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詠霖挺早以前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地圖展現在了復興會員們的面前。

而在場諸位除了孫子義之外，都是復興會員，所以他們也都知道這個世界并不僅僅只有明國宋國西夏高麗日本等等周邊國家。

就算是孫子義因為長期跟隨蘇詠霖，雖然不是復興會員，但也對所謂世界有一個清晰旳概念。

明國高層基本上都有一個被蘇詠霖塑造起來的世界觀，知道世界之大，知道除了他們所熟悉的國家之外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國家，知道中東，知道西亞，知道北非，知道歐洲。

在蘇詠霖的世界地圖中，東南亞，南亞，西亞，中東，乃至于歐洲，這些地方也都被標示出來。

且根據蘇長生安排在泉州、廣州等地的天網軍密探傳回來的消息，基本上可以確定南宋和這些地區的六十多個大小國家都有貿易往來，貿易往來十分頻繁。

如此頻繁的貿易往來之下，南宋官方也和中東、北非的一些政權有一些往來，互相之間也有使者進行接觸，不過接觸的目的也只是接觸一下，知道外面有這個國家罷了。

南宋政府的全部jing力都用來應付明國了，根本沒有多余的jing力和其余國家打交道。

饒是如此，因為世界各國對中國本土產品的旺盛需求，對瓷器、絲綢、茶葉、鐵鍋等等物品的旺盛需求，使得泉州、廣州即使在明宋戰爭時期也維持著高強度的船只停泊率。

大量財富源源不斷的通過港口和市舶司流入民間、朝廷，使得富商、權貴等上流人物們越發的富裕，生活越發的奢侈，越發的過上了難以想象的豪奢生活。

當然，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們一定會被明國清算掉。

蘇詠霖最為關注的，還是根據天網軍密探回報的消息顯示出來的——泉州和廣州簡直就是這個時代的世界大都會。

尤其是泉州，不僅有中國人，還有很多其他地區和國家的人定居在這里。

阿拉伯人、北非人、歐洲人、印度人、東南亞諸國人、日本人還有高麗人，紛至沓來，紛紛在這里定居。

他們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官僚、商人、旅行家、僧侶、傳教士等等，各行各業的人都隨著商船往返泉州和本地。

因為人數眾多，且停留辦理商業事務的時間長，很多人干脆就在泉州定居、生活。

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泉州購置土地、建立“蕃坊”，然后各自推選出德高望重能夠服眾的“蕃長”負責日常的管理，也負責和南宋官府打交道，處理稅收事宜之類的。

他們還建立為各自子弟所準備的“蕃學”，培養各自的子弟。

還根據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聚居區設立寺廟、修道院等等，傳播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方方面面都顯示出這些人大有將泉州當做第二故鄉的趨勢，且來人越來越多。

他們帶來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文化產品、宗教信仰等等，各種各樣的外部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泉州、廣州等地落地生長，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一個相當繁榮也異常復雜的經濟、文化局面。

而在蘇詠霖看來，這對于明國也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經過大革命和大清洗之后，明國基本上把舊官僚、舊地主士紳和依附著他們的大小商人清掃一空，幾乎整個社會階級都重塑了一遍。

于是乎可以拉動大量商業需求的舊統治階級被明國成體系的消滅掉了，國家內部的整個商業需求大大下降了，所以商業貢獻的稅收也就大大下降，連帶著整個商業規模的萎縮。

明國目前的的商業政策具體來說就是依托自農業生產基礎之上的保守商業政策，且基本上以國營為主，民營為輔。

民間有規模不小的商業行為，但主要集中在餐飲、零售、手工制造等等行業，這也是正常百姓所主要能接觸到的商業行為。

國家主要經濟行當都是財政部主導之下的國營狀態。

比如制鹽行業、冶鐵行業，比如釀酒行業，比如畜牧業，比如織造業，比如書籍刊印行業，比如造船業乃至于冷飲行業等等等等，基本上都處在國營狀態之下。

財政部下面有專門的部門負責這些商業行當的管理，包括大量手工工場在地方的設立也是財政部負責主管，這些部門負責管理這些行當在全國各地的原料生產、運輸、成品制造和發售。

可以說這一部分所獲雖然頗豐，但商業總收入在整個國家稅收收入當中的比重并不算很大。

主要民間需求也比較小，商業需求拉動不起來，也就很難發展起來，政府目前的主要任務還是恢復農業生產，為農業生產保駕護航和開辟荒地之類的，商業貿易并不是國家的主要任務。

也就是說明國目前并沒有足夠的內需，也缺少相關的管理人才，對于整個世界貿易行當來說了解的不多，這也就意味著明國缺少這方面的管理經驗。

蘇詠霖并不希望自己未來南下一統之后會因為缺乏管理經驗而把南宋已經搞得不錯的海外貿易給搞砸了。

一個優秀的成熟的受到廣泛認可的商業交易地點從成立到繁華，過程中投入的財政和行政成本以及一切的配套設施成本那是難以想象的巨大。

泉州和廣州都被南宋搞得很不錯，也被那些人傻錢多的狗大戶們所認可，要是因此而遭到破壞，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蘇詠霖還是希望通過和平方式接管這兩個重要的港口，并且開始介入市舶司的管理，派遣官員和那些外國商人打交道，積累足夠的經驗，為將來一統全國打個商業經濟的基礎。

別的不說，之前好不容易談成的商單被南宋市舶司給攪黃了這件事情至今還讓林景春耿耿于懷，也暴露了明國在商業方面的不足。

為了一雪前恥，林景春非常支持蘇詠霖的政策，他強烈支持現在就把這兩個港口搞到手并且積累海外商旅人脈關系。

明國需要將他們的認知從和南宋做生意轉移到和明國做生意，讓他們接受這個事實，并且通過安全方面的保障，讓他們的商業信心不要動搖。

事關未來的數百萬貫錢甚至更多的商業稅收，蘇詠霖希望無論如何都要保證這些海外商貿關系的穩定，不要因為明宋之間的戰爭而影響到這部分的收入。

但是吧，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特別的要緊。

因為他們需要的商品，只有中國能生產出來，其他地方買不到，想要仿制也根本辦不到，因為這套生產技術還被牢牢把持著。

現在，只有明國具備一口吞掉南宋并且將它的一切全部掌握的能力。

所以這個錢只有明國能接著賺，其他人想都不要想。

“林部堂說的很對，拿下泉州和廣州對于咱們的意義就是把南宋的海外貿易優勢轉移到我們自己身上，加劇南宋內部的矛盾激化，并且進一步增強我們自身對海外商貿的管理能力。

我常常說走出去走出去，但是這個走出去不是只有三個字那么簡單，海外商貿要搞起來，說簡單也簡單，說難卻也十分困難，我們要吸取南宋的好的經驗，摒棄他們不好的弊端，爭取把泉州和廣州成功的拿下來。”

蘇詠霖敲了敲桌子：“這不僅僅關系到打擊南宋，也關系到大明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須知我們目前的商業規模是比較小的，各種意義上都不是南宋方面的對手。

消滅南宋之后該如何對待南宋的商業，尤其是海外商貿，這需要我們提前做好準備，做得好了，咱們能賺到比南宋更多的錢，做不好，咱們想要繼續走出去可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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