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百科大全書——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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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滿屏100滿屏75寬屏60推薦50中屏25窄屏保存設置宋國大革命　　濫觴于韓愈、李翱的辟佛興儒運動，經歷了宋初三先生的薪火相傳，終于在仁宗——高宗朝成為了波瀾壯闊的儒教復興運動。一時間司馬光的朔學、蘇氏兄弟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石越的石學精彩紛呈，燦爛如同漫天的星斗，波瀾如盛夏的銀河。思想界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自秦火之后從所未有。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為董仲舒之后蓋未所見。然而百川奔騰總須歸向大海，經歷了這一百多年的儒教復興運動，到了世宗朝的時候，該做一個總結了。

　　這個總結，是由朱熹來完成的。

　　朱熹堪稱是那時代站的最高的巨人。出生于一個福建的一個下層官吏家庭的他自幼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少年時便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思想啟蒙，青年時代出入佛老，又在泉州這個福州最大的海港城市同摩尼教徒及天方教徒們有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并從他們那里接觸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得不承認朱熹思想中那嚴冷的體系化傾向更多的像一個希臘人而不是宋人。

　　醉心于古希臘哲學的朱熹是一位天才的翻譯家，他動起手來將拜占庭人帶來的亞里士多德主要著作都翻譯成了宋國士大夫們可以接受的文字，如果他能繼續下去，那么他必將以大宋朝的鳩摩羅什聞名。但是朱熹的旨趣從未僅僅停留在故紙堆中，他始終先是一名士大夫然后才是一個學者。和當時的有志青年們一樣，他也參加了科舉考試，并且成為了進士。憑借著這個頭銜，才二十歲的朱熹風風光光的回到了老家徽州，招徠了第一批弟子。

　　在泉州的翻譯工作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是卻給朱熹帶來了最初的名聲，并且也對他的思想形成了深刻的影響。在等候就職的時間里，他帶領自己的弟子們在徽州仿造雅典學派的例子建造了一座充滿了異國情調的書院。在這座書院里，他與弟子們一邊散步一邊探討人生、社會、國家和家庭的關系。每到一個地方，就要留下一座書院，這在以后也就成為了他的一個習慣。

　　坦率的說，朱熹并不是個當官的材料，在他七十一年的生命歷程中，全部為官的經歷也就五年多，其中最初的職務同安縣主簿就占據了三年。但是正如宋國的一位著名將軍說過的“我并非屢戰屢敗，而是屢敗屢戰。”，朱熹從不放棄一切可以供他施展政治才華，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

　　在被延平李先生（小程三傳弟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傾倒之后，朱熹開始走向了向過去的自己決裂的道路。但是正如沒有一個人可以甩掉自己的影子一樣，佛教的頓悟、道家的空虛和一神教的一神論始終陰魂不散的纏繞著他。以至于不論是佛教徒、道教徒或者是基督徒都能從朱子語錄中找到些似曾相識的東西。

　　但是在走上批判異端的道路之前，朱熹覺得自己有必要弄清楚自己的盟友和敵人都有誰，將他們詳細的列一張表，寫清楚他們的優勢和弱點。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因為這是世界上的第一本完整的世界思想史。朱熹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三個區域：華夏、天竺和泰西。這張表的第一部《華夏諸子辨析考》于他二十三歲時寫成，后兩本《大小乘佛教源流通論》和《兩希群哲要錄》則分別在十年和十五年后問世。在這期間，為了完成這三本書，他先后寫成了《圣門道統論》、《墨門考》、《名老辯》、《法源》、《釋教東傳年表》、《玄門諸子要錄》、《黃教野史》、《暹羅佛論》、《玄奘西域行狀考》、《太極圖說考》、《波斯拜火教事略》、《新月教大事錄》、《耶教天方教源論》、《猶太春秋》、《雅典群賢語錄》、《羅馬通傳》、《泰西資治通鑒》（未完成）、《大公東正兩教通議序》。

　　完成這樣一項前人聞所未聞的工作之后，朱熹依舊感到自己精力四射，原本他準備仿造石越《論語正義》的例子，將四書五經全部整理出來，加以點校，并且已經開始著手于《詩集傳》的寫作，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大亂了他的進度。

　　西夏使節團軟硬兼施，終于同拜占庭帝國皆為盟友。開化程度較高的西夏使節從拜占庭的抄書場和圖書館中發現了大量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手稿，并且認識到了這些東西的價值。在以印刷術為代價進行交換之后，攜帶了大量的手稿和典籍回到了西夏。隨后西夏人又把這些典籍向宋人公布，引發了新的一輪翻譯熱潮。

　　朱熹在比對新的發現和自己的著作之后，不得不返回頭去進行增刪和修補，甚至將大段大段的章節全部推倒重寫。不過這并沒有能擾亂他整理經典的步伐，他一面修訂著論述泰西群賢思想的著作，一面和呂祖謙、陸象山等人展開唇槍舌戰，同時還一面完成了對《尚書》、《三禮》的考異。

　　在將五經的整理全部告一段落之后，朱熹應邀到青州做一次訪問旅行，這一次他身后跟隨著浩浩蕩蕩足有四百多人的弟子群。在拜祭了孔廟之后，朱熹造訪了格物大家李清照的故居，放下了繁瑣的翻譯和哲學的玄思之后的朱熹一路上寫下了數十首膾炙人口的小詩，其中不乏“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樣令人輕松愉快的詩句。

　　在尋芳沐浴，舞兮蹈兮之余，懶得心平氣和的朱熹研究起了李清照留下來的那些金石古玩。當然，人家不是玩，是研究，因為半年之后，他又寫出了一本厚厚的專著：《三代金器考》。讓人不得不感慨，那時候還沒有一個農民從地里挖出龍骨，不然可能就沒有王國維和郭沫若什么事情了。

　　從齊魯返回之后，朱熹接受高麗國王的邀請來到開京做了一個短暫的停留，之后便繼續北上進入到遼國的土地。在遼陽，朱熹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舌戰群生，將水平并不怎么樣的遼國儒生們辯駁的啞口無言，這雖然算不上一場什么高水平的對抗，因為以當時宋遼思想界的水準來看，這委實是國子監祭酒欺負青年童生的水準。不過這兩三個月的停留，卻為朱熹本人獲得了巨大的聲望，他不僅受到了遼國皇帝的召見，更被特許蘭臺奏對。而當遼國皇帝問起“夷狄可以為君乎？”，朱熹回答“何止可以為君，但若一心憂天下，為百姓，則可以為堯舜。”更是令遼國皇帝大喜，甚至欲冊封朱熹為公爵，拜為上卿。而朱熹此時亦以孔孟自居，洋洋得意如孔子在齊孟子見梁惠王之初。

　　只是朱夫子終究還是遜于孔圣與亞圣。孟子能一眼看出梁惠王不似人君，但是朱子要等到自己被遼國皇帝趕出去才曉得天下君王都是不喜歡指手畫腳的儒生的。

　　灰溜溜的從遼國回來之后，朱熹又與陸象山兄弟和陳亮對上眼了，一時間各大學刊上到處都是這幾家相互攻辨的文字。只不過對于朱熹來說陳亮不過是個浪蕩小子，葉適區區憤怒的青年，陸九淵與自己好比是告子與孟子。真正可以為華夏百年之患的是西方的一神教。

　　曾經與摩尼教徒是好朋友的朱熹，作為宋國對泰西知曉最多的朱熹雖然對天方教的擴張發出了警告，不過卻沒有被人放在心上。但是他對天方教的態度卻在西夏很受歡迎，很快他們也給朱熹發來了邀請函，請他去西夏王庭坐一坐。不過這時候他正和陸象山忙著吵架，沒心思跑開太遠，因此只派了門下的幾個“非天方”最激進的弟子過去應付一下。不過誰也沒想到那些一手拿著四書一手拿著刀劍的高冠儒生各個都不是羔羊而是虎狼，短短的幾年工夫，他們就把西夏境內時叛時服的幾伙回紇人滅的干干凈凈。弄得大宋樞密院哭笑不得。

　　在呂祖謙去世之后，朱熹暫時性的收斂了一下自己的脾氣，又安心回到書齋里去寫書。但是這個火藥桶寫成的書注定了又是一本會引起軒然大波的書：《朱氏家規》。

　　這本書雖然名叫家規，可是卻被公開的發行，其中的內容更是令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禁止早婚，禁止納妾，不得出妻，無子可過繼。禁止錦衣玉食，禁止濃妝艷抹，禁看艷情小說，禁止夜宴，禁止不歸宿。禁止信佛，禁止信道，禁止儒教以外的一切信仰。通篇看下來，全都是禁止，禁止，禁止。但就是這么一本充滿了戒條的家規卻在很多地方賣到脫銷，號稱是朱熹生平最大的一筆潤筆收入。

　　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的大宋淳熙年代被朱熹形容為八個字“禮崩樂壞、周文疲弊”。滿朝卻沒有一個人敢反駁他說的不對，這從反面也印證了一些什么。而陸象山也買了一本回來看過之后在空白處手批道：“元晦看似無情真有情，每從嚴厲縫中見脈脈。”

　　后人往往從朱熹高舉的“存天理滅人欲”六個大字中批評他無事生非，迂腐不堪的時候卻完全忽略了淳熙年代完全是一個道德崩潰的年代，治亂世用重典，治已經壞了的人心就不能單靠循循善誘，一些嚴厲的戒條顯得充分而必要。

　　朱熹的老家徽州是最認同他的這種思想的地區之一。朱氏家規在這里很快就發展成為鄉約族規，由于這里的人們雖然擁有著可以敵國的財富（徽宣地區六府之地巨賈大商輩出，自紹興以來就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同時也是財富最為平均的地區），但卻幾乎都過著最為清貧的生活，因此徽宣地區的儒教徒又被稱之為清教徒：他們沒有把經商得來的錢視為個人的財富，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去行善的方式。他們造橋修路，修繕學堂，資助貧寒士子，撫養孤寡老人，林林總總。他們以著自己的教條改造著自己的同時也在改造著這個世界，試圖讓這個世界更合理是他們的心愿，而至于什么樣的才是合理的，他們則持有著一種明晰的觀念：

　　合理世界必然是一種有序的世界。大到行星，小到螻蟻，都在宇宙之中各有一定的位置。這種位置應當是清晰的。

　　合理世界應當是一種對等的世界。大小不是絕對的孤立的大小，而是對等的大小。人對于螻蟻是大的，但是對于星辰卻又是渺小的。

　　合理世界應當是最簡約化的世界。一個合理的原因必然是去除掉所有不必的假設之后的原因。比如論證石頭為什么會從山坡滾到山腳用重力就可以解釋的話，那么就不要再引入狐仙和蛇妖的斗法了。

　　合理即是合乎邏輯，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是普世的觀念。具體歷史下的特殊不能優先于公理邏輯的普通。即經優于權。

　　以上諸條均被朱熹收錄在其法哲學的著作《原法》的手稿之中，并在其死后被門徒刊印出來，成為徽州法學派的基礎信念。

　　直到目前，朱子已經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領域內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翻譯、考據、博物、軍事、器械、醫學、地理、天文、航海…但是他感到自己的精力還沒有用完。孝宗皇帝退位，光宗即位，秉政的留正、呂君瑞都是他的老朋友，他很高興的收拾包袱接受了提舉江西刑獄使的任命，也是從這時開始，徽州法學派開始牢牢的占據住大理寺的位置，即便在數年后朱熹被狼狽不堪的趕回福建，還被禁錮成為“偽學道宗”也沒能改變理性法學的上升趨勢。

　　慶元六年，朱熹病故于建陽考亭。在他同輩的諸子之中，他是活的最年長的，也因此招攬了更多的學生，寫下了更多的著作（不立文字的陸象山幾乎沒有著作流傳），使得慶元學禁解除之后的朱學一時洶涌，成為天下顯學。而朱子的無所不學和海納百川的精神使得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在他之前幾乎全部的人類精神文明遺產，他對泰西哲學的介紹和評析為宋國思想家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西方邏輯學的方法由他系統的介紹到中國來，而且他重新的發現了墨家的邏輯學，整理了名家論辯方法，使得探究人類心靈方法成為了一門新的學科。駱珂、衛霍姆等人也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寫出了《人類情感論》和《人類理智論》等不朽的著作。作為一個集大成的百科全書的思想家。朱子深重的影響了此后八百年的哲學、經濟學、法學和政治學。

　　在朱子之前的中國哲學仿佛是一條由不同支流匯集而成的大河奔流而來，到了朱子這里匯聚成為了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水庫，將水位抬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高度。在朱子之前，似乎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哲學家，但是朱子以后，哲學思考成為了書齋里干癟小老頭的特權。他們雖然弱不禁風，但是一旦他們的文字走出書架，整個世界都將為之顫抖。

　　“你可以不喜歡甚至討厭朱子，但是你無法不討論朱子。”——西夏學者康純粹。

　　“慶元之后，諸君皆為朱子注腳。”——宋國學者、政治家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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