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的紙幣,皆以金銀為準備金,有多少金銀就發行多少紙幣,置鈔本,建中央錢莊和各地分部錢莊,紙幣隨時都可在錢莊中置換成金銀,紙幣可直接購買糧食、絹帛綢緞、鹽鐵、瓷器……”
北宋初年,四川用銅錢,體重值小,一千個大錢重二十五斤,買一匹絹需要九十斤到上百斤的銅錢,流通很不方便,于是,商人發行了一種紙幣,命名為交子,代替銅錢流通。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分鋪。
由于鋪戶恪守信用,隨到隨取,交子逐漸贏得了很高的信譽。
后來因供應軍需超額發行,交子嚴重貶值。
到了宋徽宗大觀年,蔡京改“交子”為“錢引”,規范了紙幣,使其流通更廣——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后四川也于大觀三年改交子為錢引。
而且,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與后世的紙幣相比,也不差太多。
另外,古人在防偽上有一套可行的辦法,即:使用特殊紙張,重重蓋章,圖案復雜等方法。
當然了,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防偽方法,后世科技那么發達了,不仍有造假鈔的嘛。
所以,古往今來鑄造錢幣與紙幣有一個共同的防偽辦法,那就是——法律。
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又因趙佶驕奢淫逸、好大喜功,需要大量的錢財,結果蔡京等人隨意增發,因此紙幣價值大跌。
韓擎為了發行紙幣,而特意研究了此時的錢引。
在這基礎上,韓擎再根據自己后世的眼光、經驗提出了“金銀復本位置”、“防偽”、“發行十元、五元、兩元、一元、五角、兩角、一角、五分、兩分、一分多種紙幣”等等在這個時代的人看來極具智慧和眼光的提議。
后來,韓擎與梅執禮和張愨經過反復討論,制定了:所發行的紙幣十元對應十貫,五元對應五貫,兩元對應兩貫,一元對應一貫(即一千文),五角對應五百文,兩角對應兩百分,一角對應一百文,五分對應五十文,兩分對應二十文,一分對應十文,另外又發行三種銅幣(即五厘、兩厘、一厘,對應五文、兩文、一文)。
順便說一句,為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也為了增加錢儲部發行的紙幣的信譽,更為了防偽,韓擎命張愨在錢儲部發行的紙幣上印了兩樣特殊的東西。
一樣就是韓擎自己的畫像。
另一樣就是韓擎數字(即阿拉伯數字,印度人于公元五百年前后發明的,現在早已經存在了,只不過中國地區的人還沒有使用。)
(除此之外,韓擎也提出了后世紙幣的一些防偽手段,像水印、紅藍彩色纖維、安全線、手工雕刻頭像、隱性面額數字、光變面額數字、陰陽互補對印圖案、雕刻凹版印刷、號碼(凸印)、專用紙張給張愨等人參考。)
當然了,雖然韓擎的臉在汴梁城有一定的信譽,但還是真金白銀更有信譽。
所以,為了保證紙幣的價值,也為了方便交易,韓擎命人將金銀制作成了金銀幣。
不過——
為了方便紙幣流通,也因為科技限制無法制作太小的金銀幣,在韓擎的提議下,錢儲部只制作了一種金幣、一種銀幣,并規定了一枚金幣等于十枚銀幣等于一百元紙幣相當于十貫(一萬文)。
另外,雖然錢儲部所發行的紙幣與銅鐵錢有相應的對應,但紙幣和金銀幣只與金銀兌換,不與銅鐵幣兌換。
韓擎這么做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以良幣驅除劣幣,也就是用錢儲部發行的紙幣和金銀幣驅除以前的銅鐵幣。
可以說,在韓擎的指導下,錢儲部發行的紙幣已經非常先進了,應該能具有良好的流通性。
但話又說回來了,錢儲部發行的紙幣和金銀幣其實也不是沒有隱患。
這個隱患還是最基礎的問題,那就是金銀復本位制本身就存在著不穩定的兌換關系,一旦有大量的金或者銀涌入貨幣區,肯定會對錢儲部發行的紙幣和金銀幣造成強烈的沖擊。
事實上,韓擎不是不知道,單純的金本位制或是單純的銀本位制,肯定更穩定。
可問題是,不論是金,還是銀,韓擎手上都不多,就更別提夠了。
而且,韓擎還清楚的知道整個中國大陸地區(包括宋、金、西夏、西遼、吐蕃、大理以及中南半島)的金銀都不怎么多。
這種情況下,如果單獨使用金本位制或是單獨使用銀本位制,都難以大范圍推廣。
所以,韓擎目前只能先選擇使用不是太穩定的金銀復本位制,等將來根據情況再逐漸向金本位制過度或是向銀本位制過度。
但話還得再說回來,金銀復本位制縱然有相對不穩定、混亂等毛病,可它也有其優點——由于是復本位,它的貨幣材料來源既可以是白銀,也可以是黃金,來源充足;當需要進行大額交易可以使用黃金,小額交易則可以使用白銀,靈活方便;兩種幣材之間可以相互補充;更加方便與其他貨幣之間匯率的穩定,既能同以金子為主要貨幣的歐洲國家進行金幣貿易,又能同以銀子為主要貨幣的亞洲國家進行銀幣交易。
總而言之,在韓擎的指導下,中央錢莊很快就在皇城中建好了,同時在外城的黃金地點建了十個錢莊,而第一筆紙幣也將作為親衛軍和奮軍的軍餉發了下去,同時各軍的政工干部會告訴親衛軍和奮軍的將士,他們隨時都可以拿著手上的紙幣去各個錢莊換成真金白銀的金銀幣。
將時間撥回城下之戰(即前段時間汴梁城下的決戰)前七日。
趙構以康王兵馬大元帥的名義召集了范訥、趙野、翁彥國、孫昭遠、朱勝非、高公純、錢蓋、張深、劉光世、趙子崧、趙叔向等統兵之人,使其全部都來到南京應天府。
趙構滿含深情道:“某去歲出使賊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
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民兵。
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
繼得樞府礬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輕出。但分兵近畿,為逼逐之計。
不想,宗澤匹夫擅兵冒進,損兵折將,壞某大計,又使某無力再戰。
后聞二圣、諸王、宗親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
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
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圣,臣民戴歸,天意未改,必能化險為夷。
某不得已作罷。
繼聞賊子韓擎挾天子以令天下,偽封宗澤欲奪某皇兄親封大元帥之位。
某不欲鷸蚌相爭逆胡得利,故率兵南下,與諸位合兵一處。
諸位故老、近臣、將帥,忠義有素,當資眾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移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勛。
某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