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碼頭。

從南方駛來的客輪上，有兩個讀書人提著皮箱走下舷梯。

年長者大約60歲，名叫鐘觀光，中國近代植物學開拓者，在中國第一個用科學方法研究植物分類。年幼者只有30多歲，名叫譚熙鴻，北大生物系的創始人，中國現代生物學先驅。

兩人是從杭州回來的，他們作為北大代表，剛去南方見了蔡元培，希望蔡元培能夠回來當校長，可惜被對方婉言拒絕。

北大如今的狀況很糟糕，只六月底學期末的時候，就有十多名教授離職。其中包括化學系主任丁燮林、物理系主任顏任光、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哲學系教授胡適，以及李四光、林語堂、沈兼士、錢玄同等人，或被其他學校請走，或是自己辭職。

另有顧孟余、李大釗、陳啟修、于樹德、朱家驊等人，因政治原因未再授課。蔣夢麟、馮敘倫也銷聲匿跡，藏起來不敢露面。

到了九月份，北大的情況更加嚴重，幾乎同等于倒閉。由于教員奇缺，北大只能宣布繼續放假，開學之日遙遙無期。包括魯迅、陳垣等十多名教員，有的遠赴廈門，有的跑去了清華。

剩下還沒走的北大教師，都希望能把蔡元培請回來主持大局，否則他們看不到一點復校的希望。

“唉，再這么下去，我也要去南方了。”鐘觀光嘆氣道。

譚熙鴻只能無奈苦笑，他們這次南下，不僅是勸說蔡元培回來，還帶著邀請學者去北大的任務，用以填補學校教員數量的奇缺。在杭州的時候，譚熙鴻去請一位老同學，結果老同學反而勸他留在浙江任教。

譚熙鴻說：“天津也有不少學者，咱們再去拜訪幾個吧。”

鐘觀光搖頭道：“北大現在連教員薪水都發不出來，我哪有臉再去請人任教？”

“總得試試，我有個同學叫閆志英，是學物理的，如今正奔喪在家，”譚熙鴻說，“還有那個寫《大國崛起》的周赫煊，也可以找他聊聊，請回北大去教世界歷史。”

鐘觀光不抱希望說：“再去投旅店吧。”

兩人心情低落地走出碼頭，突然聽報童喊道：“看報看報，國民教育大討論，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到底有沒有讀書的權利！”

“咦，”譚熙鴻突然來了興趣，招手說，“報紙來一份！”

報童奔過來，攤手道：“《大公報》，三分五厘。”

“不用找零了。”譚熙鴻遞過去5枚大銅板。

“謝謝先生。”報童高興道，這單生意他拿到五厘錢的小費。

兩人叫了黃包車，譚熙鴻坐在車上讀報，很快就看到那篇討論受教育權利的文章。他把情況復述一遍，對鐘觀光說：“鐘教授，這個周赫煊看來是熱心教育事業的，說不定能夠請動他。”

鐘觀光提醒道：“別忘了那個教育基金會，是張學良號召發起的。”

譚熙鴻默然，北大搞成現在這副模樣，主要還是拜張作霖所賜。直接派兵包圍北大，張大帥可是把學校師生嚇得夠嗆。

兩人到旅店放好行李，鐘觀光年紀大了，舟車勞頓不想再折騰，譚熙鴻卻興沖沖的跑去請周赫煊。

抵達報社，譚熙鴻問一個職員道：“請問周赫煊先生在嗎？”

“喏，那就是周先生。”職員指過去。

周赫煊正帶著人準備外出，譚熙鴻走過去說：“周先生你好，鄙人譚熙鴻，北大生物系主任。”

“幸會！”周赫煊納悶的握手，不知道這人找他干嘛。

“周先生是要外出嗎？”譚熙鴻問。

“嗯，帶人出去做問卷調查。”周赫煊點頭道。

問卷調查這玩意兒比較新鮮，譚熙鴻主動要求跟著，與幾個報社員工一起出去。

到了街上，周赫煊對手下的人說：“做問卷調查，抽樣一定要盡可能全面。小周、老張、鄭兄、立民，你們分辨負責天津城的東西南北，我來親自跑租界這邊。調查對象，要涵蓋不同年齡層和不同職業者，每調查一個，都要做詳細記錄。聽明白了嗎？”

“明白了，社長！”眾人紛紛應道。

譚熙鴻好奇問：“周先生，你做這個問卷調查，有什么作用嗎？”

周赫煊解釋道：“《大公報》準備做一個深度系列報道，討論國民的受教育權。這個問卷調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對此的觀點。”

“哦，明白，”譚熙鴻贊道，“這就跟做科學實驗一樣，需要收集分析數據，想不到辦報紙也有如此講究。”

周赫煊說：“一拍腦袋寫出來的新聞，難免脫離實際情況。我們《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這個不盲既要不盲從流俗，也要不盲目報道。”

譚熙鴻肯定道：“這也是搞科學的態度。”

兩人沒走幾步，周赫煊便找到個小販說：“你好，我是《大公報》的問卷調查員。”

“嘛呢？”小販一臉懵逼。

周赫煊詳細說：“城北的希望小學里面，有個學生的父親是殺人犯，母親是娼妓，其他學生家長反對他讀書，要求開除。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小販說：“當然要開除啊！”

“為什么？”周赫煊一邊紀錄一邊問。

小販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殺人犯的兒子更不能讀書，以后當壞人會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問：“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所有國民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你認為這個學生有讀書的權利嗎？”

小販理所當然道：“還讀啥書？老爹是殺人犯，老娘是娼婦，這種人長大也肯定不是好東西，早點死了省事兒。”

“好的，謝謝你的配合，”周赫煊說，“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有沒有讀過書？”

小販笑道：“我叫李全，32歲，賣糖堆兒的，不識字兒。”

周赫煊又陸陸續續問了七八個人，甚至連印度籍巡捕都調查了，得到的回答驚人一致：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不該讀書！

譚熙鴻目睹了整個經過，不可置信道：“怎么會這樣？怎么可以這樣？”

“別急，慢慢來。”周赫煊又截住一個戴眼鏡的，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

那人說道：“當然有權利讀書，現在都民國了，進步的文明社會就要給每個國民以受教育的機會。”

周赫煊問：“如果這人長大學壞呢？有知識的壞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應該受教育，學校可以導人向善，糾正他危險的行為觀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謝謝你的配合，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魯杏芳，字潤良，29歲，金融碩士，洋行職員。”

這個問完，譚熙鴻才說：“看來還是讀書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說。

很快又問到一個賣菜大媽，她說：“多讀書有好處，這殺人犯的兒子，說不定長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總共收到五百份調查問卷，最后統計出來：持否定觀點的占87.2，認為殺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應該讀書；而持肯定觀點只有12.8（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和知識分子）。

看到這個結果，周赫煊默然無語，他沒想到會如此糟糕。

譚鴻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給忘了，嘆氣說：“國人的觀念還需要進步啊。”

第二天，《大公報》把調查結果披露出來，立即在京津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熱議，許多學者紛紛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們提到，民國初期有三種教育。其中民眾教育理論，認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歷史上，這種理念正是發源于北伐時期。

周赫煊沒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報道，居然促使“民眾教育理念”提前興起，點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種。

做為幾十年后的現代人，你很難想象民國初年那種蒙昧，罪犯的兒子不配受教育，居然會是大多數老百姓的共識。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