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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北京城，擁有很多古建筑，特別是法源寺，這是一座在唐貞觀十九年建造的古寺，這里曾是金朝拘禁宋徽宗和宋欽宋的地方，幾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京城的經濟是停滯不前的，現在的京城，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企業，所有的營業類場所，沒有背景和后臺，根本就經營不下去。

特別是很多街道，有石板鋪成的還算好了，那些泥濘的小胡同，一旦到了雨季，就會變成一片汪洋，污水中還飄浮著黃白之物，簡直就是慘不忍睹。

北京城的下雨系統，說出來難以讓人置信，除了紫禁城的下水道系統相當強大，自從建成以后，從來沒有被水淹過，其他地方……只能呵呵。

別說崇禎喜歡上了畫中的金州城，全旭也喜歡，因為金州是他按照后世的城市修建的城池，其實，整個遼東，甚至現在的臺灣、呂宋和瓊州府，都差不多。

以普通鎮堡為例，僅僅下水道系統就長達十五公里以上，除了下水道，還有暗溝，每一座鎮堡都是先址當地地勢較高的地方，從來不會修建在低洼之處。

遼東的城市，干凈，衛生，哪怕擁有大量的駿馬和牛，每天清理的馬糞和牛糞就多達幾百萬斤，但是，金州的城市生活條件確實是比京城要好。

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如果是在工業區那里，那里的噪聲、粉塵、煙霧以及刺鼻氣味，也讓人絕望，特別是水泥廠和化肥廠，周圍十五公里，都會彌漫著刺鼻的氣味，還有讓人絕望的粉塵。

全旭面對崇禎的疑惑，還沒有辦法回答，他想了想道：“只能努力工作，遼東金州沒有閑人，大家都需要工作，大家都交稅，包括我自己，安慶公主管事下的那些紡織廠、布莊、繡樓，也需要交稅，她還跟我生氣呢。我告訴她，這個口子不能干，大家都看著，我若不交稅，沈明澤也不想交，其他有權有勢的人也不會交，結果那就是收不上來稅，官府沒有錢，想修路拿什么修，依靠那些地主和士紳自覺？他們會在揚州瘦馬身上一擲萬金，交稅的時候，連一兩銀子都不想掏！”

崇禎沉默起來。

在資本主義的國度里，國會如果想讓資本家加稅，那個難度，可想而知，他們寧愿花十個億換個總統，也不愿意多交一千萬的稅。

相對應的，大明的士紳，其實也是“資本家”，他們與資本家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資本家為了追求利益，什么事都愿意做，比如改良機器，提高生產效率，可這些士紳，卻遠遠沒有這個覺悟。

他們只想著利用佃戶種地，利用自身的特權，強取豪奪，從一定程度上來，資本家推進了科技的發展，而士紳卻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崇禎確實是在為大明帝國殫精竭慮，他是1611年，現在才周歲二十三，虛歲二十四歲，其實他比全旭的實際年齡要小好幾歲，可是，由于操勞，他的頭發有些稀疏，發際線上移，更為關鍵是，頭發和胡須都出現了斑白的跡象。

大明的百姓，雖然貧困，生活過得艱難，一千人普通百姓里，一個瘦子，但是，大明的官員，卻大部分都是肥胖的身體，十個官員七個胖，還有兩個是天生瘦弱體制，要不然就像孫承宗和袁可立那樣，因為焦慮，因為操勞，日漸消瘦。

崇禎嘆了口氣：“這兩年，北隸的雨水越來越少，天氣越來越冷，天氣越來越反常，遼東難道就沒有受到影響？”

“要說沒有影響，那是不可能的！”

全旭苦笑道：“遼東的天氣比京城更冷，最冷的時候，像現在這個時候，已經大雪封山了，一夜之間，大雪就會把窗戶和門都埋起來，也發生過不少悲劇，有的百姓因為大雪埋起來了，出不去，耗盡了房間內的空氣，活活憋死，這種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一般情況下，他們房間里有煙囪，不會出現耗盡氧氣的現象。”

“旱災呢？”

崇禎最為擔心的問題還是干旱，要說寒冷，哪一年冬天都會寒冷，可崇禎六年、崇禎七年幾乎北直隸的十八府，全部受災，無一幸免。

“遼東也一樣有干旱天氣，兩三個月不下雨也罕見，雖然糧食會減產，但是，有充足的溝渠、也有充足的水車和螺旋水泵，糧食雖然減產二三成，但不至于絕收！”

崇禎有些難以接受，同樣的天氣，為什么遼東可以保護較高的糧食產量？要知道，如果不是全旭今年運來的兩百萬石糧食，京城不知道餓死多少人。

北京京城有十三萬四千戶左右，加上二十余萬京營，總共有一百多萬人口，現在京營被崇禎精簡了三分之二，如今加上百姓和軍屬，北京的人口也就免費一百萬出頭，也就是說，遼東運來的糧食，每個人就可以分攤將近兩石，也就是三百七十多斤，基本上這些糧食可以保證吊著命不至于餓死了。

“為什么百姓不學遼東修溝渠，建水車？”

崇禎有些不解：“那些大臣都是瞎子，還是百姓太懶？”

“不是他們懶，也不是他們不學！”

全旭沉吟道：“是因為成本，京城其實不缺水，像拒馬河、永定河、北運河、潮白河、薊運河等等，這些河流可以供應三分之二的農田消耗，可問題是，修建水車雖然成本，一臺可以澆灌十畝田的水車，造價需要八兩銀子，但是，十畝地的產出，不值八兩銀子，很多有錢的地主，寧愿絕收也不愿意修水車！”

全旭利用遼東、臺灣和呂宋的糧食，拼命打壓中原的糧價，寧愿虧錢甚至搭上路費，也要打壓糧價，就是為了逼死那些地主。

普通百姓種的糧食，只是勉強供自己吃喝，因為糧食價低，種地不劃算了，地主還需要佃戶耕種，他們一畝地以前可以收個三五斗的地租，累計下來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可是遼東、臺灣、呂宋，那些需要人口，全旭可以往那里移民，把中原的佃戶忽悠走，這樣以來，地主的田地只能荒著，短時間內，他們還能堅持，可是時間一長，他們就完了。

這種打壓糧價的方式，肯定會殃及普通百姓，可普通百姓對于生活的要求極低，勉強可以忍受，他們會在房前屋后，種植蔬菜，會利用遼東的海鹽，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這樣以來，其實最難受的還是地主。

這就像后世的宏觀經濟調控，宏觀經濟調控的時候，最難受的其實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號稱所謂的中產階級。他們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卻好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所以他們的日子更加難過。

所謂的中產階級，其實就是韭菜，一岔一岔的收割。

崇禎一下子抓住了問道的核心：“北方各省的糧食欠收，并不是真正的天氣原因，而是無利可圖，那些地主，主動撂荒？”

全旭淡淡的道：“也不能這么說吧……”

其實，北方的田地撂荒，全旭和遼東系，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崇禎憤憤的咆哮：“朕就知道，朕就知道，這些該死的地主……”

其實，名義上，皇帝才是封建時代的地主，可事實上，皇帝又非常可憐，特別是崇禎皇帝，他是大明歷史上最窮的皇帝，沒有之一。

放眼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他也是最窮的皇帝。

大明士紳其實被寵壞的，他們不用交稅，而是利用其身份特權，壟斷田地，而且肆無忌憚，制造內部矛盾。

要說為富不仁，說的就是他們。

崇禎似乎想到了什么，揮手招來了王承恩：“剛剛武威侯所言，你聽到了吧？”

“回稟皇爺，奴婢聽到了！”

崇禎道：“京城周圍，那些地主是不是把田地撂荒了？”

“也不全是，有相當一部分地主，把田地撂荒了！”

王承恩一邊觀察著全旭的臉色，一邊觀察著崇禎的臉色。

“京城最大的地主是誰？”

“嘉定伯周國丈！”

嘉定伯周奎其實并不是京城最大的地主，不過名義上卻是，因為其他士紳的地主多少都會掩人耳目，分散開來，有可能一名名不見傳的地主，他名下的十幾萬畝土，其實都是某個權貴的。

周奎的田地最多，那是因為他利用勛貴的身份，接受了大量的投效，足足一兩百名中下地主把田地掛在周奎名下。

崇禎問道：“他有多少地？”

“不下五十萬畝，田莊有六十多座！”

崇禎又問道：“他歲月多少石？”

“以崇禎七年為例，他歲收，歲收五萬四千余石！”

“混賬！”

哪怕天氣干旱，一畝地只產出一石糧食，他應該有五十萬多石糧食的收成，事實上，周奎一年的糧食收成不過五萬四千石，不足他名下田地的十分之一。

崇禎豈會不知道自己的老丈人是什么貨色？

可是，子不言父過，長輩就是長輩，崇禎也不想留下薄情寡義的名聲，就沒對其進行處理，可是在得知周奎的田地超過五十萬畝，卻僅收五萬余石糧食的時候。

崇禎瞬間就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