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三九章同治粉彩的故事
清朝時,會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吳彩鸞寫二十三先與二十四仙兩部,沈芳題詩云:“簪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
書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視
后之習書者,當于此取鑒焉。
對于這些女性書法家的書法,張天元自然也是有幾分贊嘆的。
杜伯特給他的這些東西,除了部分碑帖之外,仍舊是有大量書法真跡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杜伯特這家伙還真得是被嚇住了,才會拿自己的珍藏來給張天元看。
“這些東西的確不錯,但用來交換性命,未免還不夠資格吧?”
張天元笑瞇瞇地看著杜伯特說道。
“別著急啊,下面還有。”
取開了那些書法,張天元發現下面的確放了不少東西,主要是瓷器和金器。
但一眼望去,最起碼有九成都是贗品。
本來他很生氣,不過其中兩樣東西,卻讓他暫時壓下了火氣。
他再想,杜伯特這個家伙,終究不是古董方面的行家,大概是被人給忽悠了吧,或許就連杜伯特自己也不知道這里面的東西居然有那么多的贗品。
他看向了其中一件瓷器,這是真品中唯一一件瓷器。
這是一只“同治年制”梅花粉彩瓷碟。
碟上繪有幾個人物,似乎在玩鳥,唐宋時期人們愛將鷂當寵物,鷂,是一種兇猛的鳥,樣子像鷹,比鷹小,捕食小鳥,通常稱“鷂鷹”、“鷂子”,但性格很溫順。
富有的人家常常以玩鷂為榮,連唐太宗都愛玩鷂,有“太宗懷鷂”的故事你可以查查。
“太宗懷鷂”見于唐人劉悚的,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素來喜歡玩鳥,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態俊異、毛色漂亮的鷂鳥,太宗十分寵愛這只鳥,“私下里把鷂鷹架在胳臂上玩。”
這時,魏征從遠處走來,太宗急忙把鷂藏在懷里;著名諫官魏征心中有數,卻裝作不知,上前向太宗稟告政事。
之后,他又娓娓講述古代帝王由于貪圖安逸享樂、沉醉聲色犬馬,最終喪國滅身的事。
大有勸諫“明君”之意。
由于魏征有意拖延時間,致使太宗藏在懷里的鷂鳥快要憋死了,太宗心感可惜,但他還是敬重魏征,不想挑明打斷他的話。
魏征便沒完沒了地講,直到鷂鳥死在太宗的懷里。
想來也有意思,作為一國之君的唐太宗,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懼的人。
長期擔任“諫議大夫”的魏征,是輔佐太宗實現“貞觀之治”的主要謀臣,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鑒,居安思危,行圣賢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諫”著稱,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話千古。
所以,才有了后來古瓷上的這類繪畫,傳世不絕。
歷史上,唐太宗就曾將魏征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作為座右銘,并留下“三鏡自照”的比喻:“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嘆“朕痛失一鏡也”。“
太宗懷鷂”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較開明的政治風氣。
我們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歷代賢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著的時候,唐太宗把他當作“鏡子”,還主動結成親家。
魏征去世時,太宗“廢朝五日”,親筆撰寫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變了臉,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叔玉的婚約,而且,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對于太宗這種異常舉動,有人認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候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的諫諍言辭,拿給負責編寫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太宗的忌。
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甚至刻意蒙死鷂鳥,使唐太宗產生逆反心理。
其實,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為了開創大唐盛世,為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
在國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
據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內,有史籍可考的“諫奏”前后達200余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臺。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年齡與見識上的差距,情感與代溝上的隔閡,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
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擾。
難怪,有一次唐太宗當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
能把“從諫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征的進諫確實積極過了頭。
俗話說,愛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愛,在唐太宗眼里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
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累積起來的壓抑,總會突然噴發,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導火索。
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后,不由得發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由此可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太宗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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