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姓的最大難題《轉載

——中國醫療改革的方向之疑

2002年12月5日，廣東深圳一名大廚師，感染上了一種亟具殺傷力的新型傳染病。這標志著人世間所從未有過的新災難降臨，就是后來令人恐怖的薩斯。就因為這個薩斯，中國的經濟生活受到很大影響，人們可以舉出旅游業、餐飲業、商業、航運業、出口等許多方面受到重大影響的例子。國內的經濟學家們更是到處起勁地發表文章或演講，對中國經濟做出各種看似很聰明的、又充滿自信的預測和分析。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薩斯“冷風暴”式的生活，北京又處在漩渦的中心，我突然感到，再聽這些經濟學家預測分析，常常令人煩躁。因為它離我們老百姓的現實生活似乎太遙遠了。今年經濟仍可增長8！中國經濟仍然充滿活力！20年之內GDP再翻兩番！這些激動人心的話語，在薩斯冰冷的威脅面前，顯得毫無感染力了。因為，薩斯一下子凸現出了億萬中國百姓生活最大的難題，這也是多少年籠罩在全國人心頭上的一個巨大陰影。不知經濟學家們是否對此有所感悟？就是GDP增長再多，再多建幾座大樓，再多建一些經濟實體，再多搞一些產品，再多辦些證券公司和銀行……，是否就能夠解決百姓的這個最大難題呢？

我說的這個中國老百姓的最大難題，就是：大量的中國人，甚至是大多數，感覺到自己缺少錢治病！現在人們說，中國百姓的生活是三大難題，教育、買房、醫療。在我看來，前兩項都還有一定的“剛性”。最可怕的是醫療問題！誰都不知道，我需要掙多少錢？我需要存多少錢？就能夠保障自己和家人的醫療了。人們心里永遠沒有“著落”，這是最令老百姓內心慌亂的事情。

隨便說說，我國多少年來“內需”不足，基本原因顯然是：消費主體是窮人，沒有錢，何來擴大內需？我國絕大多數老百姓不敢去“擴大內需”，不敢隨意動用自己的小小存款，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必須“存錢”以應付醫療，醫藥費高昂且為“不時之需”，而且還是個無法預測的“無底洞”。這幾個月，無底洞中偶然飛出個妖怪——薩斯，就幾乎把我們這些普通人嚇得個魂飛魄散。

讓我們來看事實。

第一名感染薩斯的黃杏初先生是一名大廚師，月收入1萬元以上，屬于高收入階層。該收入水平在深圳也是不錯的。在全國，那是99以上的工薪者遠遠摸不到邊的，就是北京2002年的平均工資，據報載也不過是“突破”了年收入1萬元。那還是1整年的收入啊！但黃先生此次為了醫治薩斯，花了16萬元，據稱已把多年積蓄花了個精光。他算是個經濟富裕的人，能夠為了生存抵擋一陣。而同時，國內大量病人卻是沒有多少錢的窮人，于是便發生了多起薩斯患者的逃跑事件。顯然，“逃跑”的原因，并不是怕被“醫療”，而是怕負擔不起的醫療費！此次疫情暴發期間，民工是薩斯患者中的“第一大人群”。但是我們的民工，雖然辛苦非常，才能掙幾個錢呀。舉幾個例子，您瞧：

（一）據報道，5月26日上午，一名發燒38.5攝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車上兩次昏倒，被送到醫院發燒門診后卻又逃走。為什么？他是被“區區”200元檢查費嚇跑的。同車的60余名乘客下車后不等醫務人員到來檢查即紛紛離去。后來這位疑似患者丘川友先生在隔離期間又欠下安貞醫院3000元押金，他的艱難可想而知。

（二）5月17日上午11時30分，西安市臨潼區靳家檢查站，檢查人員發現一輛車號為陜AG1011從運城開往西安的依維柯中巴車里，一名叫阿慶的四川彝族青年體溫達39度。檢查站馬上將其送到西鐵工程醫院拍片檢查，經測量阿慶體溫38度，常規化驗不正常，拍片結果顯示其右肺下葉處有片狀陰影。臨潼非典辦流調隊將全車17人帶到醫院留驗觀察。但后來阿慶先生翻墻逃走。他也是被醫療費嚇跑的！

（三）家住遼陽燈塔市鏵子鎮礬盛居民委的張鍵先生，于4月22日住進北京市宣武區回民醫院，被確診為非典型肺炎接受治療。5月1日他因交不起5000元診療費，翌日凌晨從醫院逃走，他帶著女友乘坐5月2日10點20分的11次列車于當日從北京到沈陽北站，隨后打了輛出租車于當晚9點30左右跑回礬盛村。

薩斯患者一旦逃走，會把所有的人驚出一身汗來。但從總的情況來看，好在國內采取了強有力的檢查和隔離措施，因此沒有出現大量病人“流亡”的情況。否則，就會出現薩斯向廣大農村的可怕蔓延。一旦出現，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為什么會出現病人逃亡的現象？就是害怕天文數字般的醫療費。盡管國家申明，農民的薩斯醫療費全由國家負擔，但可能“宣傳的力度”不夠，民工中彌漫的對醫療費的恐懼并未消失。同時，政策還不夠明晰，什么樣的人算農民？城市的民工算不算？現在有的地方“農”與“非”的界限已不清晰，如何界定農民？有人從農村到北京務工已經許多年了，還有人從偏遠的小城鎮來的，自己并沒有“責任田”，這些窮人都算不算農民？

再說，具有城市戶口的普通收入的人群，就一定能夠勝利地擔負起薩斯醫療費嗎？

薩斯醫療費到底有多高？這是一個判斷的關鍵。歷來，頭疼腦熱、發燒感冒，都被稱為“小病”，但現在，一有發燒，就可能被“疑似”為薩斯，粘上了薩斯的邊后，隨后而來的一系列檢查和治療都是驚人的“高消費”，有的醫院竟然“透個視”也要收150元！而若是被檢者真的惹了薩斯上身，那就更不得了了。薩斯的治療費大致需要多少呢？據報道：早期廣東省治非典都是先收費的，河源首例病人黃先生，佛山首例病人龐先生，廣州的中國１號“毒王”所付醫療費，皆高達人民幣20萬元或幾十萬元。據有的媒體估計，國內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療費用平均約為10萬元。

10萬元一位！非同小可。

另據北京中日醫院的估算，非典病人的治療費為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在北京積水潭醫院，疑似病人一周費用為5000元，普通病人約為200元一天。根據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對北京大學附屬多家醫院的調查結果顯示：一個輕癥非典病人的各種花費在1100元左右，而重癥病人費用3200元左右。

在這高高的“薩斯醫療費”面前，窮人和富人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面。

據《京華時報報道：一位25歲尚未有正式工作的小齊女士，因非典住進北京佑安醫院，4月28日出院時才知道：住院費4萬多元！賬單有兩頁長，收費項目大概有100多個。其中最貴的是日達仙，每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注射一支，共計1.7萬元。另外凱帝欽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從沒聽說過的藥物的名字。這一下子，小齊不由失聲痛哭，夫婦倆原本平靜的生活就完全被改變了，他們被病魔沒頭沒腦地、一下子投進了可怕債務的深澗……

所以說，我國大量患者，也可以說絕大多數患者，都會面對著醫院的賬單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澀。

當然，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還有另一面。據網上消息，財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從高層聽說了“非典”的時候還不相信，到了臺灣才相信厲害，立刻讓手下花10萬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飛機，飛回大連。10萬元，算什么事！幾個小時就花掉了……。看來，富人的生命要貴重多了。

不錯，中國是有這樣的富豪，但這并不能成為民族的驕傲。雖然有人說，中國是富豪的中國，但我認為，中國仍然應當是人民的中國。富豪人數極微，因此我們國家的醫療政策也好，醫療改革也好，顯然，不能以他們的豪華標準來制定。但從醫院算賬的情況來看，接待豪富患者，卻正是許多“三級甲等醫院”的努力方向。

現在，薩斯病情的傳播已經逐漸被控制，情況在變好，人們也終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氣。但是，此次薩斯的突襲仍然是一個重大的教訓。我們若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是此次薩斯最大的受害國，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據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國大陸的薩斯患者總數5328人、占世界總數的.1，因薩斯死亡人數328人、占世界總數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臺灣兩地，上述兩個比例則為88.6和90.6。除了大陸和臺港澳地區外，世界上還有27個國家出現了薩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人、加拿大159人、美國66人、越南63人以外，其他國家的累積病例都只達個位數。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薩斯可以算是一種“中國大病”。中國對此病的治療、及未來的預防都應當有較大的貢獻。

我認為，就教訓來講，中國需要從兩個方面調整醫療改革的方向。

1）國家應大力支撐大量醫院的硬件建設，這是國家必須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終做好。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政府的基本工作。與其蓋那些空置率極高的高樓大廈，不如多蓋一些醫院，就像發達國家那樣，絕大多數人民看病起碼在硬件上可以“不發愁”。病房不能像鴿子籠那樣擁擠，而應當像西方國家那樣，有大量單人房間和雙人房間，因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環境，而病人才是醫療目的，這樣有利于患者盡快恢復健康。凡危重病人都應當住單人病房，不致影響周圍其他患者的情緒。我們中國人必須改變那種認為老百姓看病、能擠上一張床就不錯了的“老觀念”。我們應當給中國百姓患者以尊嚴。另外，有的人則把醫院當成一種“醫療市場”，病人只是因陋就簡的“消費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檔次、無力消費的窮人，花不起錢，所以能看上幾分鐘病就應當“知足長樂”了，這是幾十年從未改變過的“中國觀念”，其實非常糟糕。我記得，用庚子賠款建起的老醫院、如協和醫院，在50年代還保留著洋人辦醫院的老風格，那時醫院潔凈安謐，到處墻上都貼有一個“靜”字，醫生護士走路都像貓一樣，悄無聲息。醫務人員均恪盡職守，起碼都很和藹，基本沒有陪床的家屬，全不像今天國內醫院，幾乎都如亂哄哄的“自由市場”一般嘈雜。好像咱們中國人就得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們中國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應當是有尊嚴的人，怎么一到醫院都變了“孫子”，低三下四，還愁著不知怎樣才能巴結上人家。現今中國的醫院是“賣方市場”，買主（患者）在這里永遠抬不起頭來。

這一點我們未和發達世界“接軌”。在西方國家，醫院不是“市場化”的，像學校一樣，屬于“非營利性機構”，不允許以盈利為目的，否則就是違法。在西歐、北歐，全體人民、包括外國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費醫療”。在美國，是實施“醫療保險”制度，為防止醫院因收費問題而延誤治療，所以法律規定醫院不得詢問病人能否交錢。先搶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說，否則即是違法。這是用法律來保障醫院對公民的“人道主義服務”。另外，平心而論，歐美醫生的人文關懷觀念比國內為強。當年白求恩來到八路軍的醫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長一起穿過簡陋病房去自己的辦公室，院長徑直走向辦公室。白求恩說，您怎么能這樣走過去呢？來，我做給你看。白求恩走進來，和每一個傷病員都親切打了招呼，噓寒問暖，問傷情，還不斷鼓勵他們說：小伙子，好樣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線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戰士們道別，走回自己辦公室。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今天醫護人員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樣。環境全不一樣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大量“國有”的醫院，國家并不怎么予以財政上的堅強，而是讓它們在“市場經濟”中去自己拼搏、自負盈虧，這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事情。經濟學家以為，若什么都市場化、民營化了，就解決了一切問題，而近來抗薩斯的實踐證明，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如果醫院仍都像這些年那樣，只要交不上預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臟病發作，也不做搶救，任其死在掛號室窗前，那么薩斯還能控制得住嗎？整個民族豈不要出大亂子？所以顯然，“市場化”這一藥方絕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一點人們千萬要清醒。

為防止整個國家爆發大亂，5月1日國家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醫院對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嚴格執行先救治、后結算費用”的規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也已發文要求醫院先接病人后結算。這當然是正確的，否則因“收費問題”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還要花多少錢了。但僅只如此，是否解決了“費用”問題了呢？尚沒有。盡管醫院方面對非典已經“先予以救治”，有了歷史性的進步，但有的醫院是出院時賬目要結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為難。多數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為自己犯了錯誤，而是傳染病乃從天而降。無奈天道不公，薩斯又多是襲擊那些沒錢的窮人。同時，醫院方面也在使勁抱怨，上面只有“你們先治吧”一句話，給了政策，但國家的錢并沒有及時撥下來，醫院紛紛述說經費緊張，入不敷出，有的醫院還說下月只好去銀行貸款了。

由于醫院都得“自負盈虧”，所以，沒有了買主（病人），醫院就受不了了。自從薩斯在北京爆發后，往日熙熙攘攘的醫院，忽然門庭冷落車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來了，這給醫院帶來非常大的財政壓力。如北京天壇醫院這個三級甲等醫院，過去日門診量在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據稱僅住院費一個月的損失就超過1000萬元。所以，一方面是薩斯的診治費用一時收不上來，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來了。他們這才發現：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復正常時，是否醫院就會開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認為還是不可能的。這是非常時期，因此改變不了醫院的“市場觀念”，而只有醫療制度的改變，才能真正改變人們的觀念。是存在決定觀念，而不是觀念決定存在。但我們的制度能否改變呢？難。

這里講的是北京的醫院，在我國，目前縣級以下的醫療機構，還是相當簡陋的。這也是個極大的問題。假若薩斯真的沖向農村，我們的縣鄉級醫療單位的“硬件”能否抵擋得住？我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對山西呂梁地區的貧困縣興縣圪塔坡村的采訪，深感驚心動魄。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連消毒水、口罩都買不起。在呂梁地區90的村子里沒有醫務人員，90的家庭沒有任何藥品。興縣絕大部分鄉鎮衛生院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幾乎談不上醫療服務。興縣衛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縣撥經費1萬元左右，人均200元經費，窘況可想而知。在縣醫院只有一臺急救車，已被指定為搶救非典病人專用車。而醫院連一臺應備的呼吸機都沒有，雖然價格只有4萬余元。各類病人拖欠醫院的費用已經多達49萬元。縣醫院面臨的困難，是藥品價格飛漲與貨源緊缺，一線人員的隔離服裝也沒有。興縣人口26.8萬，大批外流人員已回流，因此當時壓力很大。所以，在廣大的貧困農村，幾乎唯一的抗薩斯辦法，就是在路口設卡子，不讓外地人口進來。不少外國通訊社還拿這當個“新聞”，并發有照片。是啊，我們的農民弟兄還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手段，國家不能計較經費的投入。據5月3日新聞報道，國家財政將拿出20億元、地方財政將拿出40億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為，國家會將全部薩斯醫療費“包下來”，就是說，對全大陸所有薩斯病人實行“免費醫療”。因為時至5月30日，全國累計病例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萬元醫療費計，不過5.3個億。國家拿出這點錢，應當毫不為難。但事實卻是，國家拿出這點錢很難很難。據北京市所說，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財政就緊急拿出4億元用于非典。其中2億元來自市財政資金，2億元來自區縣財政資金。我不明白，到這樣緊急時刻，錢卻變得這樣稀缺！而據報道，我國每年被數千名腐敗犯罪分子弄出國的錢，就在15002000億元規模，供其子女在國外窮奢極欲，連外國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這兩件事一比較，讓我們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夠有效打擊腐敗分子，只要能把潛逃出國的錢截住，國內的成克杰副委員長、李嘉廷省長之流先還不說，那區區一點抗薩斯的錢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薩斯，是舉國大計。這個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脅就會始終存在。而將來疫苗的生產和推廣，也確實需要一筆錢的。

由此，我認為，不能不重新考慮我國醫療改革的方向問題。

2）我認為，此次薩斯對經濟的影響問題，經濟學界全沒有說準。他們的目光始終盯在“經濟增長率”上，又穩妥，又便當，誰都愛聽。但實際上，薩斯所揭露出來的，是中國的相當數量老百姓的貧困問題，其中最為重大的，是醫療問題。近來，人們在報紙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標題，如《疾病成為居民貧困頭號敵人、《醫療費是中國農民的最大負擔。記者們揭示了許多可怕的情形。據新華社2002年11月報道，經100個城市問卷調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對12個省的抽樣調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結論是：疾病正成為許多城市居民“致貧”的頭號原因。另據《中國經濟時報5月報道，在甘肅省積石山縣有的村里已經連續幾年沒有一個孩子在醫院出生，因為農民就連去醫院的錢都沒有。全縣農民患病率高達59，許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們吃的藥只有安乃近（4分錢1片）和去痛片（5分錢1片）。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簡直是在詛咒，但現在這樣的沒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鮮見的。至于鄉里的衛生院，由于沒有病人來，收入很低，入不敷出，連人均800元的醫生工資都差著一半。他們怎么辦呢？靠“市場經濟”來拯救他們嗎？另外，《工人日報5月間也有報道，據調查，中國的老年人認為自己經濟沒有保障的，在農村中達到45.3，在城市中為26.3；而治病就醫已成為中國老年人最為擔憂的問題，在農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這樣認為的。在中國，“醫療保障”的問題已經非常嚴峻了。

醫療問題，可以說是人類文明至今“社會保障”的第一大問題。全世界無一例外。

有人說，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吃飯問題。其實比吃飯問題更大的，是“呼吸問題”。有外國人說，許多中國人正在吸著世上污染最嚴重的臟空氣，又喝著污染極嚴重的臟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薩斯再一來，把人的肺搞壞了，連壞空氣也吸不成了。無情的薩斯把中國的醫療問題突出出來。醫療，就是要花錢的，不是“公費醫療”，就是“自費醫療”，也是民生的一大問題，因而也是經濟問題。

盡管改革以來，我國進行了以廢除“公費醫療”為目標的醫療改革，但它的直接結果，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省錢”。不是省了GDP中的醫療費比例，不是省“個人”的錢，而是省了“公家”的錢。也可能，這些省下的錢可以用來干點別的，如搞經濟建設，搞經濟增長率，修個高爾夫球場、蓋個豪華寫字樓什么的。但國家把本應當對人民的“醫療費”省下來，是沒有道理的。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在GDP中只占1，這個消息不由得使得我們老百姓心里發毛。因為據悉目前美國該比例約占GDP的9；歐洲許多是所謂“福利國家”，這個比例高達15。但我們的經濟專家說1很好，因為用于“社會保障”的錢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于“經濟增長”，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的“成本”低，還是我們相對于西方國家能夠經濟快速增長的“優勢”。我不明白，如果這個“經濟增長”不能有效地保障國家全體公民的生活、教育和醫療，它還有什么意義呢？難道就為證明我們中國也有豪華大廈和超級富豪嗎？

我們的經濟學者很樂于向人們宣講，歐洲“福利國家”在經濟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節問題。人民如何能夠“安居樂業”？說，裝了防盜門就能“安居樂業”。我想，也許能夠安居（盡管歐美國家都不裝防盜門），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樂業？

實質上，在任何國家，所有公民的醫療費，都是個帶點剛性的常數。它不可能“節省”，只可能“轉移”。就說，總量上節省不下來，就看誰來出這筆錢，是國家還是個人？如果由國家來出這筆錢，就像當年周總理所作的那樣，好處是人民沒有“醫療風險”，幾乎人人都可以得到醫療救治，社會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個人來出這筆錢，巨大的患病醫療的風險就攤到每一個人身上，大量的人群會出現看不起病的“心理壓迫”和煩躁感，那么社會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國家怎么能有“財力”把這樣巨大的費用擔負起來呢？

我一直不知道經濟學界為什么總愛提這種問題。他們經常會向人民訴說，國家沒有錢辦這個，沒有錢辦那個，國家財政很困難，因此要發動起全社會的資金力量。這是他們的習慣。但我不明白，向民間招商，難道我們是清朝嗎？誰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國社會根本沒有所謂“民間資金”。80年代以后出現的“民間資金”，可以說絕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財產或農村的集體財產轉化而來的，許多可以說是“國有資產”流失而成的。就是說，當代中國本來是沒有什么“民間資金”可言的，現在的所謂“民間資金”，都是“國家資金”以各種明暗方式在20年間急劇轉變而來，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轉移。

所以我認為，其實，這個問題根本不用問。國家“財力”能否擔負起全國公民的醫療，這早已不是個問號，而是歷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還是許多國家活生生的現實。

此時，在現今的世界，許多國家采取了免費醫療這個帶點“共產主義味道”的醫療制度，我認為，它也是人道主義的、高度文明和對本國公民負責任的一種表現。在西方國家，人們不會為自己的醫療問題而愁眉不展。在西歐和北歐，據悉都是對全民采用免費醫療的。不僅對本國公民，而且對前來的外國人亦有此項恩惠。美國采用“醫療保險制度”，據我親見，90年代初為200多美元一年，覆蓋面幾乎是美國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對窮人還會有些特殊照顧，因此醫療費用對普通人的壓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國人對于美國未實行西歐式的“免費醫療”制度而不滿。在日本，雖有醫療保險，但采用國家義務保險方式。在俄羅斯等原蘇聯國家，除“門診”的藥費外，其他急診或住院醫療費或藥費，均由國家負擔。所以，這些國家的公民，都不會為“醫療”問題而發愁。

實際上，“免費醫療”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錢國家的專用品，甚至像獨裁者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還有像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都對國內實行了“免費醫療”的規定。他們人民就醫的困難，不在于醫療費用負擔的問題，而在于缺醫少藥，也沒有好的醫療設備。所以，這些國家的公民，還是會因為“醫療”的療效而困坐愁城。

如上所述，一個國家醫療費用的總量，基本是一個常數，再怎么節省，再用什么新法子節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須，也沒有什么意義？在美國，用于醫療的費用總量，在GDP中大約占1214，這是比較高的。而在全部免費醫療的英國，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醫療費用比例最低，約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國比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較少，其男女壽命卻都是世界第一。

對于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來說，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國家醫療經費的節省、或改變“醫療費用”流動的程序，都遠不能和這個高尚的總目標相比。

歷史地說，即使在周恩來時代，我國的“公費醫療”的覆蓋面也遠沒有達到100，就是說，還應期待在經濟中繼續擴大覆蓋面，直至達到覆蓋全國每一個人的“免費醫療”。但是80年代以后，我國實施的醫療改革，其方向開始擰著來了。我們的“公費醫療”沒有走向全面的“免費醫療”，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經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見了。如果我們80年代以來醫療改革主要考慮的，是節省國家費用，我認為那就弄錯了方向。在澳門還是殖民地的時候，50年代有的醫院或診所會發放1020個完全免費的號，因此不少窮人要深夜前去醫院排隊掛號，以期能掛到“免費號”。爾后，逐漸的，免費號越來越多，人們支付醫療費用的情況也越來越好。現在，有的醫院如工人醫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費醫院。這樣的醫改方向，我看才是沒有錯的。

現在，很多北京人都會有同樣感受，就是“醫療費用”已逐漸成為個人支出的沉重負擔。即使是孩子感冒，一進醫院，沒有二三百元，簡直下不來。西歐國家凡公立醫院，對病人就完全是服務性質，或不收費，或收費極低。在我國，醫院幾乎完全是國家所有，但是卻好像不是國家“辦”的，因為醫院要自負盈虧，所以就發狂地高收費。在國外，醫生是高收入者，但主要通過“工資”，即使在公立醫院也是如此。這是一種文明。而在我國，醫生若想要高收入，主要得通過患者的“紅包”。而醫院要高收入，就要通過高價賣藥、高價的各項檢查。當然，若是看病費用實在太高時，有關部門也會做些規定，什么藥品降價，什么藥費明細單據要透明等，但醫療不僅是“藥費”問題，所以單純的藥費調價，設法減少“醫藥代表”等中間剝奪環節，顯然，都是治標不治本的。

另外，有一個現象，現在的醫改，特別重的負擔正好落到4560歲的一代人身上，也就是“文革”中被耽誤了的那一代人。這是不公正的。他們吃盡了苦頭，臨到年老，“百病”都自動地開始“纏身”時，又失去了醫療改革的關照。今天的年輕一代，大都還是處于身體健康的年齡，收入情況一般也多勝過他們的父母。而更老的一代人多是離退休干部，醫療上雖然照顧不多，但總還不至于為醫藥費而整日價愁眉苦臉。同時，4560歲這代人，不少還需承擔下崗失業的痛苦，他們還是失業大軍的主力。國家在制定醫改政策時，應當考慮到這一點。

當然，今天比起周恩來年代，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衣食住行問題不能“掩蓋”醫療問題。當年人們的工資很低，如經濟形勢很好的1965年全國全民所有制職工工資總額為235億元（未包括集體所有制和農民），在當年的“國民收入”（相似于GDP）1387億元中占16.9；而我國19781980年時，全國“工資總額”（已包括各種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來時期的慣性。但到19971999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情況說明，今天我國勞動者拿的依然是不變的“低工資”，但周恩來時的公費醫療、低學費、低房租這些屬于“社會保障”的內容，今天已經沒有了。人們得拿工資去買“醫療保險”，經過復雜手續，還得看人家臉色，才能最終得到“保費”。而且只是“大病統籌”，中小病還得自己負擔。顯然，所謂“醫療保險”并非“醫療保障”。這一點應當弄清楚。而“醫療保障”也是“生存權”之重要一面，因此全國從上到下，絕對不可以小視它。

其實，今天也沒人否認人們生活水平比周恩來時期好，這也是歷史的正常現象。試想，既沒有大躍進、沒有不準私養雞鴨的人民公社，又沒有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全面戰爭，我們在和平時期和“工業化”條件下了25年，人民生活再沒有一點提高，那還成什么話說？實際上，25年來我國公布的經濟速度比“四小龍”要快不少，好像人民生活應當提得更高得多才對。所以，我們不要講來講去，總講今天生活有多么好，生活再好，也不能消除“免費醫療”這一具有生命意義和歷史意義的巨大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