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永寬15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被日本人狩野德應，補齊了早前丟失的六幅畫作。

又成了完整的一百幅。

被日本各界視為國寶。

而到了1894年。日本舉國上下正在密謀籌劃對清朝的戰爭，因為經費不足，當時連天皇都節衣縮食，而日本政府更是打起了他們國內那些國寶的主意。

于是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當時大德寺的方丈便攜帶了《五百羅漢圖》其中的44幅來到美國出售，來籌措軍費。

而之前在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和哲學8年之久的學者費諾羅薩，剛好被波士頓美術館聘任為東方部主任。

于是費諾羅薩就幫助那位方丈，在波士頓美術館舉辦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繪畫展覽及拍賣。

不過當時波士頓美術館的人可并不太把這些來至中國的古董當回事，正因為員工的疏忽大意，這些畫在展覽前兩天，居然丟失了兩幅。

整個展覽期間，這些畫作，一共拍賣出了12幅，為小日本籌措到了大量的軍費。

其中五幅被波士頓美術館買下，另外的五幅則是被波士頓美術館創辦人之一，哈弗教授丹曼·羅斯買下，后來在他臨終之前。

又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后來幾經周轉，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席勒這家伙的手里。

另外兩幅則是被其他人買走，在后來日本人又66續續的賣掉了這《五百羅漢圖》中的不少畫作。

大多都賣給了歐美的一些博物館。

等到了1897年的時候，日本戰勝了清朝，并且從清朝得到了豐厚的戰爭賠償，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對于當初為了籌措戰爭軍費，而拍賣國寶的行為感到非常的后悔，于是又開始大量的回購那些國寶。

最終在19o8年，他們回購了《五百羅漢圖》中的88幅，并且指定這些為日本國家珍寶，甚至指定了一些專門的措施來嚴加保護。

但是流失在美國的那十二幅，卻始終沒能收回去，這其中就包括了流失在美國各個博物館的一共十幅《五百羅漢圖》。

至于另外的兩幅，則剛好是此前在波士頓美術館拍賣這些畫之前，丟失的那兩幅，現在則收藏在了華盛頓的弗利爾藝廊的手里，這個藝廊是美國知名收藏家，查爾斯·郎·弗利爾創辦的。

至于當年他得到那丟失的兩幅《五百羅漢圖》的經歷，則是非常奇特，據說是在那兩幅畫丟失后的第十三個年頭，也就是19o7年，在一場普通的拍賣會上得到的，而且價格也并不高。

關于這個事兒，已經無據可靠了，誰也不知道這位查爾斯先生到底是通過了什么樣的手段弄到的畫作。

或許以后也會永遠成為一個謎。

但張天元覺得，那路子絕對不怎么正經。

看到這些東西，張天元心里頭當真是有些五味雜陳啊。

這些東西應該說在戰亂的年代里，很難得到咱們國家的重視，后來就流落到了國外。

被別人當成了國寶。

結果就是，咱們要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竟然還要去求別的國家。

這已經不僅僅是不方便了，簡直就是屈辱。

眼前的這十幅畫，是古董，但同時也是歷史價值非常高的文物，它們不僅價值連城，同樣也能夠成為博物館里非常耀目的明星。

張天元當初來美國的時候，其實就想過找這些東西，只可惜啊，一直都沒什么線索。

沒想到這一次竟然誤打誤撞，在席勒家里現了這些東西。

這也算是一種幸運了吧。

席勒的郁悶絕對不會就這么結束的，張天元看向了展覽室其余的位置，那一張張精致的畫卷，讓張天元不由出了陣陣驚嘆之聲。

這個席勒，他早就知道是美國頭號收藏家，也是掠奪家，從國外弄回了大量的古董文物。

因為當初張天元也參觀過席勒的私人博物館。

可那一次畢竟只是淺嘗輒止，隨意看了看而已，但也正因為那一次，張天元才下定決心留在美國，要把這些流失在美國的東西全部弄回去。

今天，他不僅可以看到這些好東西，甚至還可以親手去觸摸，去感覺。

“不得不說，席勒先生您這偷天換日的辦法還真是厲害啊，如果我沒看錯的話，這里頭很多畫基本上都是美國的幾大博物館所擁有的吧？”

張天元仔細辨認著墻上的每一幅畫。

他驚訝的現，之前被認為收藏在大都會博物館的一些作品，如今就堂而皇之地擺放在席勒的展覽室里。

大都會中國古書畫收藏的飛躍是在2o世紀的最后3o年生的，至關重要的人物是197o年成為董事會主席的道格拉斯·迪隆，以及1971年起擔任大都會特別顧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

迪隆與方聞建立了長期的、密切的合作關系，并爭取到了以顧洛阜和王季遷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華裔杰出收藏家的支持，使大都會博物館后來居上，成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地之一。

方聞既是書法家，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和教授，這使他能夠充當中國傳統鑒定方法與西方理論之間的轉譯者角色，并較易說服董事會購入他認可的作品。

他的學生王妙蓮、傅申撰寫的《鑒賞研究》一書較為系統地闡釋和展了風格分析方法，是這一方法應用于書畫鑒定的經典之作。

他加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擔任特別顧問后，雖然每星期只上班一天，但通過爭取大收藏家成批轉讓或捐贈，幫助中國藝術品尤其是書畫的收藏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

他還把收藏的范圍拓展到書法、碑帖和石刻線畫、版畫等領域。

大都會的中國古畫藏品有很多都來自同一名收藏家——王季遷。

他早年一名季銓，晚年又署己千。

蘇江蘇城人。

出身官宦世家，14歲從蘇州著名畫家、收藏家顧麟士學畫，19歲入上浦東吳大學讀法律，入吳湖帆門下學習繪畫和鑒定，與徐邦達同門，又與張珩、龐元濟、譚敬等收藏家交游，并開始收藏清初“四王”的畫。

他一生中三次完整地看過故宮，以及后來的臺北故宮藏畫，存世中國古畫幾乎全部過目，鑒賞生涯長達八十余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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