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看著十幾位官員，說道：“我今天回慶州城，刻意在淮安鎮外牛莊一戶叫祖陽的百姓家逗留了一會。”
然后他將經過說了說。
有的人不以為然，做生意嘛，有賺有虧，就象賭錢一樣，這個也要管，豈不是吃飽了飯，撐得慌？
王巨看著大伙臉色，也不生氣，主要這些人真不懂啊。盡管說不定這些人的家人也在做生意，但不知道這個做生意會有什么樣的意義，生意與生意又有什么不同。
他又說道：“諸位，毛制品有多貴，你們清楚，但慶州工藝落后，始終賣不上價。如果工藝跟上去，毛制品價格上去，羊毛也會跟上去，那會養活多少人，又會帶來多少稅收？”
后面一句說完，十幾個官員猛然醒悟。
宋朝毛制品有多貴，貴得讓后人都不敢想像。
比如熙寧五年倭國僧人成尋為去寒冷的河東做準備，“通事毛衣、毛頭巾、毛袋、毛襪，直錢五貫與了。”
有人說中國古代有毛衣毛巾嗎？
這個怎么說呢，毛巾與后世毛巾樣范差不多，但材料肯定有區別，毛衣也非是后來的毛衣。
它主要還是以麻與絲為主料，搭配少量羊毛或駝毛制成的布料，比較厚，羊毛與駝毛比例也很小，多了織不起來。
并且因為無法絞成真正的線，感覺上毛茸茸的，所以也叫毛衣毛巾毛襪，也會起到一些保暖作用。
當然，這種毛衣毛巾并不是王巨所想的那種，也就是后人眼中的毛衣毛巾。
就是這玩意兒，價值五貫。
成尋的翻譯也買了毛頭巾、毛沓、革手袋。三樣共花了一貫五十文錢。
整比后世貴了二十倍，并且還是不合格產品。
鳳翔府特產的絳，也就是茸毛帶子。長兩丈，粗三四寸。價值十貫錢。
北宋末年，慶州有聰明人，發明了用手捻出的毛線，但這個太麻煩了，于是索性學習福建路百姓，讓小孩子用手捻那種不合格的毛線，再織成布，然后一匹只重十四兩的“毛線布”價值四百貫鐵錢。那時鐵錢與銅錢兌換比是一比十到一比二十之間，也就是價值二十貫到四十貫錢，一兩毛線價值一貫半到三貫錢！
就是這種笨重的手捻毛線技術，現在還沒有出來。
一張禮佛毯或坐氈，若是秋冬賣價值三十多貫錢，春夏“胡亂賣了者”，還要十五貫錢，并且其中多是陜西冒牌西夏的禮佛毯，正宗的西夏禮佛毯一般人還買不到。
一匹冬天蓋在床上的氈，面積與一匹絹大小的。質量好的也要賣到二十貫錢，差的也將近十貫。
所以往稅務上引，大伙還能不明白嗎？
如果將祖陽這個作坊扶持起來。那怕一年只生產兩千床氈毯，一床只售十貫錢，僅是往稅與過稅，官府就可以征得一千多貫商稅。況且還有百姓售羊毛時的稅務，不向祖陽征稅，但百姓總要交一個百分之三的往稅吧。
況且王巨準備進一步扶持祖陽，打算刻意從鹽州請來技藝高明的西夏工匠，如果工藝跟上來，價格又合理。一年所售的數量何止兩千床？
僅是這個稅賦，就可以忽略那個利息了。
不過有一個官員擔心地說：“王公執行青苗法。恐利息有所沖突啊。”
那個半年就收二分利息，這個一年才收一分利息。懸差太大了。王巨說道：“無妨，介逋公的青苗法是濟農賑貧，打擊高利貸，我的只是扶持朝陽產業。”
“朝陽產業？”
“就是有前途的正當作坊，前景光明，行業不違法，經營者本身也是遵紀守法的良民，同時只限定于作坊，與行商無關。”
其實就是指工業，這時候將這些作坊不是當成了工業，而是也當成了商業。
“明公，就是利息太低，如果是二分利那就好了。”另一名官員說道。
無論王巨怎么詮注，這一分利的出現，必然會與二分利的青苗法有所沖突，但如果是二分利，那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甚至讓大家頭痛的，馬上就到來的青苗攤派錢也立即解決，不攤派了，專門貸給需要的商人。
“那我來說一說青苗法，說實話，它就是變相性的加稅斂財，所以反對的人很多。另外它是根據各戶貧富攤派的，越有錢攤派的越多，然而一等戶往往有勢力，平時連任何稅賦，兩稅、商稅、雜稅，甚至包括科配，都不能交給國家，況且向他們強行攤派青苗貸，這些人反對，一人當抵一千人反對，因此看上去聲勢浩大。”
絲可以逆襲，那是對手弱小，當對手足夠強大時，縱有幾百萬自來水，同樣也能輕松的秒殺。
這才是真相。
“但陛下為什么要支持？它也有它的優點。高利貸諸位也多少知道一點，因為賭博、行商欠下的高利貸我們不管，但許多豪強是趁貧困百姓急需之時，發放高利貸，然后逼迫貧困百姓將土地賣給他們，甚至連家人都成為其家仆。兼并到一定地步，國家必然走向滅亡。青苗法雖然在斂財，但某種程度上，至少能阻止這個不好的趨向蔓延。也確實有一部分嗷嗷待哺的百姓也被得救。所以豪強反對，官家支持。”
“雖然在斂財，但一年收入不過四百余萬貫，一戶人家不足三百文，并且富人攤派得多，對貧困百姓壓力不是很大。但是國家財政一直很困難，如果不是財政困難，我現在也沒有機會與你們坐在這里說話了，而是大軍繼續向西。正是財政壓力，我不得不停下腳步。所以官家也默視了介甫公的斂財。”
馬上也要輪到慶州發放青苗貸之時，王巨得將它說清楚，不然自己管轄下就會出現混亂。
王巨又說道：“朝廷青苗貸過來時，先讓百姓自行選擇，余下的。攤派吧。”
“但用什么貸給祖陽？”另一個曹官問。
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王巨手中有一些額外的錢帛，但可以用來獎勵三軍將士。也可以用來撫恤烈士家屬，甚至重建家園。修建堡砦。
它們都能勉強說得過去，畢竟慶州乃是軍事重州。
但挪出來放貸款，那就說不過去了。
“正好，我下面說的就是這件事，聽聞為了鹽稅，諸位與商賈發生了爭執？”
為了賣出更多的青鹽，王巨派人暗中于各州城揚言，前線堡砦一旦建設完畢。以后休想再有私鹽到宋朝來了。
如果翻開新地圖，似乎是這么一回事。
幾十個堡砦修建起來，幾乎將所有路口一起堵死，甚至保安軍那邊的長城嶺路也堵死了。
實際是不可能的，以后還會有私鹽私商過來。
不過前線確實在大建土木，而且這也是一次正大光明銷售青鹽的時機。
因此前線大捷消息傳揚開來，許多商人涌過來，要求購買青鹽。
這讓王巨隱隱有些后悔了，難道自己將鹽價談低了？于是提出征鹽稅。
以前沒有鹽稅，買了鹽鈔。到指定地點銷售，那個鹽商還愿意交稅？我能買鹽鈔，而不是買私鹽。就算對得起朝廷了。
但那是鈔鹽，現在是青鹽，搶來的鹽！雖同是鹽，性質卻不同。
不過鹽稅定得也很低，交一個往稅，與一個過稅，那么就可以在環慶路各州軍銷售了。至于其他地方，則與王巨無關。
而且王巨也有一個說法……
這次交易量龐大，所得的分配群體也很雜。
因此王巨做了調節。比如鄜延路的官兵，有的是本路保捷與蕃兵。有的是來自京城的禁兵。那么最科學的方法，便是給一部分錢。讓士兵花銷，還有一部分變成商品與日用品，送到將士家人手中。特別是來自鄭白渠的幾萬保捷軍，與環慶路后方的各個將士，這些貨物商品直接交到各縣管事手中，王巨再請各個管事交給各將士家屬手中，這樣本身就節約了商賈的運輸成本。
但它只是一方面，這些鹽利所得，有一部分是修建堡砦、重建家園的，因此不是需要錢帛，而是需要各種物資。
至于參加運輸的百姓，同樣也需要各種物資，現在王巨又用物資刺激鹽州百姓采鹽，那又需要更多的物資。并且這些物資十分復雜，不可能得到錢帛，再到后方將各種物資重新買回來。
因此用了一部分以物換鹽的方式交易，并且占的比例還不小。
其實就是錢，同樣也麻煩，錢有交子、銀子、銅錢與鐵錢。
銀子王巨是最歡迎了，并且往后去，銀子在稅賦中占的比例也在增加，現在每年朝廷每年的稅賦收入當中，銀子都占到了一千多萬兩。
不過有多少商賈愿意拿銀子過來交易？
然而余下三樣貨幣或準貨幣，同樣頭痛，即便銅錢，各式銅錢價格也不相等，仁宗時發行的銅錢，就遠不及趙匡趙匡義時發行的銅錢硬通。
所以王巨請了延州商戶幫助，讓他們派來幾十名管事賬房協助。
不過數量太大太雜了，物價也在波動不止。
依然時不時讓各個鹽商鉆到漏洞，變相地將購鹽成本下降。
對此大家也無奈，數量太大了，防不勝防，沒辦法阻止，再說誰能掌控住物價？
所以推出鹽稅后，各個商賈排斥，這些官員同樣不甘心，便責問，你們當真是每斤鹽付出二十二文的代價嗎？
總之，現在后方為了這件事，吵得不可開交。
官員雖是強勢群體，可碰到錢，不好意思吵。于是雙方旗逢對手，將遇良敵，基本打平了。但要么東風壓倒西風，要么西風壓倒東風，兩風相據不下，能不下雨么？
因此王巨又說道：“諸位有沒有換一個角度去思考，現在慶州本身就需要大量物資，有一部分是朝廷提供的，有一部分就是利用青鹽交換的。如果換成官府去購買，以官府的呆板，加上數量巨大，買什么什么就貴，而且還會耽擱時間。商賈是賺了錢，但我們也是省了錢。”
這就有些深奧了，不過有的官員還是想懂了。
“至于加了商稅，你們也可以對他們解釋，實際也不多，一斤鹽只交一文錢稅，但交了這一文錢稅后，就可以正大光明，心安理得地去銷售。”
這個鹽究竟怎么回事，恐怕現在京城兩府三司的所有官員都說不清楚，這些商人同樣也說不清楚……那么他們就會多少有些心虛。
那就可以利用他們心虛的心理，讓他們心甘情愿將商稅交出來了。
“另外再對他們傳一句話，就說我知道他們一定不甘心，但實際讓他們以物資代替錢來交易，等于變相地替他們節省了這個一文錢的稅務，人要知足，最少不能讓我當成傻子。”
但這個問題不是王巨今天的重點，他繼續說道：“實際它不嚴重，商人本身就是逐利而行，吵一吵爭一爭，終是正常不過。但我要說另一件事。因為運鹽，這次將會動用很多百姓參與進去。這個時間會持續很長，可能兩個月，也可能是三個月……”
其實它等于是在搶錢。
呆得時間越長越好，但不可能一直呆在鹽州，早晚得撤軍回來，這要看朝廷與三個夏使怎么談判了，或者西夏有什么想法了，所以時間王巨也不好確定。
“所以有許多百姓會因此得到一筆不菲的財富，他們不可能用所有所得，一起用物資支付，因此用不了多久，他們漸漸手中都會有許多余錢。但他們需要的貨物，也多因為用貨物換運費的方式得到了，這些余錢會走向何方？只有兩個去處，一個花天酒地用掉，造成整個慶州物價上漲。一個是放在家中藏起來，甚至埋到地下面。”
大家面面相覷，一直都是這樣，難道不對嗎？
“為什么我們不能做一個引導，比如成立一個部司，或者稱它為慶州發展基金吧。”
大戲即將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