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臺吉正狐疑于崇禎弄出的這么拙劣到一眼就能看穿的反間計出來,究竟是為了什么。而對崇禎來說,他所做的一切其實并沒什么明確的目的。
黃臺吉會不會對杜度產生懷疑,他究竟是為了維持內部的團結壓下此事,還是干脆借著這個機會直接處置了杜度,對于朱由檢來說都沒有什么區別。
他只是想要借著這個機會試著動搖黃臺吉對于其他三大貝勒的信任而已,自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女真諸部以來,女真內部爆發過三次激烈的內斗。
第一次是努爾哈赤同弟弟舒爾哈齊之間的斗爭,第二次是努爾哈赤同長子褚英之間的斗爭,第三次則是努爾哈赤同開國五大臣之間的斗爭。當然還有一次沒有爆發的內斗,以代善的退縮而結束。
不過這些斗爭不管多么激烈,努爾哈赤都牢牢的把持著斗爭的范圍,把斗爭只局限在女真的上層,不讓中下層的將士介入進去。
正因為如此,每一次后金的內部斗爭不但沒有過分的削弱女真的實力,反而因為斗爭結束后進一步的集中了權力,而增強了后金中樞對于八旗將士的控制力。
這種有限的內部斗爭方式,使得后金的權力斗爭雖然血腥,但是斗爭結束之后勝利者懂得適時收手恢復秩序,而失敗者能夠承認失敗重新服從于新的權力體系之下。
對于女真人來說,這樣的權力斗爭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對于大明來說,這樣的斗爭顯然過于溫情脈脈了。
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夠壓住權力斗爭不擴大化,憑借的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八旗部隊,和統一女真諸部豎立起來的巨大威望。
但是黃臺吉可沒有對八旗部隊的絕對控制權,也沒有豎立起對女真諸部說一不二的權威性。
他之所以能夠壓制住后金內部的異見,從而維持住后金內部的平衡,除了他本人的杰出政治才能之外,主要還在于這些女真親貴們還沒有意識到,曾經力壓女真各部的那個強人已經不在了。
不管是代善還是莽古爾泰,他們還遵循著舊的權力斗爭習慣在思考問題,把權力斗爭局限在爭取上層女真親貴的支持上,沒有把武力解決當做第一手段。
代善、莽古爾泰、阿敏不和黃臺吉動用武力,而是同黃臺吉玩政治斗爭,這顯然是在以短擊長。按照朱由檢所知的歷史,這三位顯赫一時,同黃臺吉平起平坐的三大貝勒,沒有幾年時間就輕易的被黃臺吉用政治斗爭的方式所擊垮了,連一片水花都沒有濺起來。
既然已經知道了歷史的結局,朱由檢便希望提前一步打破黃臺吉同其他三位大貝勒之間的互信關系,看看事情的發展是否會有什么不同。
在鮑承先書寫的書信上令人偽造了杜度的簽名后,再讓鮑承先帶回去,不管這份書信是遵照指令交給了莽古爾泰也好,還是違背了指令交給了黃臺吉也好,對于朱由檢來說都沒有什么區別。
至于鮑承先是否會暗中銷毀這封書信,朱由檢覺得只要這個人不是過于愚蠢,就不會干這等掩耳盜鈴的事,因為他讓鮑承先一共寫了四份,就算他銷毀了這一份,也還有三份書信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要是既沒有交給莽古爾泰也沒有立即上繳給黃臺吉,一旦再冒出一封這樣的書信,那么不管莽古爾泰還是黃臺吉都會拿他作伐,說不得就成了他散布謠言離間大貝勒兄弟之情的罪證了。
像鮑承先這樣顧惜自己生命的聰明人,一定不會讓自己落在那種最糟糕的處境之中。他要么就是徹底投靠大明,把書信交給莽古爾泰,從此成為大明在后金的密諜。要么就是在第一時間把書信交給黃臺吉,以此獲取黃臺吉對他的信任。
就朱由檢看來,鮑承先選擇后者的幾率還要高上一些,畢竟像他這樣的聰明人,雖然很容易就被力量所驅使,但是對于力量的對比也具備極高的嗅覺。
現在的大明和后金相比,除了地方大些、資源多一些、人口繁盛一些,但是能夠調用的資源比例反而不及后金。看著號稱大明最強的邊軍,在后金軍隊面前如此不堪一擊,聰明人也會選擇哪條船了。
至于杜度,這位努爾哈赤的長孫對于后金國還是忠心耿耿的。雖然他的父親死于祖父之手,而他們一家也被其他女真親貴打壓了十多年,但是他也沒考慮要投靠大明。
不過能夠在那種環境下長大的杜度,雖說是因為有著努爾哈赤的庇護,但是他本人的隱忍功夫還是不錯的。雖然他忠誠于后金國,但是卻也不代表不想活下去。
他想要活下去未必是過于愛惜自己的生命,倒像是不甘心功業未成而早逝的心理居多一些。在長于審訊的錦衣衛面前,他的這點小心思自然是無所遁形的。
想要活下去,又不愿背叛后金國,使得杜度在朱由檢面前顯得很是恭順,但也沒有說出什么投靠大明的話語。也因此,朱由檢便干脆把杜度當做了一個誘餌,拋了出去。
就在送走了杜度等四人之后,朱由檢便讓人把另一封書信送去了沈陽,準備通過宋獻策把它交給阿敏。
除此之外,朱由檢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以為外人道的小心思。那便是他還想看看,黃臺吉究竟有多少精力能夠投入到作戰以外的事情中去。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投入到一件事上的精力多一些,那么投入到其他事上的精力便會少上一些。就算是一臺電腦,內存也是有其上限的。
如果黃臺吉把精力分散到同三大貝勒的內斗之中去,那么他還有多少精力可以關注到同大明的戰爭中去呢。
石門之戰的消息傳到薊州之后,不管是正在主持薊州防務的茅元儀、崔呈秀,還是其他薊州城內的文武官員,都為之啞然失聲了。
在這之前,崇禎可是信誓旦旦的對著統帥部的官員們宣布,這次他不過是去馬伸橋轉一轉,視察一下前方的防線,看看有沒有機會東進石門而已。
誰也不明白,不過是一趟簡單的視察,如何就變成了同后金石門寨駐軍的交戰了。據說皇帝還親自上陣了,雖然朱由檢只是坐鎮在后營,沒有真正出現在戰場上。
但是這場意料之外的戰斗,迅速改變了統帥部文武官員的想法,不管是茅元儀還是崔凝秀等人,不得不放下了薊州防務的建設任務,開始按照皇帝的指示,修建薊州到馬伸橋之間的鐵路。
原本把薊州城作為接下去同后金作戰的前線想法,很快就被擱置起來了。雖說統帥部和薊州城內的官員,大多數人依然支持著這個想法。
不過因為崇禎率軍擊敗了后金的前鋒,奪回了石門寨,并駐扎于石門寨中。不管是誰,此刻都不敢再提及讓皇帝撤回來,守在薊州城,等待后金軍隊自己退出長城去的想法。
對于普通的軍民來說,這次勝利倒是一下驅散了他們原本惶惶不安的心情。薊州城內的人心終于安定了下來,不再有人成群結隊的逃難去了。
而京畿地區的百姓也都松了口氣,他們覺得既然皇帝親征又取得了一次勝利,那么那些后金韃子再兇殘,這次也應該打不進京畿地區了,他們這些小老百姓,倒是可以在家安穩的過年了。
茅元儀和崔呈秀兩人很快帶著一只援軍,和大量的輜重趕往了石門寨。仰賴于戰爭公債的發行,籌備作戰物資的工作倒是進展的相當順利。
海運規模的迅速發展及華北地區水利工程計劃的實施,使得天津及通州一帶囤積的物資,要遠遠超過這一地區最好的年份。就算是萬歷初年最為興盛的天津,也不及此刻天津市面的三分之一。
在崇禎登基之后,作為內府積極扶持興建的北方第一大港,天津不僅僅是華北新興產業對于日本、朝鮮、琉球等地的商品輸出港,也是以上這些地區加上南中國各港口對華北輸入原材料和土特產的輸入港。
內府從各家銀行籌措的資金,除了鋼鐵煤礦業之外,其他部分基本就投入在了天津。在這種海量資金的投入之下,天津幾乎是每天都在有所變化。
而一旦一個地區開始出現了巨額資本的投入,很快就會出現資本聚集的效應。簡單的來說,越是有錢賺的地方,人們便樂于投入更多的資本。
不斷增長的海運規模,同不斷下降的海上運費是成正比的。天津的物資越是充裕,此地的物價也就越是低廉,而城市人口聚集的數量就會暴漲。
而反過來,充足的人口也就導致了人力資源成本的不斷下降,讓城市內的各個產業更容易獲得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這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
當然這種超越常規速度的城市發展,也同樣受到了低下的交通運輸制約和農業時代各地市場較為分散、封閉、狹小的影響。簡單的來說便是,天津新建的大量工坊,都出現了生產速度超過銷售速度,難以回籠資金的問題。
不過崇禎二年后金入侵的事件,導致朝廷發行了500萬元的戰爭公債,用以支持這場戰爭。而這些公債的大部分,都流入了天津市面上,為那些新建工坊提供了流動性,解決了這些工坊資金不足的難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金入侵的危機,倒是讓大明消除了一次潛在的經濟危機事件。
而隨著茅元儀、崔呈秀而來的,還有一些較為特殊的人物,如夏允彝和鄭芝虎等。夏允彝幾人是因為收拾行李,所以沒能趕上崇禎的大軍,等到了薊州,才知道皇帝去了前線,夏允彝這才趕來上來。
而鄭芝虎此前被安排運輸一批物資前往旅順,等到他返回天津后才聽到皇帝親征的消息,他便立刻帶著一批部下匆匆趕到來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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