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神

第34章 污染也是交易

第34章污染也是交易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羊薇薇這番反駁的厲害之處,絕大多數國內的看客肯定是看不出其意境和精要所在。

這并不是國內的讀書人能力不行,而是因為國人早就習慣了逆來順受各種苛捐雜稅。

華夏的稅收,是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傳統的,畢竟這是單一制國家,而且發展很不平衡,也確實需要這種制度。

中央從富庶省份的分稅制抽成中拿來錢,然后去建設落后省份、到大西南扶貧、到大西北搞大開發。所有人都覺得這很正常,東南沿海富庶省份的人民也沒覺得自己被剝削奴役了。

可是這種情況,在絕大多數的資本注意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在聯邦制的國家,大家理所當然覺得本州人民交的錢,當然應該花在建設本州上。

在華夏,一個滬江人納的稅可能被轉移支付去滇黔扶貧了。但是在米國,要是一個紐約州的人納的稅(聯邦所得稅除外)被拿去救濟阿肯色窮逼了,那絕對是要引起鬧獨立的重大問題——“你州”阿肯色人就是餓死,關“我州”紐約老爺什么屁事?

就拿后世2017年華夏討論得很熱的“物業稅”(房地產稅)。華夏人大多只關注這玩意兒如何征、如何定免征額、如何控制房價(事實上大多數窮人就把物業稅當成打壓房價的手段了),卻很少關心征來的錢該花到哪兒。

這玩意兒,在200年前的米國就玩過了,也一直在玩,只是米國政府從200年前就漸漸發現聯邦收這個稅會被強烈反抗,放棄了。交給州收,后來州政府收也被各種抗議,只好繼續下放到縣。一直到如今,米國的物業稅還是市縣一級在收。

究其原因,就是每個米國人腦子里都有一根弦:收物業稅可以,但“我的土地、房子”收來的物業稅,必須用于“維護我的房子周邊的基礎設施、為我的房子提供區位價值增值”。

換句話說,哪怕今天布魯克林區的人交的物業稅,被拿去修一條皇后區的地鐵,只跨了一個區,導致皇后區一些沿線房子增值了,那布魯克林人也是肯定要把紐約市長掀下去坐牢的。

(注:這里只是用國人能夠理解的模式舉例,實際上在米國地鐵修通并不是導致房地產增值的因素,反而是導致房子貶值的因素。

因為米國人認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著黑人、窮人、養不起車的人也很容易到達其周邊晃悠,所以導致這塊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國人的私家車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實對有錢人的出行并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在米國,同一座城市里大環境、配套設施相當的情況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塊地價才越高。賣點就是“窮人不方便到這兒來”。

另外,前文所說的“絕大多數資本注意國家”,特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也就是英美為代表。獨裁時代的德、日這些“國家資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戰前的德、日也是跟華夏一樣,政府征了錢可以“全國一盤棋”搞建設,比如大造鐵路、修戰列艦。)

剖析清楚了這些點,再來回頭看羊薇薇的控訴,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這是一種對“不依法行政、亂行政”的嚴重控訴。

如果馮見雄或者說金陵師大其他隊員應對不當,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評委們的集體倒戈的。

說到底,這個比賽是在星島這個資本注意國家舉行的,而評委們幾乎都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學者。

這也是平行時空這場同題比賽中,正方最后落敗的主要原因——對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夠重視,以至于被評委們當成了暴和諧政的支持者。

“我方此前的辯詞中,哪里說過有‘宏觀調控私家車數量時所收取的稅費,會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請對方辯友不要信口開河——我們一貫覺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這些民’的財政方案的。”

盡管被對方咄咄逼人逼上門了,馮見雄的回答還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嚴格遵守了“誰主張,誰舉證”的邏輯。絕不額外多進半步,以免給人留下絲毫“他賽前做了很多功課,所以他主動估計對方會如何如何構陷”的印象。

如果對面的辯手是個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會有。

羊薇薇顯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識到了馮見雄的冷靜。那份揣著明白裝糊涂,一定要攻擊方主動捅破每一層窗戶紙,才好整以暇的反擊。

“那么請對方辯友舉個例子告訴我,你們覺得政府征收這些錢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問題問到了細枝末節。

馮見雄等的就是對方不得不問得這么具體。

他精確地舉例:“打個比方,我認為限制私家車牌照數量時征收的額外費用,可以用于補貼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價。”

羊薇薇稍許有些意外,但情況還在她控制范圍內。僅僅思考了兩秒鐘,她就應聲追問:

“把這種花錢方式定性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這些民’、你們難道不覺得羞愧么?誰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給沒買車的人坐的。而買了私家車的人幾乎不會或很少去坐公交車。所以這種稅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錢人的錢在補貼窮人’,是平均主義的肆意擴張。”

馮見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邏輯的錯誤:“不,這完全不是平均主義,如果非要舉一個類比,我認為更合適的例子是關于氣候和環境的《京都議定書》中定義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經污染問題不嚴重、環保意識低下的時代,人們沒有限制排污的意識,也就不存在‘排污費’。

而隨著污染和碳排問題在全球形成共識,人們才意識到,‘某些人和國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實是在為全人類作貢獻’。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過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較為綠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環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補償款、以購買自己的排污指標,又有什么不對嗎?

新增私家車主被額外加征的重稅,毫無疑問在法理上可以定義為排污稅,補貼給排污少、坐公交的無車人士——要知道,兩個同樣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個家庭開私家車,另一個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統,前者的能耗污染會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覺得嘴里有些發苦,大腦飛速地運轉著,只能先給隊友一個眼神,讓他們接上場子應付一下,她自己則思考著怎么轉移戰場。

“這個馮見雄實際施政技巧準備得很扎實,‘依法行政’和‘稅金取之于民必須用之于民’這兩個角度,已經被他嚴絲合縫徹底堵死了。”

“怎么辦?只能把殺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項行政干預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選擇權’再嘗試一下進攻?”

羊薇薇想了大約半分多鐘。對面的馮見雄,也暫時偃旗息鼓了一會兒,顯然是在準備引領全隊調整節奏、CARRY全場。

場面暫且讓給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學的二線隊員們唇槍舌劍、短暫交鋒。

湯雯按照賽前的排練,用略顯無力的辯力強調道:“請對方辯友注意,即使是市場性的調控手段,多少也導致了一些社會的不公平。

比如我們以如今已經開始限牌的滬江市為例,一張車牌如今靠競拍,要好幾萬塊錢。很多原本可以買得起車的人,就因為上不起牌,只能把買車機會讓給更富裕、不差錢的人,這不是加大了社會不公平的落差嗎?”(注:這幾句話差不多算是史實,當時反方就說過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

面對這種弱智的抵抗,田海茉瀟瀟灑灑地就懟了回去:“原來對方辯友剛才口口聲聲說反對行政強制、要自由市場。轉眼又覺得‘供給稀缺、價高者得’也是一種加劇社會不公平?

我倒是想問了,對方辯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的?錢多可以買到錢少買不到的東西,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嘛!如果這都做不到,豈不是回到了平均主義,或者封建王朝時的‘商人雖富,不得衣錦’狀態了嗎?”

陳漢剛才一聽湯雯的照計劃宣科,就知道要遭,連忙過來救場轉移話題:“我們也請對方辯友注意,以滬江的政策,雖然政府用經濟手段限牌了,可是控制城市擁堵和排污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很多花不起錢的購車戶卻轉而靠托關系、想辦法,到周邊城市去上牌,然后繼續回到滬江的路上開。限牌限了這些年,滬江依然那么堵、空氣質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體量的廢氣。所以堵不如疏,限牌是沒用的啊!”

陳漢自以為這番話說完可以松一口氣,可惜虞美琴的發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

“限牌有沒有用是技術性的問題,不是立場性的問題。方法是可以在試點中改進的,如果外地牌照車問題太嚴重,完全可以設為‘上下班高峰時間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環,甚至將來不得上外環’,請對方辯友不要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