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世祖

第82章 四件大事

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漢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關于齊州水災的善后事宜,有一片處置周到、救濟及時的官員得到了封賞與提拔,同樣也有不少州縣官員,因之罷官免職,乃至下獄問罪。

黃河已經日益顯示出其威脅了,破壞力強大,每決口,總是給官民造成重大損失。這些年每聽到沿河州縣報上的大小水患水災,朝廷都不由緊張起來。官方統計,自大漢開國以來,在黃河中下游,發生的大小水災,就達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無事。

對于黃河水患,朝廷的重視程度也在日漸提高,甚至已經費了不少人物力,進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負責水務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樸、雍王劉承勛以及昌黎王慕容彥超。近幾年,慕容彥超更是帶著一批水務專家,四處巡視水文,籌謀治理方案。然而,總是治標不治本。

為水患問題,朝廷也開了好幾次專項會議,并發明詔集思廣益,同樣也沒能議出個根治的辦法。

下面的官員倒是有人提出了一個想法,說堵不如疏,當效仿大禹治水,開挖溝渠,變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這個思路聽起來也是不錯的,畢竟連大禹都抬出來了,然而卻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內的一干重臣的反對。

畢竟,黃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變更,也不會成為歷代王朝的一個痼疾。劉皇帝是有些心動的,覺得構思不錯,堵不如疏確實是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卻也不盲目。

因為在劉皇帝的印象中,黃河改道,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輕易不可為。并且,這種事情,還是需要做詳細的調查,周密的準備,論證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還要考慮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對黃河的治理,還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樹木。然而,南道河床過高,堤岸也越筑高,幾乎已是地上河,這也是最讓人感心驚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實上,改道真的是個不錯的辦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時期那樣不顧實際、看圖劃線,瞎改亂改......

不過,有一點,是開寶年來,朝廷在推動的,那就是對黃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劉皇帝甚至有萌生過把“京杭運河”開鑿出來的想法。

黃河的治理,非一時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見,會貫穿劉皇帝的整個統治時期,乃至整個大漢帝國時代,還有得頭疼了。

除了水患這種長期擾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劉旸成婚了,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國本的事情,豈能不重大,政治意義尤其突出。

相較于當初皇長子劉煦成親,對太子婚禮的操辦,顯然要更加隆重,規格更不可相提并論,畢竟是儲君成親,迎娶太子妃。

婚禮都是在崇元殿上舉行的,內外公卿大臣一齊相賀,為此還專門讓翰林、學士及文才們,寫了大量的詩詞文章,以作祝賀。

太子與其他皇子之間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顯,劉皇帝也完全體現了他對劉旸的重視。太子的地位,愈加穩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宮內有皇后,宮外有符家、慕容家,這種陪著,幾乎難以動搖。

另一方面,與太子結上親,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衛國公慕容延釗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鞏固了。

婚后,劉旸仍舊以太子的身份呢聽政于廣政殿,但可以負責具體事務,一應軍政詔制的審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門下的職能劃給他了。

與此同時,劉晞、劉昉這兩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職,劉晞到太仆寺任副職,劉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務上打下手。

剩下兩件大事,無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邊大張旗鼓,南面則悄悄摸摸。

對定難軍,朝廷準備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堅決,定要一舉解決這個帝國內部的隱患,妨礙軍政統一的最后一顆絆腳石。

事實上,從李彝殷病故的消息傳開后,夏綏地區的氣氛就緊張起來了。或許是,茍延殘喘多年,鍛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經,李光睿當時就有所預感。一種朝廷迫害李彝殷,使先公含恨而終的說法在定南軍內部蔓延,逐漸轉變成為一種復仇的聲音。

對于朝廷相召,進京扶棺治喪的詔令,李光睿自然不會乖乖地聽令,其父殷鑒在前,他可不會上當,權當沒聽過。

同時,李光睿也是真正意識到了,此番不同往常,從朝廷透出的風,就明顯不同尋常。當楊業遠赴西北時,李光睿也進入了緊鑼密鼓的準備之中。

一時間,夏綏地區陷入了多年未有的緊張,人來人往,陰謀算計,層出不窮。有些手段,或許俗套,但往往管用,在蠱惑人心之上,李光睿還真有幾分能耐,將定難軍上下,成功地凝聚到一起,打出的口號也很明確,保衛夏州祖地。

在楊業抵達延州,漢軍積極調動,直指夏州之時,定難軍同樣在努力調度,準備應對事宜。然而,兩方之間,強弱形勢,力量對比,可謂一目了然。

且如劉皇帝所預料的那般,大勢壓迫下,人人都心存疑慮,大漢這么多年,從來都是戰無不勝,愿意跟著李光睿對抗朝廷的人,當真不多。

哪怕是定難軍內部,團結是那些黨項將領與土豪們的共識,但那只是為了應付來自朝廷的壓力。然而當那種壓力化為實質,變成軍事行動之時,幾乎所有人心中都要打個問號。

倘若同朝廷刀兵相見,結果或許難料,但甘州回鶻的下場,可是血淋淋的......

另一方面,朝廷這些年,對定難軍與黨項人的內部滲透太嚴重了,李光睿那些動作,從一開始,就是不斷地傳出來,最終匯聚到招討使行營,上呈東京。

同時,夏綏四州內部,也有大量的官員將吏,秘密同大漢官府取得聯系,其中有漢人,也有黨項人。

如果對定難軍內部,李光睿還能凝聚一部分人心,畢竟哪里都不缺死硬份子,在諸黨項部落的聯絡、尋求支持上,結果讓李光睿大失所望。

談及同大漢朝廷為敵,大部分人都表示猶疑,而少部分人都明確表示拒絕。他們之中,不乏與大漢官方聯系緊密,與漢民利益相關的人,還有人更在意后果。

與朝廷作對能有什么好處?幾乎無法想象,能夠看到的,只有惡果。部民死亡,邑落毀滅,牛羊馬駝不復所有,所產食鹽換不得糧布......

當然,這些情況,都是在多年的滲透中,由大漢官方主導,傳遞給黨項部族的信號。因此,當的不到廣大黨項部民支持的時候,定難軍也只是無根之萍。

到九月中旬的時候,李光睿便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而在赴任西北后,楊業除了將行營設在延州后,便再沒有大的動作。除了再度遣使到夏州,宣告朝廷詔書之外,就是整練調集來聽用的諸軍,同時準備輜重糧草,并不急于進兵。

此番行動,政治攻勢顯然在軍事行動之前,王祐事情做得很漂亮,使者四出,縱橫夏綏,在落實分化瓦解事務的效果上,更展示其靈活的手腕。

因此,到立冬以前,兵馬輜重都已經整備完畢的情況下,眼見李光睿左支右絀,日陷窘境,楊業終于自延州發兵了。

相較于北邊的大張旗鼓、磨刀霍霍,南征事務,則做得夠隱秘,他想要個突襲之效。潘美亟于南征,但真正請得詔令之后,卻一板一眼,不急不躁的,比之延州楊業還要穩重。

最終,樞密院從嶺南嶺北諸州調集了兩萬軍隊,加上征召蠻兵以及借調的平塹軍,算上一定的隨軍民夫,總計調兵四萬眾,給潘美更足的底氣。

南北并舉,卻又同時引而不發,都在尋覓戰機。劉皇帝沒給他們定硬指標,也給了二將更多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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