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51皇太孫世宗篇51皇太孫(1/2)
三年的時間里,對劉繼英、劉維箴這一子一孫,劉文濟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當被置于放大鏡下仔細觀察時,再光鮮華麗的外衣,都難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開始,睢陽公劉繼英便被劉文濟安排進朝廷部司,實地實際參與朝政,學習培養處置國事的判斷、處置能力。
而劉繼英先后在理藩院、財政司、都察院、吏部、樞密院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輪職鍛煉,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賜侍中銜,入政事堂行走
這一系列的安排,無不說明一點,劉繼英在“預備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深。即便劉文濟以強勢酷烈的手段維持著朝局,壓制太子黨爭,隨著時間的流逝,睢陽公劉繼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就源于皇帝這種極具指導性與迷惑性的安排。
同時,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劉繼英也的確表現不錯,尤其在隨皇叔祖劉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時間,十分踏實認真,很明白皇父對宗藩關系事務的重視,用心地學習相關事務的判斷與處理。
在其他部司輪值時,也是賣力表現,雖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進步的態度,是分外積極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對劉繼英交口稱贊,漸漸認可其“賢”與“能”。
只不過,兩三年下來,或許是為那些聲名所累,又或許是過于追逐所謂賢名與才名,劉繼英開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實事干得少了,高談闊論多了,慢慢地,連心思都變了,開始專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買人心。
而對這種沽名釣譽、務虛避實的行為,劉文濟還特地加以訓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劉繼英很快就故態復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給帶偏了,皇帝的指正行為,經人一“翻譯”,就變成圣意屬定,否則何以如此費心
可以說,在章德太子劉繼禮剛剛薨逝的時候,劉繼英是占了不少優勢的,不在于楊氏外戚、軍功貴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間那如潮聲勢,根本在于,皇帝劉文濟對他的好感與喜愛。
至少,比之那個迂緩遲鈍的皇長孫,要更受劉文濟鐘意。畢竟,劉文濟自詡英明之主,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總還是更喜歡找一個“類己”的。
故太子劉繼禮,雖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聰明,相反,他很聰明,只是性格原因,導致行事作風,給人一種軟弱之感罷了。
而對劉文濟來說,眼瞧著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環逐漸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質,這同樣是一種煎熬。
劉繼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識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為一個帝王,他太不聰明,在競爭太子過程中的諸多表現與手段,也顯得太不明智。簡單地講,多做多錯
若是劉文濟于建隆二十年就冊立新太子,那么勝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劉繼英,但偏偏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遲則生變
而作為劉繼英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皇長孫劉維箴就顯得樸實多了,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他就只做了兩件事,守孝與讀書,除此二者之外,劉維箴并沒有任何多余的動作,對奪嫡之事,也顯得漫不經心,朝中的聲勢都仿佛是支持者們以及楊氏的反對者們自發形成。
當然,劉維箴能如此穩坐釣魚臺,萬事不縈于懷,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有人出謀劃策。時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廩,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孫。
王士廩以祖蔭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過科舉正考入仕的權貴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許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觀人識人上,卻深得其祖父真傳。
在奪嫡之爭初起之時,便仔仔細細地替劉維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態度、朝廷局勢、外戚實力、宗親態度、貴庶風向等一系列優劣對比,最終給劉維箴的建議,核心只有一條,低調做人,踏實做事。
也無需怕被劉繼英成功奪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費,若陛下心存猶豫,那么朝廷上下,絕對少不了替皇孫說話的人
劉維箴聽從了王士廩的建議,也是按照其建議做,并且做得還不錯,謹言慎行,人畜無害。并且,根據朝局變化,不斷調整言行舉止。當然,更多的時候,劉維箴只是老老實實地做自己。
就這么著,當劉文濟把目光轉移到這個長孫身上,卻驀然發現,這個皇孫在滿朝喧囂的環境下,竟能如此守靜,這可是一個很難得的特質,劉文濟也是第一次奇之。
劉文濟不喜其“迂懦愚鈍”,但在一次讀書時,他讀到《太宗實錄》中的一段記載,文字描述有春秋筆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輕時,比之秦、晉、趙三王,亦以“迂緩”著稱。
這則“發現”,也是劉文濟改變對劉維箴看法的開始。值得一提,將那冊《太宗實錄》放到皇帝讀書目錄中的,乃是時任內閣侍講的包拯。
當劉文濟同樣將放大鏡照向劉維箴的時候,王士廩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劉文濟眼里,劉維箴這個孫兒雖然不那么讓人滿意,但他至少持重、純粹,失之英睿,但“不折騰”,也是一個帝王難得的特質
該是從建隆二十二年開始,劉文濟第一次以同等目光,來時審視、看待這一子一孫,劉繼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時,召見劉維箴問對的情況也變得頻繁了。
世宗篇51皇太孫世宗篇51皇太孫(2/2)
二十二年黃河夏汛,水勢異常,劉文濟下詔,破天荒地以皇孫劉維箴作為河防使,率隊出京,巡視黃河下游諸州縣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視過程中出岔子了,劉維箴巡至濮陽時遇刺了,人雖沒事,但嚇得不輕,而刺客儼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斷自盡,沒有留下任何有用線索。
在王士廩的建議下,劉維箴沒有將此事上報,訴苦告狀什么的,而是以國家大事為重,繼續遵從詔命,巡視下游州縣,濟民之困。
但顯然,這件事是不可能瞞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線,迅速將此事上報給皇帝劉文濟。對此,很難說劉文濟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達密令,要求將此事壓制掩蓋,禁止泄密。
事情雖然壓制下來了,但在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領域,此事卻在不斷發酵,影響之深遠,可以說徹底改變了奪嫡之態勢。
當然,劉維箴“濮陽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殺背后牽扯到的一系列奪嫡斗爭。
至于說影響到奪嫡形勢,刺殺案也只是一個引子,作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諭,皇城使陳巍很正常地對睢陽公劉繼英展開調查。
結果,刺殺案確實沒查到與睢陽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卻被陳巍找到了一些其他東西,比如,劉繼英秘密交結朝臣的一些行為,與內廷勾結刺探消息,借著楊氏的影響力將手伸入禁軍三司,試圖染指軍權,甚至被其收買的一些將領都暴露了出來
還有一些舊賬,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時,劉繼英就已經蠢蠢欲動,秘密培植勢力,甚至將眼線埋入東宮之中
一樁樁,一件件,足以讓劉文濟腦溢血。當然,這些事,劉文濟依舊沒有拿出來審判,皇家的威嚴總歸還是要維護的,其樂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維持。但是,關于劉繼英封王的提議則徹底擱置了。
從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開始,對于繼嗣如何,劉文濟已經有所偏向了。歸根結底,劉文濟的得位過程,雖屬運氣,更不乏陰謀成分,但他也不喜歡自己的子孫,也搞這么一套,還是劉繼英這種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爛打,實在讓劉文濟意難平。
當然,即便劉文濟對儲君有著最高、最終的決策權,但在做出決定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響,大漢帝國,畢竟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
比如楊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風,楊皇后很賢明,劉文濟對她也還算尊重,但從劉繼英“事泄”開始,劉文濟對楊氏的忌憚,再度占了上風,也導致楊皇后的加分項也變成減分項了。
宗室之中,劉文濟又分別垂詢宗正、燕王劉昭與中書令、許王劉曜(建隆十五年晉親王)的意見。燕王劉昭依舊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貍”的外號一般,對此事是半點準確意見都不發表,皇帝要問,那就是“惟陛下自專”。
相比之下,還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誼,對劉文濟已經十分熟悉的許王劉曜,謹慎地指出劉繼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現,隱隱表示擔憂,怕劉繼英華而不實
當然,儲君之事,劉文濟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們商談的。他曾與兵部尚書蕭恭有過一份交心徹談,蕭恭則指出,朝廷內外,同情章德太子與皇孫者,眾多!
甚至,還斗膽說出了一番誅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劉維箴繼位,尚可保皇室和諧,但若是劉繼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脈未必能保全
劉文濟始終對劉維箴的“迂軟”感到擔憂,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孫,對此,蕭恭堅決地表示反對,直言那是取亂之道。
那一番君臣問對之后不久,蕭恭就罷相了,被劉文濟派到山陽擔任巡撫使,蕭恭也甘之如飴,他進言不為富貴,但遠離晚年的皇帝,還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當日,皇帝劉文濟正式下詔,冊立皇長孫劉維箴為皇太孫,正式確立大漢帝國的儲君,結束了長達三年的奪嫡之爭。
但結果出來,并不意味著斗爭的結束,至少劉繼英是異常不服的。而皇太孫的冊立,也是朝廷又一輪政爭的開始,只不過,這一回,劉文濟這個老皇帝親自下場了。
在余生里,劉文濟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為皇太孫劉維箴鋪路,這個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荊棘,聲勢浩大的“睢陽派”,被劉文濟一步步地瓦解,楊氏家族這個核心則被劉文濟拆得支離破碎。
楊業的后人們,或貶或殺,就連楊皇后,都幾乎被軟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與楊氏子弟交往。當然,樹大根深的楊氏,也沒那么脆弱,劉文濟也沒有將之連根拔起的想法,只不過,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輝煌了幾乎整個建隆時代的楊氏,開始滑落了,“第一顯貴家族”的名聲墜落。
至于劉繼英,則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時候,直接被劉文濟趕到南昌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