家里的每一樣東西等待天亮的嗎？真是不可思議，每天都這樣會是多么可怕的煎熬。

煎熬，想到這個詞弗利覺得這些日子以來自己在心里默默忍受的事情用煎熬來形容再合適不過，“弗利，你別瞞我了，我什么都知道，自己還能不知道自己的病嗎，我快死了，早晚要死的，早知道你就不該讓我做該死的手術。”

“你不該讓我做那種手術。”

“早知道就不要做手術。”

“媽媽，醒醒，媽媽。”

“她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

“病人服用了多少安眠藥？知道是什么藥嗎？”

“不知道，她有在服用這種藥物嗎？”

“爸爸，你知道嗎？媽媽在服用什么藥物？”

“見鬼，能救嗎？”

“你們都先在外面等吧，醫生在搶救。”

“媽媽，你不要死，媽媽。”

“媽媽。”

“媽媽。”

晨間提醒準時響起，上衣仿佛水里浸泡過一般，被汗水完全浸濕。弗利醒來時發現自己坐在椅子上，手上拿著一塊白色樂高。

這樣可不能去和約翰說早安，弗利渾渾噩噩的走進浴室，打開水龍頭，把衣服脫下扔進洗衣機，上面照例堆放著兩堆衣服，莎梅爾的牛仔褲和白色上衣，約翰的深藍色連帽衫，這件衣服還是圣誕節時候買的，那是三個人最近一次一起出門逛街了。

那天約翰特別開心，在商場大廳不停的繞著圣誕樹轉圈，一圈又一圈，一邊轉一邊抬著頭笑，好像上面有什么東西在對著他笑一樣。

那模樣現在想來弗利覺得有些害怕，約翰的行為有時候有些古怪，他盡量不往壞的地方想，但有時候他忍不住覺得約翰有一些奇怪的癥狀，但他智商看起來很正常，甚至比同齡的孩子更聰明些；也許是家庭關系的緣故，弗利想到，如果他和莎梅爾聊一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彼此尊敬卻漠不關心，事實上自己是渴望關心她的，只是仿佛總有一道墻擋在他們中間。

是自己不愿意還是的確有問題，也許都有。他坐在浴缸里，水溫讓他漸漸平靜下來，也把他再次推向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要不要和莎梅爾說自己的事，要怎么說才好。

母親當年的手術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做錯，對她身患癌癥的隱瞞到底對她是好是壞，弗利一直告訴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決定，他別無更好的選擇。

但他同時又明白，人沒有辦法判斷自己的決策是對還是錯，人無法對自己的意識做出準確理解，一切不過是當時當下所能做的，為了逃避更大的悲痛，為了減少更多的苦難，為了不讓自己成為看著母親不接受手術而死去的兇手。

兇手，這樣的罪責他無法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