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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濙左右看了看拿出了一張紙，在上面畫了幾個圈說道：“陛下，這是人，這是戶，這是宗族，這是天下。”

“一戶五口，人構成了戶，每一戶都是天下的最基本的，歷朝歷代無不是編戶齊民。”

“一戶一戶聚集起來，為宗族，宗族與宗族構成了天下。”

胡濙的話不難理解，翻譯翻譯就是個人與組織的關系。

個人并非社會的基本元素，戶或者說家庭才是，一戶戶的家庭構成了宗族。

宗族是一種組織，科層制的官僚也是組織，一個個的工坊、學院、也是組織。

那么組織內有關系，組織內存在契約、雇用、租賃的關系，組織和組織之間也存在關系，合作聯盟、對立競爭、難舍難分的關系。

正如沒有人可以離開別人的勞動一樣，組織和組織之間，也是嵌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沒有任何的組織可以離開其他組織。

胡濙雖然只畫了幾個圓，里面寫了幾個字，人、戶、宗族、天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胡濙頗為興奮的說道：“修身是人，齊家是戶，治國是宗族。”

“《禮記》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字本義是邦國，封邑。

最外面有「囗」，表示土地范圍和守備，因為國內，有保衛城池土地的武力「戈」。

《周禮》注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析言之也。

所以，胡濙將國解釋為宗族是毫無問題的。

在禮記講究修身齊家，齊家國治，國治天下平。

這明確表明了一種社會的遞進、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

胡濙繼續說道：“羅馬法中強調父權，最終就是強調宗族法大于律法，他們的家長權，凌駕在了律法之上！”

“所以宗族就會牢不可破，固若金湯，就形成了一個私權至上的社會狀態。”

“私權至上，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社會松散，沒有骨架，他們就只能訴諸于鬼神。”

“所以，即便是大秦國在最開始也是多神教派，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的訴諸于鬼神，終于在狄奧多西一世手中，正式確定了一神教的派。”

“隨后狄奧多西一世將兩個兒子分封為了東西兩個大秦國，西秦被日耳曼蠻族所滅，而東秦即將亡于奧斯曼人之手。”

私權至上導致家族遍地都是，家族之間的關系以冷漠仇殺、對立競爭為主。

所以西羅馬的滅亡，致使整個泰西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永夜之中，殺戮、血腥、無序、暴戾充斥著整個泰西大地。

中國有個階段有些類似，三國亂戰之后，緊接著的魏晉南北朝，這是一個長時間的戰亂時代。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完全完全荒唐的年代，沒有一絲絲的美好。

魏晉南北朝大思辨的結果就是：均田府兵制。

胡濙繼續說道：“正式因為家長權大于法權，使得大秦國和西秦、東秦國，始終都無法誕生科層制的官僚。”

朱祁鈺忽然想到了日后的美利堅，人家那邊壓根沒什么權力尋租的概念，一切利用權力獲利的行為，都是合法的。

胡濙講的很有道理。

“如果說泰西是典型的家族制，那么大明就是宗族制和科層制管理并行的狀態。”朱祁鈺點頭說道。

宗族是基于祖先崇拜而緊密團結在一起，任何家譜，翻動一下，就會有歷代名人，當然就跟倭寇里沒有倭寇一樣，家譜里的歷代名人，究竟有沒有關系，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攀上了親戚。

類似的行為還有匈奴人劉淵建立漢趙，追封劉禪，就是那個扶不起的阿斗劉禪為祖宗。

家族制是基于家長獨攬權柄而緊密的團結在一起。

宗族制和家族制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

大明強調子的義務，也就是孝，羅馬強調父也就是家長權，最終走向了宗族制和家族制兩種不同的脈絡。

“是的。”胡濙振聲說道：“所以，陛下，雖然把一切問題追溯到宗族上，有些欠妥，但是大部分問題的源頭的確是宗族。”

朱祁鈺點頭說道：“嗯，有道理。”

從一個大視角去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大明的權力構成，是兩部分。

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權，而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縉紳把持的宗族鄉權，二者平行運作，互相作用。

縉紳們搖旗吶喊，要求皇帝「無為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鄉權。

皇權是依托于科層制的官吏實現統治，但是這些官吏本身是縉紳的一部分，出自于縉紳，所以皇威不振，各種妖魔鬼怪，群魔亂舞就沒什么奇怪的了。

宗族制和科層制，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互惠的，是彼此寄生的，雖然有對立，但是也有合作。

胡濙的這個視角，非常有趣。

當尼古勞茲帶著幾千卷的書來到了大明，中西方的文化開始交流的時候，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禮法，從根子上，找到了社會模式運行的不同。

羅馬在探索的路上，其實也經歷過科層制和家族制的探索，也非單純的家族制，但是父權始終凌駕于法權，所以他們需要宗教，而且需要一神教，然后權力和神權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層制并行，就出現了反復拉扯的情況。

胡濙站了起來，情緒有些激動的說道：“班固《漢書》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皆秦制也。”

“秦制為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秦漢都是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互相監視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

“《唐律疏義》曰：里正之等，親管百姓，既同里閈闬，多相諳委。里正、坊正，職在驅催。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唐為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

“《唐六典》有載：制、敕、冊、令、教、符。尚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皆曰符。符下縣，縣帖鄉，分付里正。”

朱祁鈺明白胡濙想要表達的意思，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性。

秦漢唐都有嚴密的基層組織，商鞅的搞出了什伍連坐法，秦漢都是如此，而且連坐處罰。

而唐朝是里鄉法，百戶為一里，五里為一鄉。

唐有六種公文，其中的符就是專門下到縣里，縣里出貼給鄉長、里正、村正。

大唐皇權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級之中。

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描述，而杜荀鶴在《山中寡婦》也說「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等等。

大唐的詩人在詩詞中勾勒出了整個大唐，而大唐的官僚們在議中，也在描畫大唐的模樣。

宗族制和科層制是在斗爭中反復螺旋上升的，而且大明的皇權始終大于家長權，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即便是在天啟年間、崇禎九年之前，也能把征遼餉收齊。

韃清一直到光緒年間，都在收征遼餉，而且不換名目，就這個名字。

韃清收征遼餉要征伐遼東嗎？

我征我自己？

其實并非完全的皇權大于家長權，本質上是大一統之下的公權大于私權，朱祁鈺對此有著極為清晰的認識。

朱祁鈺十分確定的說道：“大明不也有百戶為一里，六里為一鄉，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甲首、里正、掌令官三級鄉野管理農莊的管理吏員，已經運轉整整五年了。”

而且在掌令官手中，還有兩支重要的力量一個是衛所儒學堂的軍生，一個是義勇團練的隊正。

大明的農莊法已經推行了五年的時間，是基于劉伯溫軍衛法的升級。

朱祁鈺一直想加個婦女主任，但是沒有根基，確切的說，沒有實現的辦法，設一個婦女主任，也沒活兒干。

勞動使人自由。

在最開始的時候，農莊法的目的，是恢復人口。

山外九州、京畿、福建因為兵禍，導致了人口大幅度衰減，朱祁鈺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軍衛法，來恢復人口。

一成半的藁稅，自始至終都沒有變過。

新辟之地的靖安省，河套地區的農莊法，也是恢復人丁，渠家人和瓦剌，搞得實在是太過于天怒人怨。

后來的農莊法，朱祁鈺并沒有全面推開，而是除了山東之外，各地官田設有部分的農莊法，這些農莊法就是鯰魚的作用，是朝廷的公權和宗族私權的拉扯。

胡濙坐在了凳子上無奈的說道：“兩京一十六省，只有京畿、福建、靖安，全面鋪開了農莊法，山西部分、貴州部分，其余都是小范圍的試點。”

朱祁鈺看著胡濙的頹然，十分確切的說道：“胡尚書，農莊法不是萬能法，它能解決的只是人口大范圍凋零，恢復人丁是很好用的，但是…它最終會敗壞掉的。”

“按勞分配其實并不公平。”

“這個解釋起來太麻煩了，但是胡尚書還記得朕讓你刪除了那句萬世不移之法嗎？”

“世間本就沒有萬世不移之法，也沒有一勞永逸的萬能法。”

“每一個不同時間，總是有不同的問題，出現問題解決問題才是。”

“現在的宗族出現了，或者說公權和私權的矛盾，應該如何解決，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朱祁鈺從來沒有在鹽鐵會議上總論過分配二字，朱祁鈺要解釋清楚按勞分配并不公平，是極為困難的。

但是公權和私權產生了矛盾，出現了種種群魔亂舞的現象，胡濙通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王直和他自身的經歷，鞭辟入里的從根源找到了這個問題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決呢？

“現階段，根本不可能消滅宗族。”朱祁鈺提醒了一下胡濙。

無法消滅宗族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大明現階段下無法消滅皇帝。

老朱家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族，而朱祁鈺本人就是大宗正。

胡濙想要徹底消滅宗族，首先就得消滅皇帝。

這不是朱祁鈺貪戀皇位，而是現階段的生產力，根本做不到消滅宗族制。

除非朱祁鈺能夠手搓可控核聚變，但是即便他能手搓可控核聚變，真的就能夠實現墨子所構建的「你愛我，我愛你，親人之親如己之親，愛人之財如己之財，人類生活在一片愛聲之中」的大同世界嗎？

朱祁鈺持有保守悲觀態度，當然有人信，有人不信，朱祁鈺只是不相信人性罷了。

朱祁鈺的執政理念從來都很現實，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惓惓以生靈為念，為百姓謀福。

“科層制的官僚來自于宗族，是不是可以在科舉制度上，下點功夫呢？”胡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朱祁鈺想了想說道：“具體所說。”

胡濙沉默了許久，經過了長時間的思考才開口說道：“取締私塾，設官學。至少秀才的教育，應該把持在朝廷的手中，而不是秀才四處提著十條肉，去拜師學藝。”

十條肉，叫做束修，乃是師禮。

“國子監在各省三司使治所設立分監，歸公所有，分科治學教授算學。”

“如果能把當年天下社學組織起來，那就更好了。”

“民風不善，教化不明。”

胡濙心中升起了向往，洪武八年太祖高皇帝下旨各地立社學，延請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并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十五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胡濙就是讀社學長大的，而且還因為學習好，未經童試，就獲得了秀才的身份。

洪武年間中舉，建文二年進士及第。

作為禮部尚書，他認為民風不善，皆因為教化不明所致。

朱祁鈺看著自己的燈盞，無奈的說道：“朝廷沒錢。”

“即便是只把各地的秀才收入府學堂，內承運庫太監林繡就算過，每年都需要三百萬枚銀幣，這不是一年期的投入，是十年、百年持之以恒的投入。”

“而且隨人人丁的增加，科層制的臃腫，府學堂的投入會持續增加。”

“這還不算營建費用。”

“如果真的要把各地的社學撿起來，歸朝廷管轄，那…就不是三百萬枚銀幣那么簡單了。”

三千萬？

林繡沒算過，朱祁鈺也沒算過，主要是人口增長，勢必帶來教育的投入。

“陛下，教化也是禮法，朝廷應有之義。”胡濙有些激動的說道。

維持一個朝廷是很昂貴的，李賢對此深有體會，李賢曾經在僭朝為官的時候，算過一筆賬。

即便是去掉陜西、遼東這些貧瘠、人丁不是很興旺的地方，維持一個朝廷至少需要一千六百萬銀幣或者等價實物。

“要不再苦一哭勢要豪右富商巨賈？”朱祁鈺思考了下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