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內實現，很保守嗎？信用體系這種東西要想從根子上顛覆其架構，可不是解決了技術瓶頸就行的，還有社會瓶頸。

如果用一個‘有全社會公信力的綜合信用分’，來評判一個人的品德、社會信用，顯然會觸動多方的利益關系。那些目前以卡線、考證作為人參奮斗目標，并且把自己培養成那種形態人才的人，難道不會跳出來反對么？

至少那些高考、考證、職稱考試剛剛卡線過的人，是肯定不希望看到那些考試分數比他們只低兩三分、但實操技能又比他們強那么一點點的人，因為新的綜合評估體系出現，而踩到他們頭上去的。

看看溫首相案頭那些‘減少執業資格考試’的簡政提案放了多少年，就不會覺得這個問題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且我估計，那些提案還會再放七八年，估計到下一任首相上來才會分批落地吧。”

馮見雄高屋建瓴地勾勒了一番遠景，雖然看上去措辭有些假大空，但又處處透著以古鑒今的睿智。

“咳……聽起來，倒也不無道理。那為什么具體是十五年呢？”魏哲謹慎地追問著。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他自己本心想問的，所以追問的時候也有些使不上勁兒。

馮見雄很有把握地說：“十五年說的是在國內，國際上還不夠呢——在民主的國家，至少要等一代人的時間，也就是20多年。另外，衛總，我怎么覺得這串問題的風格，不像是你和蔡總問出來的。”

魏哲和蔡重信對視一眼，又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馬風，微微的尷尬神色一閃而逝。

馬風也是個大氣之人，見狀也不再藏著掖著，親自開口：“看來馮先生對我很了解吶。”

電話會議器另一邊的馮見雄，也爽朗而又清淡地笑了笑：“談不上，只是突然覺得提問風格從技術角度轉向社會角度了。”

“你們散了吧，這小子有點意思，我跟他聊聊。”馬風輕聲吩咐，一邊一揮手，就把那些技術男打發了，只留下三大高管，

“馮先生才20吧？那我就叫你小馮了。剛才聽你的意思，覺得這套信用大數據體系，在國內似乎還會發展地比美國還快？這番觀點我倒是聞所未聞。那你倒是說說，你覺得人工智能領域還有哪些細分方向，未來國內有機會對美國彎道超車的。只要說得有道理。我們阿貍巴巴可以給你留個戰略咨詢的位置。”

馮見雄樸實無華地分析：“謝了，我覺得這個問題太空泛了，未來人工智能的大部分領域，我們都可以對美國人彎道超車吧，歐洲人就更不足為慮了。”

“這么自信？不會是說大話吧？”魏哲和蔡重信紛紛如此揣摩，雖然剛才馮見雄已經多次用老成持重的分析打消過他們這種念頭了。但無奈馮見雄又一次又一次用看上去吹得更大的牛逼，把剛剛刷新出來的尺度又一次撐滿。

“說話要有根據。”馬風提醒了一句。

“很簡單，兩方面根據。首先，國內的人口眾多，網絡行為產生的大數據更加豐富——當然了，我并不是簡單地認為數據的量大，對算法的‘喂養進化’效果就越好。

我之所以說國內的數據更豐富，另一層面是因為國內的隱私保護立法比歐美更加薄弱，加上國人喜歡貪小便宜用免費軟件，所以往往為了盜版也就相對不怎么在乎軟件商搜集他們的信息。因此久而久之國內智能巨頭在這個領域肯定是比法制健全的美國同行更有優勢的。

其次，人工智能的每一步發展，說到底是要解放人類的生產力的——換個殘酷點的詞匯，那就是要消滅一部分舊的人類工作崗位的。

當初蒸汽機革命用了七八十年才在英、法徹底普及，電氣革命在德、美用了三四十年——英法難道不知道電氣革命的重要性么？不是，只是它們的蒸汽革命時代發展得太完美了，所以下一次革命來的時候就被既得利益束縛住了，不愿意舍棄自己的優勢項目。

同樣，后來的計算機革命、信息革命，哪一次不是至少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才普及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掃平阻撓。之所以人類進步的這么慢，并不是科技研發的速度跟不上，而是社會轉型的陣痛跟不上。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落后者，總想求存掙扎一下。

而且，從資本主義開始，西方世界放出了一頭怪獸，那就是民主。當初之所以放出來，無非是民族國家、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形態需要民主，需要解放生產力，所以資本家賜給了屌絲民主。

可是現在呢？智能革命一旦到來，雖然不敢說地球上70億人會淘汰掉65億，但是至少目前活著的這70億會淘汰掉65億。這時候，一旦屌絲們手里有選票，他們就能阻撓人類進步。

如果米國出現經濟危機，或許他們能夠忍第一個八年，讓那些喊著變革口號的、本身人生經歷看起來很‘美國夢’的新總統整頓一下。但是一旦他們發現不管怎么折騰，‘小白高’都找不到工作，那他們就會民粹到反全球化，反資本注意和技術主義的全球布局，變回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去。這，就是華夏在智能革命時代一舉對歐美彎道超車的契機。”

唐納王，大美亡。（當然，美國人民沒有亡。）

“嘶——”魏哲這種道貌岸然的家伙，頓時聽得倒抽了一口涼氣。這家伙冠冕堂皇的場合呆多了，而且原先的老板是典型的歐式民權思維，自然是非常不適宜馮見雄這種赤裸裸的血腥言論。

倒是蔡重信跟資本打交道了幾十年，抵抗力比較強，而馬風則是神經比較粗，所以對不和諧的適應性還是挺給力的。

“Joe，這種話合適么？”魏哲壓低聲音問身邊的蔡重信，語氣中的不齒卻是掩飾不住。

蔡重信微微一笑，內心免不了吐槽一下魏哲的圖樣、拿衣服：

“想想還是有道理的吧。我就記得，前幾年，看新聞看到組數據，說國內的非文盲率，當時是97點幾。今年機緣巧合又關心了一下這個數據，才漲了百分之零點三、四的樣子，勉強到98——

一開始我覺得奇怪，以我們國家這么大的教育投入，怎么掃盲還是這么慢？如今都什么時代了，怎么還會有文盲？后來就想明白了，非文盲率這玩意兒，光靠錢是解決不掉的，還要靠時間——花再多的錢，那些七老八十的老文盲也不會馬上死掉，也教不了。

要從98提升到100，關鍵是等。再過二十年，三十年，老文盲都老死了，非文盲率當然100了。馮見雄剛才這番道理，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魏哲愕然。

馬風卻是饒有興致，眼神一亮。

“有點兒意思，雖然越談越務虛了，不過我喜歡。”馬風興致盎然地對著電話會議器大聲問，“小馮，聽你的意思，你這人倒是個反民主的？你覺得民主并不是人類奮斗的目標么？只是一個階段？你剛才好想用了‘賜給’這種詞，好像狂了一點。”

“那我們換個詞好了——‘爭取’，但我覺得本質是一樣的，賜給也好，爭取也好，本質上是雙方博弈到了一個對價的平衡點。馬總英語應該不錯吧，應該聽得懂，我說的‘對價’，是consideration。”

魏哲和蔡重信當然英文水平也不錯，也知道consideration這個詞，只是沒有做英語老師出身、又畢生淫浸裝逼之道的馬風那么敏感。

馮見雄這個詞一拋出去，頓時讓馬風激起了幾分三觀知己之感。

Consideration，在直譯的時候，往往被翻譯為“考慮”（名詞性的）。

在大陸法系的合同法概念中，遇到這個詞，往往喜歡翻譯為“合意”——也就是描述在合同達成過程中，雙方互相妥協promise，你讓一點，我讓一點，最終形成一致。

但是，在英美法系的合同法概念中，Consideration就被翻譯為“對價”。

細節的法理學差異，暫時不必說那么多，只強調“合意”和“對價”的主要區別——那就是英美法系的“對價”，更強調“等價交換”屬性，而非“相互湊合、妥協”。

換言之，在英美法里，Consideration就是Considerationpromise就promise。

生意雙方如果覺得對方開價高了，他們相對而言不該尋求討價還價，而是更應該選擇換一個識貨的、讓貨/價相等的新客戶去成交。

民主，當然是工人們拋頭顱灑熱血罷G罷出來的。

但，顯然也是他們“抵抗所造成的麻煩和合作所帶來的利間的差額，滿足了資本家的訴求，才有可能達成的。

如果沒有對價，工人死一個億，也換不來資本家賜予民主。

“所以，民主的產生，只是因為資本家需要社會化大生產的協調，只是科技把社會分工推動到了這個階段，才產生的。是因為在資本面前，這幾十億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有價值的，資本才賜給他們民主。

但是未來呢，智能革命時代，至少目前地球上活著的70億人里，有65億的主觀能動性是沒有價值的，他們的技能可以被機器徹底消滅。

哪個國家更把這些跟不上時代的弱智當人看，讓他們有選票來阻撓科技進步。那么，資本、科技和精英，就會流向其他更加不把弱智當人看的國家。在美國，下崗工人可以阻撓科技進步，在國內，下崗工人無力阻撓科技進步，那么科技大佬當然會來擁抱華夏！這就是華夏文明再次崛起的契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