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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的時間，悄然而逝，對于大漢百姓而言，迎來了真正安寧祥和的生存環境，對大漢帝國而言，這是段關鍵的轉折期。
在劉皇帝的領導下，在賢相能臣的輔助下，在開寶新政jing神的指導下，大漢也成功地轉型為一個統一的帝國，鞏固統治。
而在這兩年，大漢迎來了空前的大發展，南北攜手，走向繁榮。總結得來講，就是政治保持穩定，經濟趨于繁榮。
天下一統，尤其是東南地區的收復，對大漢經濟上的加成太高了。僅開寶三年，通過運河自江淮輸送東京的糧食，就達三百五十萬石，占朝廷官民消耗半數，而這個比例，還會逐年增加，上升空間很大。
至于其他錢絹財貨，更是大量的送抵開封。當沒有國界，沒有戰爭，且放松政治上的壓迫后，東南地區的經濟活力重新煥發，并且直接迎來爆發。
朝廷所推行的開寶新政，減民負擔，休養生息，主要目標是緩解舊時代的社會矛盾，建立新時代的統治秩序，在這個基礎上，邁向太平盛世，予帝國子民追求更安定富庶生活的機會。
而到開寶四年為止，所能見到的成效喜人，并且證明了，大漢的施政方針與理念并沒有錯，只要按照既定的國策走下去，大漢必將迎來一個安定繁榮的時代，華夏文明也將再度實現復興，留下一段輝煌燦爛的歷史。
當然，這并不代表，大漢就沒有他的問題了，整體平靜，宏觀上維持穩定，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還是有不少波折。
東南地區的發展潛力，猶待挖掘，治安秩序，一直到開寶三年，才真正穩定下來。由韓熙載領銜整改事宜，從頭到尾都不是一番風順，掙扎、反抗，此起彼伏。
兩江地區，僅在遷豪事務上，就發生了十七次叛亂。當推廣到兩浙之時，所引起的動亂就更大了。“白”揀的地盤，消化起來難度總歸是更大的，劉皇帝也頭一次認識到，地方豪強的威力。
開寶二年冬十月，因為朝廷過于強勢急切的整改措施，兩浙大叛亂，幾乎波及全境。由原吳越的官吏、軍隊、豪強、富商聯手，向大漢朝廷秀他們的肌肉，這些利益受損者，殺朝廷委派的官員，廢除朝廷的制度與政策，恢復吳越舊制，裹挾了一大堆兩浙百姓從亂。
叛亂盛時，杭州以南，幾乎每州每縣都能見到叛軍的旗幟活動的痕跡。那場叛亂，自然引得劉皇帝震怒異常，給出的反應，也很強勢果決，鎮壓了再說。
因為吳越大叛亂，朝中有一干官員建議，改變一下在吳越推行新政，或者緩行，用以安撫。凡是上此奏的官員，不是被降職，就是被罷官。有多少年，劉皇帝沒有妥協過了，何況還是這種情況。跟不上他思想的人，也不配在朝中為官。
即便在對吳越的事務上，有些做得不妥的地方，但總結反思，那是事后的事情，而不是為了平息事態，而保守妥協。
劉皇帝的詔令一下，安置在東南的文武，自然是一起發力，放開手腳平叛。沒有不盡力的，不管引起叛亂的原因是什么，在他們監管下出來這么大的亂子，都難辭其咎，因而都是盡職盡心，以求沖抵罪責。
平叛的主帥是石守信，都監是趙延進，這兩人負責軍事，自然不會有什么意外。平叛所用的軍隊，則大多是由吳越人改編的地方軍隊。并且，從頭到尾，留駐東南的禁軍，只是駐守各大城及軍事要地，起個托底的作用。可以說，那是一場由吳越人自相殘殺的叛亂與平亂。
吳越的叛亂，聲勢鬧得挺大，但終究是一場由既得利益者各自為戰的反抗行為，雖然相互響應，卻沒有統一的指揮，共尊的首領還是遠在開封享福的淮陽王錢弘俶。
當時，對于錢弘俶來講，吳越叛亂的消息已經夠驚人了，而令他感到驚恐的則是叛軍遙尊他為帝，要復吳越國。
對此，錢弘俶沒有絲毫猶豫，進宮請罪。錢弘俶的反應也算快了，因為沒多久，一道道針對他的奏章就呈到劉皇帝御案上了。也就是劉皇帝夠大度，也清楚錢弘俶無辜，對他善言安慰，方才使他安心。
不過，還是以錢弘俶的名義，寫了一份《告吳越百姓書》，發傳兩浙諸州，將那些“義軍”打為叛逆，消減不明真相被裹挾民眾的抵抗意志。用處自然是有的，劉皇帝由此認識到，錢氏在兩浙地區的影響力，可謂根深蒂固，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消除得了的。
叛亂，前后持續的時間不能算長，只有三個多月，大股的叛軍迅速被消滅，消耗的時間，也主要在集中在向浙南挺進的過程中，地形地勢的限制有些明顯。
不過在進入開寶三年正月，叛軍或死、或降、或逃，吳越叛亂宣告平定。時間不長，但對吳越地區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這是承平六七十年后，吳越地區所經受的最大的一次戰亂。
積極意義倒也不是沒有，至少通過這場叛亂，讓朝廷在后續對東南地區的整改中，手段柔和了些，并且改良了一些新政中比較想當然的條款。
同時，也使得那些對朝廷不滿，不服大漢統治的人與勢力，跳了出來，一個個被收拾清算，反倒是通過此亂加強了朝廷的統治，實現了徹底的收治，只是代價有些大罷了。
事實上，對于江浙地區，劉皇帝有想過原屬南唐的兩江地區會發生叛亂，沒曾想到最后，爆發點竟然在吳越。
相比之下，兩江地區那只能算是騷亂，在吳越叛亂高潮期間，兩江地區倒安靜地很，幾乎沒有響應。
事實上，在開寶元年冬，劉皇帝給東南的官員們下了拿道帶警示意義的詔書后，在整飭落實工作上，不管是工作態度還是工作方式都緩和柔和了許多。
而韓熙載進入兩浙之后，行事也多師出有名，遷豪行動，也多從那些風評較差的土豪劣紳開始，算是充分考慮民情民意了。然而，即便如此，引起反彈之劇烈，反倒超過了江南與江西。
對于很多吳越豪強來講，他們是真的不歡迎大漢的統治，他們更喜歡錢氏當政。
大亂之后，必有大治，這大概是能夠用來自我安慰的一句話。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原有的秩序，被徹底打破，社會資源與財富在這場大亂中，得到了實際上的再分配。
因為這場叛亂，吳越人死者達十三萬之多。事后被外遷的人，更超過二十萬。而吳越叛亂的平息，也代表著朝廷在東南的大整頓，告一段落。
終究，沒能像劉皇帝所期待的那般，平穩過渡。也可以理解，涉及到社會變革、利益分配的事業，還是在短時間內要起到效果，絕不是請客吃飯那么簡單。
一場腥風血雨，代價固然不小，也掃平了大量障礙。現如今，劉皇帝可以自信地講，東南地區可保百年無虞。
而從開寶元年開始，一直到開寶四年，三年多的時間內，朝廷自兩江及兩浙地區，共外遷四十余萬人，其中半數落入了荊湖南道。
剩下的，關內消化五萬，隴右三萬，山陽三萬，余者散布中原河北。經過那些紛紛擾擾后，東南地區，也逐漸成為讓劉皇帝滿意的符合大漢統治的秩序狀態。
韓熙載東南安撫使的職位，在開寶四年三月，被正式撤銷，召還東京。在東南的這幾年中，他曾遭遇了七次刺殺，在第四次的時候，差點丟了性命，可見那些利益被觸犯者有多恨他。
同樣的，在朝中，非議也從來沒停過，等回到開封的時候，韓熙載已是身心俱疲，直接向劉皇帝辭官。
劉承祐不同意，授集賢殿大學士，去編書，過點輕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