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3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世宗篇33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1/2）

建隆六年秋八月，幾乎不約而同地，北廷王劉文共、康居王劉文潛親自率領使團，攜帶重禮，西來河中城，目的有三。

其一，慶祝中秋佳節，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中亞三國王室沒有一起歡聚團圓了；

其二，自是為安西取得對ysl軍的史前大勝，二王親自前來道賀，也感謝安西為漢家的安全、尊嚴與榮耀付出的努力與犧牲；

其三，實則也是最為重要的，帶著一些陪禮乃至請罪的意思。

對于“六次大戰”，實際上不管是康居、還是北廷，都異常關注，并且兩國都進行了足夠的戰爭動員與準備，否則康國如何能以迅雷之勢，拿下伽色尼東北部那片領土？甚至于，在戰爭后期，康國已經主動加入戰場，向伽色尼國發動進攻。

至于北廷國，則默默組織起三萬步騎，比起高州戰場，人數雖不多，但卻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統帥還是北廷最能打的將領睿侯劉繼琨（劉文共之侄，第一次明城會戰一戰成名）。

對二國來說，坐壁觀望確實存在，從現實利益考慮，如果再讓兩國為安西的安全與國家利益去流血犧牲，那也是強人所難。為漢家，為文明，這些都太空洞寬泛了，隨著時間推移、諸國離心，都不如權力、利益來得實在。

從二國的角度來說，安西最好能夠憑借自身的力量抵御住ysl的反撲，這也是它的義務與責任，誰教他人口最多、實力最強，也占據著最豐饒的土地與河流，更處在第一線。

腹黑如張寒者，他期待的則是安西與伽色尼兩敗俱傷，那樣將會給北廷國后來追趕，乃至取而代之的機會。

當然了，安西的硬實力擺在那里，沒那么脆弱，不會為ysl聯軍輕易擊破，即便出問題了，遭遇敗績，自河中城以東還有大片腹地縱深，也足夠北廷、康居二國軍隊入場，挽救危局

只不過，那種情況下的聯軍，安西就得付出一些更“貴重”的代價了，連中央帝國都不無償援助了，難道還要期待封國之間親密無間？

唯一讓人意想不到的，安西從始至終都沒有向二國遣使說句求援的軟話，就單獨一家把事情給辦了。那可是幾十萬ysl軍啊，統帥又是馬哈茂德這個盛名幾十年的君主，竟然被劉文澤這個“后生”打得潰不成軍，墜落深淵

再多的想不到，在事務已成現實之后，就不能不考慮如何收場的問題了。不管是文化還是血脈因素，都導致北廷、康居二國，在面對安西的時候，會產生那么一絲尷尬心理。

中秋節前的河中城，其繁盛狀態，就像正如日初升的王朝一般，一派生機，都邑之盛，冠絕中亞，有如一顆漢家文明孵化的明珠，璀璨奪目，這也是一座集漢家文明之大成的雄城。

而在劉文共、劉文潛二王到達之前，河中城已經聚集了各方代表與諸國使節，尤其是被安西剛征服不久的齊亞爾、波斯東北部、巴爾赫地區的那些貴族代表們，更是殷勤前來，為安西王賀。

過去的幾十年，在廣闊的中西亞地區，漢族繁衍生息，扎根發芽，除了與ysl文明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之外，屬于漢文明強勢的一面，也漸漸起到了同化作用，對于這片地域的國家、部族們來說，反對、抵抗不了，那就只有接受、歸化了。

即便那些常年角力、廝殺激烈的一線地區，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在內，都從事實上習慣了漢人的存在以及漢文明的傳播。習慣是一種細思極恐的事情，剝削者習慣掠奪，被奴役者習慣麻木，就連戰爭、殺戮與死亡，都是一種習慣。

漢文明的一些特色習慣，也事實上在中西亞地區傳揚開了，比如語言、文字、禮儀、服飾、歷法、制度等，還有五大節日

轄治之外，還有一些讓人意外的使者，比如鉗制著的巴格達哈里發的白益王朝，埃米爾遣使東來河中，向安西表示祝賀，同時表以彌兵和議、互不攻伐、友好往來的意思。

曾經的兩河霸主，早已是日暮西山，名不副實，內部也已是四分五裂，本身統治都是岌岌可危，在馬哈茂德兵敗之后，就更不敢東顧了。尤其在郭琚領兵，滅亡里海南岸的齊亞爾國后，雙方之間就事實接壤了。

以漢人強大的軍事實力，一旦安西再次發動西征，以兩河地區政權散亂的狀態，是根本無法抵御的。于是，白益王朝成為了ysl世界，第一個同漢人王朝媾和的國家。

感其誠意，劉文澤也“仁慈而大方”地同意其請，雖然根本原因還在于，大戰之后的安西擴張乏力，需要休養生息，安定國內，并且新征服的土地、人口也需要精力去建立同化統治。

以漢文明精神為指導的中亞漢國，本質上還是喜歡種田發展，也早就過了以戰養戰的階段，從劉旻統治中后期，就已經進入到勤修內功的正軌上了，而非追求一味的戰爭擴張。而兩次大戰嚴重的損失，也讓國內那些狂熱的擴張派冷靜下來。

使者不辱使命，成功從河中帶回了“和平”與“友好”，甚至結成了通商關系，回到巴格達后收到了王朝埃米爾的厚賞。

然而，這種屈服，也極大地激化了內部矛盾，尤其刺激了那些宗教狂熱分子，也從事實上加劇了白益王朝的解體與滅亡。

同樣讓人驚訝的，還有來自遙遠的基輔羅斯使者，一行人走了數千里路，穿山地，過草原，借道烏古斯葉護國領地而來。

卻是基輔羅斯大公雅羅斯拉夫聽聞崛起于中亞的漢文明國度后，生出了強烈興趣，專門派使者前來聯絡，歷經辛苦之后，方才抵達安西，恰逢漢伊大戰，見證了安西取得的輝煌勝利。

當下這個時代，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由維京后裔結合東斯拉夫人形成的羅斯文明正處在一個繁榮的階段，對這個數千里外的蠻夷國度，劉文澤的興趣并不是很濃厚，不過有朋自遠方來，雙方也沒有什么禮儀沖突，還是予以使臣禮節招待，讓其感受了漢家文化禮儀的獨特魅力。

而使者，在親眼經歷見識了安西的文明、強盛與繁榮之后，大為驚嘆，回國之后將所見所聞向雅羅斯拉夫大公進行了詳盡的匯報，促使大公萌生與安西通商的想法。

也從建隆六年開始，漢文明與羅斯文明之間有了正式而官方來往與交流，把視野放大，一條西起基輔、東達高昌的絲綢之路，在基輔羅斯與中亞漢國的交流下建立起來。

當然，路途漫長而遙遠，由于橫亙在中間的游牧民族的襲擾與阻撓，這條商路并不安穩，甚至顯得脆弱，但卻是這個時期歐亞文明之間最親近的交通交流路線了。

除白益王朝、基輔羅斯之外，最讓劉文澤意外的，還得是來自塞爾柱部落的的使者。塞爾柱來人，本身就有些耐人尋味，要知道，在漢伊大戰之際，他們才攻擊了紀渾河流域最肥沃的下游三角洲地區，殺掠無數。

此番，其使者又攜帶重禮南下，這自然引發了劉文澤的好奇，帶有憤怒與殺意的那種。剛剛取得對ysl聯軍大勝，對北方這些不臣游牧部族暫時還顧不上，但劉文澤已經籌謀著要派軍北上清理一遍，以保證北方邊境的安全，方捋虎須的塞爾柱人則是第一目標，其使者來得也算巧。

使者是奉塞爾柱部貝伊之命而來，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向安西稱臣請罪，六次大戰的結果，不只兩河流域的ysl核心世界震動，安西周邊的游牧部族們同樣大受震懾，尤其是塞爾柱人。

二則是表達塞爾柱部愿意成為安西王劉文澤忠實仆從的意愿，他們愿意為安西駐守邊境，以阻止北方游牧部族的侵襲，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塞爾柱部希望安西能把咸海東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的土地、草場封賞給他們游牧生存。同時表示，愿意追隨安西，征討不臣的烏古斯葉護國

世宗篇33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世宗篇33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2/2）

塞爾柱人如此提議，倒也不算異想天開，畢竟，這是有先例的。大概半個世紀以前，作為烏古斯葉護國四大部族的塞爾柱部因為土地之爭與葉護決裂，被迫東遷到錫爾河中下游地區，作為薩滿王朝的雇傭軍替其鎮守北方。

在安西三國滅薩曼王朝前的二三十年，塞爾柱人除了作為遜尼派sl領袖率領當地ysl化的部族征討其他異教徒之外，就是和烏古斯葉護國競爭，同時密切關注河中地區的局勢。

作為信教者，從本心而言，塞爾柱人對安西三國這些外來的漢人是極度厭惡的，但迫于其勢大，過去并不敢太過炸刺，只是在錫爾河流域默默繁衍發展，甚至很少南下劫掠。

此番，也就是聯軍聲勢鬧得夠大，統帥還是馬哈茂德這個聲名遠播的ysl脊梁，安西三國又換了新王，塞爾柱部方才嘗試一擊，當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塞爾柱人壯大的實力才是根本。然后馬哈茂德慘敗的消息北傳了，塞爾柱人立刻就尷尬了

塞爾柱人自認誠意還是足夠的，想繼續猥瑣發育，然而，安西這個漢人王朝可不是當初的薩曼王朝，對于北方這些游牧民族，劉文澤本能地感到排斥與忌憚，何況他們還信教，這就是根本大敵了。

至于其請求，甚至讓劉文澤認為他們得了失心瘋，當初先王劉旻忙著安治國內，一時沒顧得上北邊，但劉文澤可有心向北挺進。

畢竟，不管是烏古斯葉護國還是塞爾柱抑或是其他北方部族，他們距離河中地區都太近了，臥榻之側，豈容鼾睡？同時，河流所及之處，都是能讓漢文明生根發芽的地方。

當然了，劉文澤的涵養還是不錯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舊帶著征服者與勝利者的寬容，語氣平和地給塞爾柱人提出了兩個要求。

第一，讓塞爾柱人毀信滅教，去ysl化；第二，要塞爾柱部接受漢化改造，對部屬推行進行營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稅吏的入駐監察。

而這兩條，幾乎都抓在塞爾柱人的命門上。前者，乃是信仰問題，這也是漢文明與ysl之間根本性的沖突，于塞爾柱部來說，他們ysl化已久，同時也是他們在過去發展壯大成為北方ysl化部族領袖的主要原因，滅教改信可涉及根本問題。

至于后者，則是自主權的問題，當初塞爾柱部為什么與葉護紛爭，后期又參與到葉護國的“抗稅”斗爭中去，如果今日能夠接受安西這樣的條件，當初就不會有叛逃葉護的行為。

可想而知，當劉文澤提出這兩個條件時，塞爾柱使者臉色有多難看，又有多尷尬，甚至有種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態度如此，塞爾柱人的這次“示好”注定無果，在后續的中秋典禮上，塞爾柱使者始終沉默，被人澆了一頭酒也沒發作

而這場不成功的外交活動，也掀開了塞爾柱人對抗安西國序幕，使者將劉文澤的答復如數稟報后，塞爾柱部貝伊大怒，認為這是安西對他們誠意的蔑視與踐踏，果斷“反漢”，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擾安西北部的城鎮。

當然，此時的塞爾柱人，雖有一定實力與威望，但連衰落的烏古斯葉護都應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軍的對手。信仰與意志對戰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時候，絕對的實力差距也不是能簡單抹除的。

面對塞爾柱人的侵襲，劉文澤大怒，即遣郭琚為征北大將軍，率領四萬騎兵北擊塞爾柱人。郭琚還是很能打的，安西軍又全部是騎軍，因此塞爾柱人擅長的游擊戰法威力大大減少，而論裝備、訓練與指揮，更不是一個量級。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損失慘重、不堪為敵的塞爾柱人，被迫離開生存半個多世紀的錫爾河流域，向北遷（逃）徙（亡）。而安西國，則趁機將實際掌控領土向擴張了數百里，將錫爾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這也導致安西與烏古斯葉護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畢竟接壤面大大增加，當時的烏古斯葉護國，其主要活動區域在咸海以北、里海東北部的草原上。

塞爾柱人北走，并不是他們與安西恩怨的結束，相反，這是一個開始。塞爾柱人一路北遷，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區方才止步，在伏爾加河流域休養生息。

一個部族在向上發展的時期總是具備堅強的意志與充分的韌性，塞爾柱人證明了這一點，在陌生且形勢復雜的高加索地區待了數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薩人余部與東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遷之路，再度一頭扎入中西亞的文明大戰場，給安西王朝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劉文澤最高光的時刻，他在中亞享受了一種“萬邦來朝”的盛況。

有呼羅珊的波斯貴族向劉文澤提議，劉文澤該效當地傳統，加冕“眾王之王”的尊號，這一提議，得到了不少人的擁護，尤其是當地貴族們，從心底，他們希望能用這種辦法，慢慢地將劉文澤“皈依”過來。

然而，對所謂“眾王之王”的稱號，劉文澤顯得很蔑視。不過，從這場中秋慶典之后，“天王”的稱號正式開始在安西體制內流傳，并向世界的中西方遠揚。

在北廷王劉文共的眼中，這場中秋慶典，實則就是劉文澤的一場“加冕儀式”，他看到了中亞各族的臣服，看到了安西的強盛，看到了劉文澤的得意與驕傲，而這一切都讓他五味雜陳。

在中亞三國的劉姓王室中，劉文共是其長，出身最好，資歷最深，然而，他所統治的北廷國，卻由于先天條件的緣故成為了吊車尾，這種現實的落差，讓他很受傷，尤其在面對如今的安西王劉文澤的時候。

作為趙王劉昉的長子，作為與劉旻、劉曄二皇叔一同征戰中西亞的北廷開國之王，劉文共心里怎能沒有驕傲？

因此，即便劉文澤接受了劉文共的歉意與謝禮（兄弟關系漸行漸遠，但東方帝國盛如大日的情況下，這關系還得繼續處），劉文共的心情也一點都輕松不起來。

返回北廷的時候，一路經過安西統治下七河流域的城池與土地，一向豪邁的劉文共難得地掛相了，他的心里幾乎在怒吼：世祖不公！

而見劉文共心情抑郁，與他如魚得水的張寒主動勸慰了。張寒認為，安西已極盛，如劉文共能保持清醒，謹守基業，消除國內矛盾與積弊，那么還能繼續保持下去，否則，盛極而衰，必不可免。北廷國的希望，在未來。

對此，劉文共卻頭一次發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嘆！

相比于心情沉重的劉文共，康王劉文潛就要輕松得多了，畢竟，已經占了實惠，折點面子算什么，得到和州（于闐）的補足后，這些年一直處于半起飛的狀態。

不過，等回到北廷國后，劉文共就收拾心情，繼續投入他的“筑基”大業，除了一貫與大漢的緊密聯系與人口政策外，他也下定決心，繼續向北擴張。

土地倒是其次，深入北境，征服那些游牧部落，獲取他們的人口與牲畜才是主要目的。此前，劉文共還想著保留一絲漢人的“純粹”，但這種理想在國家發展壯大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靠后。

劉文共將國內全部的騎兵部隊集結起來，交給睿侯劉繼琨，由其率領北征。從建隆六年開始，劉文共用了六年時間，拓地兩千里，征服了北部眾多游牧部族，將之納入北廷國統治之下，極大地充實了北廷國力。北廷的據點也在鄂畢河、額爾齊斯河流域延展開來

又三年，北廷的開國之主劉文共薨，享年六十。他是北廷國的建立者，他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在荒涼偏僻之地，為后人打下了一片堅實的基業。

即便在劉文共死之時，北廷國力依舊大大落后于安西國，但他半生的努力，才是之后北廷國徹底崛起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