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宣府鎮與宣大總督陳新甲等人的奏疏時，崇禎皇帝正與禮部尚書，仍管兵部事楊嗣昌，內閣首輔薛國觀議事。
得到這個消息，崇禎皇帝不震驚當然不可能，早在任命王斗為宣府鎮東路分守參將時。崇禎皇帝就有一種認為，王斗肯定會牢固掌握整個東路之地，不知為什么，崇禎皇帝心里就是這樣肯定。
卻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么快，這么突然。王斗激烈的手段，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的肆無忌憚，膽大妄為，也讓人很不適應同時對士人，商人，武人大打出手，天下間少有這樣特獨的人物。
東路己經恢復秩序，又證據確鑿，按平常律法辦就是，便是王斗手段過了些，可能傷了些無辜，朝廷也不可能因此懲罰王斗。這個時候的大明實力派軍頭，朝廷向以招撫為上。王斗再過份，有左良玉、劉澤清、賀人龍等人過份嗎？
而且對王斗而言，崇禎皇帝有將他看成另一個戚繼光的意思，便如戚帥當年一樣，掃平南倭北虜，還天下以太平。更不可能因這點“小事”去責罰他，使之產生逆反心理。
同時崇禎皇帝內心暗暗有些歡喜，王斗得罪了當地的文人與商人，己經無法邀買人心，只能緊抱朝廷的大腿了。在崇禎皇帝等人心中，士子與商人乃國之柱石，得罪這些人，何人可以成事？
他嘆道：“王將軍捉拿東奴細作，這是好事，惜其年輕氣盛，這處事……未免有些不周。”
“皇上所言極是。”
旁邊的楊嗣昌與薛國觀異口同聲道。
平日不對付的人說話這么整齊，二人互視一眼，都是不動聲色轉過頭去。
薛國觀輕咳一聲，與楊嗣昌一樣，他也是剛過五十，方面大耳，一張頗有富態的臉。小時候有人給他相面。說其大貴之相，未來定然封侯拜相。
果然相面之人當年所言靈驗了，為了這個事，在薛國觀成為首輔后。特意找到這個算命的人，給他買了房子，送去銀子。該算命之人己經年近耄耋，正是窮困潦倒之時，托了當年所言。也算過上幸福的晚年。
薛國觀進入內閣后，揣摩皇帝的心思，全力奉行溫體仁的方案，得到皇帝的信任與重用。往日經常被皇帝召見的寵臣只有楊嗣昌，現在多了薛國觀。其風頭正勁，連楊嗣昌都要避讓。
王斗的事，其實在宣府鎮奏疏送到京師前，薛國觀便己知詳。
現在的京師各茶樓酒肆，衙門之前，相繼擁進哭訴王斗“暴行”的東路商人士人“受害者”家屬。贊賞王斗之舉與抨擊王斗之舉的人分成數派。從口舌之爭發展到肢體沖突。
還有言官聞之蠢蠢欲動，準備彈劾王斗罔顧人命，行事跋扈種種。
京師各事，只有崇禎皇帝不知。大明現狀，幾乎總是皇帝最后一個得到消息。便如崇禎帝最后兩年，便怒責天下督撫甚至錦衣衛任何事都不與他通報，使之成為聾子與啞巴。
得到東路的消息后，薛國觀與楊嗣昌都是按兵不動，首先探明皇帝的心思再說。
崇禎帝一開口，薛國觀立時有了定計。他含笑道：“正如皇上所言，王將軍在東路捉拿細作，嚴明關防，這是好事。東奴最善用間。關防種種，多被其刺探，致我大明失城甚多。東路近塞，虜騎疏忽可致，清剿細作與通虜之輩，也是為東路之安危著想。”
“當然。王將軍畢竟年輕，又是軍伍出身，這行事嘛，未免急燥了些，著當地官吏用心安撫便是。”
崇禎皇帝微微點頭，這是他對薛國觀滿意的地方，善于揣摩自己心思，多從自己角度出發，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與那些邀名賣直之臣不同。
他下旨：“東路既己撫定，著有司會同審理，定罪后奏聞裁決。東路兵備道馬國璽，分守參將王斗剿察有功，傳旨嘉賞。二官也需知聞，事雖迫不得而發，也當求經久之策，切切。”
“……延慶州知州吳植自請致仕，查其老成歷練，辦事實心。雖有其子妾失察之事，準其戴罪立功，著罰俸一年，記過一次，仍原缺任官……”
這就是崇禎帝的恩威之術了，嘉獎了馬國璽與王斗，仍讓其文武相衡，防止王斗勢力過大。同時挽留了吳植，讓其感恩戴德下，更實心辦事。讓他安在東路，可以更好地監視王斗。
而且馬國璽與吳植，一人傾向楊嗣昌，一人傾向薛國觀，留二人在東路，也有相互制衡之意。
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獨大，這是崇禎皇帝的想法。
“皇上圣明！”
在楊嗣昌與薛國觀的歌頌聲中，東路這場變故，就此落下帷幕。
對崇禎皇帝而言，東路之事，只是“小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談。
不錯，比起東路這件“小事”，方才崇禎皇帝與楊、薛二人談的才是要緊的“大事”。
這便是張獻忠與羅汝才等人重新叛亂之事，五月初九日，張獻忠、羅汝才又反，他們才招安多久？剛剛一年，又迫不及待造反了。也因為有張獻忠等人在前，崇禎皇帝對王斗更不敢嚴厲，王斗的威力，可不是張獻忠之輩可以比的。
其實張獻忠再次造反早有跡象，崇禎十一年四月，張獻忠受撫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禮節，實際上訓卒治甲杖，不放兵、不應調、不入見制府，驕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糧、征稅、擴兵，向熊文燦要挾無度，谷城知縣阮之鈿言張獻忠必反，幾次密告。熊文燦惡聞其語，不加理會，果然張獻忠又反，阮之鈿被殺。張獻忠與羅汝才聯合，聲勢大振。
崇禎帝聞報后極為憤怒，下令將熊文燦削官，戴罪視事。就在十幾天前，授剿總兵官左良玉被張獻忠打得大敗，士卒死傷上萬人。軍資丟棄無數，所有的軍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因為左良玉大敗，局勢惡化，崇禎帝對熊文燦更怒。己經遣使將熊文燦逮捕入京。歷史上的崇禎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燦被斬首棄市。
這個時候，崇禎帝己經有令楊嗣昌為督師的意思，不過首先要解決糧餉問題。
早些年，大明己經征了遼餉、剿餉。因崇禎十一年清兵入寇，決策抽練各鎮精兵，復加征練餉。當年的剿餉以一年為期，一年過后停止。不料糧餉用盡流寇還沒有剿滅，崇禎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現在張獻忠又反，局勢靡爛，要剿滅其部，需要的糧餉可能達天文數字。幾日前，督餉侍郎請征剿餉全額，再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合遼餉、剿餉、練餉三數。共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兩。
崇禎帝擔憂失信于天下，畢竟自己下詔只征剿餉一半，現在復征全額，有出爾反爾的隱患。剛才在乾清宮，崇禎皇帝就是與楊嗣昌，薛國觀二人商論這個問題，被宣府鎮新來的奏疏打斷了。
東路之事決定，君臣繼續進行剛才的話題。
對于皇帝憂慮失信這個問題，楊嗣昌說道：“無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贈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
他為皇帝舉例，全國統計在冊田畝數共七百多萬頃。往常的稅收，也不過僅占百姓產量一成罷了。便是三餉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過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絕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滅流寇之后，便可免去這些加派。天下重歸太平。
而且此次練餉的加派，還有剿餉的復征全額，主要對象是那些地主豪強，不會對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響，還有抑止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功效。
顯然的，楊嗣昌忽略一個問題，各地土地有肥沃貧瘠，產量各不相同，統一按畝征收賦稅，會造成很多悲劇。更重要的是，在冊的田畝土地，有一大半是藩王、權貴、宦官、勛臣、武人、文人、商人擁有的土地，這些人是不交稅或是逃稅的。
最終的負擔，只會轉嫁到普通的自耕農身上去，加上貪污腐敗橫行，各地官吏層層加派，正稅之后，往往高達幾十、上百倍的“副稅”。三餉再一加派，只會造成更大的破產浪潮，更大規模的流寇出現。
楊嗣昌說的賦稅大部歸于“有力家”，顯然行不通。
崇禎皇帝可能不明白，在冊田畝這么多，百姓負擔說起來也不重，為什么他們紛紛抗拒甚至造反呢？
這個道理，皇帝不明白，但楊嗣昌決不可能不明白，或許又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通過他的分析，崇禎皇帝終于下定決心，他嘆息道：“朕便傳詔開征三餉，盼望匪賊盡滅后天下重歸太平，百姓重又安樂。”
楊嗣昌歌頌道：“皇上圣明！”
對皇帝有可能任命自己為督師之意，楊嗣昌也在內心猜測到。他雄心勃勃，決心剿滅流寇，創不世之功，不負君恩浩蕩。不過這事前，楊嗣昌流露出想調王斗隨自己出戰的意思。
崇禎帝當然同意楊嗣昌的意見，王斗這樣的猛將不用，要用誰？
如狼似虎的韃子兵都被其打得抱頭鼠竄，區區流寇，還不是手到擒來？
不過王斗去年剛出戰，今年回到宣府鎮也不久，人困馬乏，又新調任東路，諸事繁多，還是稍等一些時間，待其五千新軍練出再說。觀局勢，好象還沒惡化到那個地步，普通的官兵，也可以應付過來，只是需要一個得力統帥罷了。
楊嗣昌恭敬告退后，薛國觀冷冷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對楊嗣昌可能被任命為督師，薛國觀是一萬個嫉妒。可惜自己沒有楊嗣昌那么“知兵”，不過薛國觀有自己博取君歡的方法。
對于目前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薛國觀盡思竭力，想出了一個妙法。
“愛卿有何妙法，速速道來。”
崇禎皇帝果然很歡喜，他整日為糧餉發愁，任何方法，崇禎皇帝都是歡迎的。
“借助？”
皇帝很驚愕。
“正是！”
薛國觀從容不迫地道：“京師富戶甚多，大明養士數百年，此朝廷危困之時，正是士紳豪族報效國家之時。臣之借助，便是發行借券，讓官員富商捐獻錢糧，以度國家燃眉之急。相關條文，臣己詳細載于疏上，若皇上同意微臣之策，外廷官商，盡數包在臣的身上……”
他猶豫了一下：“至于皇親國戚，非得皇上親自出馬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