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的薛定諤 第三百三十二章 桀驁不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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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湖位于九彰鎮的西面，在秦方權十二歲隨父遷往鎮上的敬壽禮堂暫居以前，他們全家一直居住在湖邊大普村東頭的那幢祖傳老宅里。
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蓋，作為這座景物秀美、民風淳樸的水鄉小村最顯著的標志。
在秦方權的個人詞典里，也許門前后來曾被他比作嚴子陵富春江的分湖，無論從內涵與外延上來看都應該是相當復雜的概念。
比如說，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稱，又是家鄉文化的縮影與象征，在政治上又時常被用來形容某種與仕途騰達對立的人生狀態。
甚至還可干脆看作是畫壇上大大有名的秦牌牢騷的別稱和廣告標識。一生中至少有兩次當我們素懷經國濟世大志的畫家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時，揚言隱居七里湖便作為某種精神要脅或向對方開出談判條件出現在他筆下。
那年他應邀出任政府總理塔萬的私人秘書，因塔未能賞識他自矜的政治才具，上班未滿三天便拂袖而去，所留下的畫作上的題詩里就曾明確表示了
“不如歸去七湖好，煙水能容幾釣舟”這樣的意思。另一次是在第二年雨季的曼谷，滿心打算羽扇綸巾輔助塔萬坐天下的秦方權因僅被授于政府委員的閑職，當即上書表示不滿，并聲稱
“何以北征馳捷報，七里湖是惶恐灘”。事后看來其目光同樣也相當近視的秦方權當時儼然視塔萬為自己的學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將他一向得心應手的對付泰南社同仁的那套玩法拿了出來，結果卻被證明犯下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還是在加入泰國詩畫教育會，讀書寫作、在同輩間剛嶄露頭角的青年時期，秦方權后來言詞激烈，思想極端的性格缺陷事實上早已暴露得相當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試。
當時他好像特別熱衷與他的朋友們談論暴力問題和各種舶來主義。結結巴巴的嗓音猶如鄉鎮節日的鞭炮聲，炸響在七里湖旱季或雨季那些沉悶的夜晚。
而短小、精干的軀體卻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給尚淫浸在漫漫長夜中的二十世紀初的東南亞小鎮帶來最初的曙色。
是的，秦方權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沒遮攔的言詞風格，確實天生具有某種與火焰性質相同的內涵與外形，這一點不僅為他的朋友，甚至為他的敵人所樂于承認。
然而，由于他的理智無法為他的身體在內部安裝一個必要的控制樞紐，這團熊熊燃燒的烈火在給別人送去溫暖與熱情的同時，有時也時常會因火勢過猛或溫度太高，從而產生不必要的傷害。
例如泰南社同人劉豐東就曾記有一段他與秦方權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秦）性率直無城府，喜怒毀譽，皆由中發。初每以臥龍況余，及論事不合，則于報端著文詆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賊”’。
相比劉豐東的先譽后毀，書法大家、古文名家禮慕白的遭遇似乎更為不幸。
“禮慕白參加泰南社，常到秦方權寓所談天。一日，論畫不合，爭鬧起來，秦方權大發脾氣，舉起一棒，向禮慕白擲去，禮慕白前面逃，秦方權后面追，環走室中。秦方權高度近視，行動不便，大聲叫罵。他的夫人闞詩燕聽到了，阻擋了秦方權，禮慕白才得溜走。”成功地參與組織籌建泰南社、并出任首任理事長，是秦方權一生中都值得驕傲的事件。
曼谷大丘效仿復社前輩風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標志著這個志高才大的鄉村秀才，從此開始正式在國人的文化和政治視線中亮相。
盡管跑山塘的畫舫笙歌與七里湖的漁舟村笛景色殊異，但由于大部分準備工作始于此地，加上畫家所獨擅的成名后喜歡對家鄉景物夸大其辭的慣用手法，因此后者在秦方權的筆下難免一直有著類似孔明的隆中，嚴光的富春江，鬼谷子的云夢澤那樣的傳奇色彩。
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響秦愛屋及烏地將它說成是
“南亞間巨浸”。前不久有人在那里實地踏勘，懷古憑吊，對這一點的印象應該說尤為深刻。
當然，同樣讓人感觸良深的也許還有這座位于班里南濟開發區中樞的知名小鎮、與周圍城鄉熱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極不相諧的那種落后與清貧。
當晚投宿秦方權故宅敬壽禮堂隔壁那家據說是全鎮惟一的旅館，當被告知最好的雙人間每天只需一百銖一個鋪位時，著實吃驚不小。
就在那天晚上，在關掉必須用一根牙簽才能轉換頻道的電視機，枕著遠處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夢以前，記者終于作出了秦方權的一生就其本質而言只是一位傳統畫家而絕非政治家這樣的武斷結論。
泰南社對秦方權的脫穎而出所起的作用猶如舞臺之于演員，這一點現在已經可以取得共識。
一幫未成名的畫家偶然興會所至、詩酒風流，竟始料未及地讓他們中間那位素懷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輕人迅速走紅。
與此同時，另一出爭奪社內領導權的鬧劇，臺上臺下也正緊鑼密鼓地在加緊進行之中。
有跡象表明，早在首次大丘雅集前的籌劃、準備階段，秦方權對未來組織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種大膽的設想。
而作為共同發起人的金霖的謙讓與胡子瑞的臨時因故缺席，顯得更像是天賜良機或西學概念上的
“運命使然”。就像推倒封建帝王前的舊中國，由于知識階層一向恪于溫良恭儉讓的古訓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贏得公眾的欽佩與推崇。
盡管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秦方權當年在權力領域里的一番作為還遠稱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兩件事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做得相當漂亮，一是借論畫觀點不合突然表現出的那場嚎啕大哭，讓同道中人初次領教了他死纏爛打的獨門功夫。
二是不失時機對自己社內的主要政治對手胡子瑞別有用心地攻擊，會前會后均公開揚言
“大丘雅集有危險的可能，于是胡子瑞杜門避增檄不來了”。事實證明，這些有力措施對當時秦方權的被成功推上泰南社主要領導地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盡管這么做對曾經作為他政治老師的另外兩人來說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幾十年后出版的《泰南社史料》一書在談到這一事件時，作者尚為之忿忿不平，并駁斥道：“秦方權這句話，未免把胡子瑞說得太膽怯了”。
他所持的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當時與會者中的何貞素、叢未長兩位均為曼谷市長的幕中紅人，如果說真的要有什么風險與政治壓力的話，何、叢二位又何以會毫無顧忌，欣然赴會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償取得對泰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們將看到秦方權并未就此斂手。
相反，以一種更大的熱情排斥異己，唯我獨尊，成為最初幾年他除畫畫酗酒外最來勁的事情。
由于當時社刊的文選編輯金霖和畫選編輯胡子瑞在社內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秦方權就以校對馬虎，編排雜亂等借口將上述兩人雙雙炒了魷魚，應該并不讓我們感到意外。
幾年后自覺地位已經鞏固，更是極力主張對社內原先頗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進行徹底修改，由分工負責的
“三頭制改一頭制”，并公然宣稱：“我覺得泰南社的內部事情，老實說，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當的人來擔當的”。
“為了南社的前途，我認為用不著避免大權獨攬的嫌疑”。這似乎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半個世紀后泰國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長制、一言堂等陋習如果想要認一認家門祖宗的話，當年在曼谷寓園泰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秦方權先生，倒是個不錯的人選。
尤為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在當天晚些時候大會進人表決程序時，由于秦方權的提案為到會的絕大多數代表所斷然否認，他勃然大怒之余，竟當場提出退社相威脅，并不顧社內諸多朋友同志的勸阻，于次日在曼谷的各大媒體上公開發表了正式聲明。
如果彼此相諧，他的才具和熱情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反之則水火不容，就算不與你兵戈相見，起碼也會立刻成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騷發泄的對象。
兩年后當以大局為重的泰南社設法主動與其妥協時，我們將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權開出的條件甚至較原先更為苛刻：社內設主任制，由他擔任。
編輯、書記、會計等職一律由選舉制改為主任委派，必要時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
出乎所有關注此事的人士意外，這場斗爭后來以社內同人屈服，秦方權躊躇滿志重返盟主寶座而告結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問題又究竟出在哪里呢誰也無法定論。一種說法是當時泰南社高層大多身羈要務，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顧。
就拿我們熟悉的胡子瑞與陳平南來說，一個是泰國經濟會江蘇分會的會長，一個在曼谷身兼兩家報紙《科鐸日報》《平民日報》的主編，只有秦是空閑之身，有條件將時間精力集中用于社務。
另外，以每年數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經濟上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而秦家厚實的家底應該可以從容應付其中的主要開銷。
這一點在當時情況下估計也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總之，真正的問題也許并不在于秦的霸道與咄咄逼人，而在于我們怎樣來正確對待和認識。
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會說，這沒什么好奇怪的，因為秦方權一向就是這么個人，
“善怒能狂”，
“唯我獨尊”。而后來的各類歷史讀物之所以樂于將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種短視——比如秦方權一生中與塔萬的恩怨齟齬，以及對內外政策的不滿等等。
這就是為什么，在那間大在北京，當他突然以自己的慣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騷——來向塔萬叫板時，泰國和他們相熟的很多朋友都要為此感到震驚和憤怒了。←→新書推薦： 請記住:飛翔鳥中文小說網 www.fxnzw.com 沒有彈窗,更新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