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大師們上

第九章大師們上

全能修煉至尊

本章副標題：余生……嗯，穿也晚矣！

我們的袁大師不準備攙和《饑荒孤女》的制片和攝制工作，畢竟在如今這種大工業時代，哪怕是穿越者，他也不能包打天下的。

專業事務就應該交給專業人士去打理。

再者說，談錢傷感情。做預算簽合同那就是得罪人的事情，他可不想把自己和電影大師的關系搞壞，以后他們還要繼續合作下去呢。而且他是有私人律師的男人，讓約翰麥考爾先生出面就行了。

所以，他們接下來聊了聊這個劇本在拍攝方面的一些問題，還算是愉快地把這頓午飯給吃完了。

吃完了飯，大衛格里菲斯先生就坐不住了，對他這種電影藝術家來說，有這么一個優秀的劇本放在眼前，不抓緊時間籌備拍攝工作那就是犯罪。他立馬告辭，帶著劇本返回酒店了。

就在袁燕倏想和吉許小姐敦睦（倫）一下中美關系的時候，艾紐卡小姐姐走進來道：“尼奧，印刷廠把你的樣書給送過來了。”

“我的樣書……”袁大師精神一振，自己那本《Socialism》總算是印出來了啊。

現在他可是NYU的大贊助人，將來很有可能成為名譽董事的男人，還愁找不到跳級申報博士的推薦人。歐文亞當斯，尤里安錢德勒和詹姆斯柯南特三位就十分主動地成為了他的推薦人。

而他的博士論文在上周五已經交上去了。實際上，他那個Phd.已經是拿到手了，現在只不過要走個程序罷了。

好吧，就算他不抄米塞斯的《Socialism》，隨便寫點什么，他這個博士學位的問題也不大。可是他依然非常小心。

當時美國大部分高等學府要求每位博士侯選人要向學校當局呈送論文副本一百份。而我們的袁大師一口氣印了一千份，還有九百份那就是敲門磚啊，誓要把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們都敲一遍。

他的博士論文就要大張旗鼓地搞得滿世界人都知道，省的像“道可托胡”那樣“不清不楚”的，過上幾十年居然還能成為史學界的一樁公案。

不管后世胡大師的弟子和史學界，尤其是臺灣史學界怎么為他老人家遮掩和吹噓，胡適之確實要到1927年，也就是他博士論文寫出來十年之后才拿到Phd.。從這個角度來說，他這個胡博士和某位“方博士”一樣就是在騙人。

其實這件事情在1919年的美利堅就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

1919年9月7日，即在胡適考過博士學位的最后考試并已回國之后兩年多，那時仍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好友朱經農給他寫信談到此事：“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寇仇’的先生的胡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筆者注：節選自《胡適來往書信選》）

朱經農和其他好友三番四次催促胡適趕緊采取自衛手段馬上發表博士論文，可是胡大博士卻始終沒有采取行動。不是光風霽月的他不在乎小人中傷，而是那個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我們的袁大師就不一樣了，他不但是貨真價實的“道可托袁”，而且一心就要把他的那個Phd.廣而告之，今后任誰都挑不出錯來。

這可是和他小命息息相關的啊。他的第一個系統任務“知識改變命運，學歷增加逼格。”還沒有完成呢。

“安，讓工人把書送到書房去吧。你把信封信紙什么的都準備好了，我接下來要大干一場了……”

既然要廣而告之，那么就要向全世界的經濟學界廣而告之，袁燕倏接下來就要給經濟學大師們寫信寄書來著。

實際上，他一直覺得自己穿越的時間太晚了一點，當然自己那位大曾伯祖父也太不爭氣了一點。因為這兩個原因，他就錯過了一位大師級人物。

奧地利學派的開山鼻祖，現代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者之一，八十一歲的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在兩天前，也就是1921年2月26日剛去世。

1840年，卡爾門格爾生于加利西亞（時為奧地利領土，現屬波蘭），他的一生經歷并不復雜，屬于那種純粹學而優則仕，接著又重投學術懷抱的大學者。

1867年他在克拉科夫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他成為一名撰寫經濟分析方面的記者；又過了幾年，進入奧地利首相辦公廳新聞部工作。

1873年，門格爾被提升為維也納大學法律系的“杰出教授”，這使得他毅然棄政入學。1876年，他擔任奧地利王儲的導師，并陪同這位18歲的王儲游歷歐洲各國。1879年回國后，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從此安心于平靜的學術生活，直到兩天前才去世。

袁鴻漸同學一想到自己經濟學學術方面的發展，心里面就好氣啊。自己那位大曾伯祖父簡直就是在浪費生命，糟蹋這個大好的年代。

你說你都念政治經濟學了，怎么就不能乘著這些大師都活著的時候拉拉關系呢。只要手里頭有幾封大師的親筆信，就是那種專門說客套話的親筆信，你……嗯，我就可以到處宣揚這些大師對我是青眼有加了啊。

其實當他發現自己肯定是要當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動學閥”之后，立馬就給門格爾大師寫了一封“效忠信”，說自己是如何地仰慕這位大師，自己是如何地被邊際效用理論影響，自己是如何地就此成為了新古典自由主義者。

可惜此時已經是1920年的尾聲了，重病纏身的門格爾大師收到信的時候應該都沒有力氣看了。

一位極為重要的經濟學大師就這么和我們的袁大師擦肩而過啊。而袁大師這就少了一份重要人物的加持。他還沒有臉皮厚到隨隨便便就自稱是門格爾學生的程度，只好當當他老人家的精神門徒了。

不得不說，這對他今后的學術地位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