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春所說的，也就是蘇詠霖這樣做的目的所在。

泉州和廣州是南宋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兩個對外貿易港口，是兩個市舶司的所在地，對于南宋來說，其最直接的意義就是每年兩百多萬貫的商業貿易稅收。

尤其是泉州，還有數量比較大的南宋宗室，南宋政府在泉州設置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中央機構,

使得泉州可以直通中央，幾乎算的上是南宋的副皇權中心。

其經濟和政治意義就在這里。

而對于明國而言，這兩個州也是相當重要的存在。

蘇詠霖很早就圖謀搶占南宋在世界貿易體系之中的份額，但是盡管多方努力，卻依然發現明國難以在商品經濟上和南宋競爭。

通過戰爭彰顯明國的國力和存在，并且組織商隊前往泉州和廣州等地和當地的外商進行交易,

然后嘗試把他們拉到明國來貿易，賣給他們一些明國的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

但是外商普遍對明國表示不信任,

他們更加信任他們已經站穩腳跟的泉州和廣州這兩個港口，信任與他們打過很多年交道的宋市舶司體系，對明國這個陌生的存在甚至懷著警惕的態度。

加上南宋官員和本地商人的添油加醋煽風點火，明國數次派遣的商隊除了賣出去一些手工制品和皮革制品之外，沒什么收獲。

甚至有一次好不容易談妥了一筆草原皮革制品的商單，結果還給南宋市舶司官員攪黃了。

當時氣的林景春大發雷霆，掉了好幾根頭發。

但是當時也的確是無可奈何，有錢的外商狗大戶們對明國這個陌生的存在實在是不怎么信任。

這一方面是歷史原因，一方面明國的商業不發達，也確實競爭不過南宋。

在生產力差不多的狀態下，宋人通過高強度的剝削打造出了多個世界性質的商業貿易中心，從北宋到南宋，他們陸陸續續整合出了四個市舶司，即密州、杭州、泉州、廣州。

金宋戰爭之后,

宋廷失去北方,

也就失去了密州市舶司,

明國逆襲之后，密州市舶司被明國掌控,

但暫時沒有運行。

杭州自然就是臨安，剩下來兩個就是泉州、廣州。

幾處市舶司給南宋帶來的是海量的財政收入。

其通過貿易賺取大量利益供上流社會奢侈享受，等于南宋用舉國之力發展商業賺取錢財，而忽視了民生和糧食生產。

其商品經濟優勢是以不顧人民死活的低人權作為代價建立起來的，所以其低人權優勢是講究民生、重視農業生產的明國所無法相比的。

這種商業繁榮本就是建立在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剝削一旦消除，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現狀的虛假商業繁榮終將回歸于實用和理性。

朱明王朝的農業回流和保守意識形態的回流就是這種虛假繁榮泡沫破滅之后的必然結果。

所以如果放任自流，再過十年，蘇詠霖建立的明國也無法在商業上和南宋競爭，估計要再過二十年左右才能出現一些改變。

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

國力終究不是商業競爭力能夠決定的，明國對南宋的全方位碾壓與商業競爭力的關系并不大，以南宋的政府組織效率和戰爭動員效率，給他把經濟收入提高十倍，也無法對抗明國。

它的經濟越好，統治階級的生活就越奢侈，實際國力增長相當有限，人民也不能得到任何好處，生活反而會愈發困苦。

外貿商業紅利全都落入以趙宋皇室為代表的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口袋里去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蘇詠霖也是要發展海外商貿的,

這是必須的國策。

明國不僅需要強大的農業作為基本盤，一定規模的商業也是必須的。

在科技實力出現實質性進展之前，對外商貿活動是很好的拉動經濟發展、盤活國民經濟的方式。

南宋能通過這種帝國主導的模式打造出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帝國，就足以證明其在一定意義上的先進性和有效性，可以幫助明國改善目前單一的農業導向經濟。

明國目前是個毫無疑問的農業國。

蘇詠霖把虛假繁榮統統戳破打倒，廢除苛捐雜稅，勸農勸耕，于是引發了農業回流、逆城市化潮流，使得明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減緩、市民階層萎縮。

而與此同時，這一波逆城市化潮流帶來的是農業生產的全面恢復和社會生產力的全面恢復，由此帶來了數量極為龐大的財政收入。

南宋的財政收入總額約在四千八百萬貫，而明國的財政總收入在洪武四年已經達到了五千六百萬貫，恢復十分顯著。

預計在未來數年之內還將不斷提升，有望在十年之內進入一億貫總收入時代。

與此同時，糧食總產量也是年年提升，年年增長，產量上升勢頭十分強勁，目前完全看不到頭。

目前明國農業部門和財政部門還估計，待黃河改道工程勝利完成之后，這波農業生產的上漲趨勢還將迎來一個新的高峰。

屆時明國的農業生產收入將創造一個南北宋都望塵莫及的新記錄。

蘇詠霖的革命行動砸碎了農民身上的枷鎖，讓人們回到了自己原本應該處在的位置上進行農業生產，這是符合實際的做法。

由此帶來了農業生產力的全面恢復，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繁榮。

然而蘇詠霖也清醒的認識到，這不是什么生產力的跨越式進步，而是在腐敗的政治、殘酷的剝削壓迫之下被壓抑和破壞掉的原本應該具備的農業生產力的恢復。

中原大地正在恢復它本該有的繁榮與昌盛，而并不是生產力革命。

若是沉溺于這樣的成就，那么等到這波恢復進程結束之后，農業生產擴大化帶來的蛋糕也就無法繼續擴大了。

而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隨著戰后嬰兒潮的出現和持續，最遲四十年，明國必將迎來嚴重到足以影響政權持續的社會危機。

這和社會意識形態沒有關系，而是純粹的生存危機。

所以在當前，明國的任務就是要在四十年的窗口期內完成必要的生產力革命，必須要把社會生產力向前推動，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好能一只腳踏進工業革命的門檻。

否則蘇詠霖領導下的革命事業也就是中華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下一次，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了。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僅需要以蘇詠霖為首的革命政權本身具備的推動力，也需要龐大的外部需求所帶來的外需拉動。

兩架馬車并駕齊驅，才能拉著古老的華夏大地沖出泥沼，奔向新世界。

所以蘇詠霖政權的歷史責任也就很明確了。

其一就是維持革命性，在解放人們的同時，凝聚出龐大的內向推動力，竭力發展科技，奮力朝著新世界奔跑，擺脫舊歷史的牽扯。

其二就是推動人們的覺醒和覺悟，打開國門向外看，引領大航海時代，利用大航海時代帶來的龐大外部需求，從外部產生強大的吸力，拉動明國社會的進步。

內外一起發力，推動明國真正出現生產力的革命性躍進。

第一點蘇詠霖一直都在做，并且覺得自己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目前的農業繁榮就是明證。

而第二點，就是他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單純的商業競爭，再來十年明國也是搞不過南宋的。

但是誰規定我一定要和你在你的賽道里搞單純的商業競爭？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在商言商這種事情，那只是軟弱的階層所產生的的美好幻想而已

商業，也要為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目標服務，脫離國家保駕護航的商業是不可能長久成功的，單純的競爭不過，必然引發國家力量介入。

而現在蘇詠霖就要用強大的明國國力介入到這場商業競爭之中。

他要通過軍事手段奪取泉州和廣州，用物理方式終結掉南宋的商業優勢，然后把這種優勢轉移到明國身上來。

“泉州和廣州對于南宋的意義絕對不僅僅只是稅收高而已，這兩個地方更是世界的窗口。”

蘇詠霖用了一個新奇的詞匯來形容泉州和廣州，這引起了在場官員們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