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點半，程文明同過去幾個月一樣提前半小時，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趕到刑警支隊上班。

兩年前，這里是南港市公安局技偵支隊，對外則有三個名稱，分別是“南港市公安局物證檢驗鑒定中心”、“南港市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和“南港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

后來局里把刑事技術劃歸刑警支隊管理，把技術偵察獨立出去設立行動技術支隊，刑警支隊就從市局搬到這里來辦公，技術偵察也隨之搬走了。

當年的技術偵察大隊辦公室，成了支隊長、政委、副支隊長和幾個科室的辦公室。

考慮到程文明行動不便，支隊領導把他的辦公室安排在一樓，就在分管刑技中心的副支隊長周素英辦公室斜對面。

“程大，又來這么早，您慢點，這些交給我。”

“不早，要送孩子上學，從學校溜達過來正好7點半。”

值班民警搶過抹布，一邊幫著打掃辦公室，一邊感嘆道：“想想現在孩子壓力真大，書包十幾斤重，每天那么多作業，早上7點就要到學校，有的星期天還要補課，把孩子壓得喘不過氣。”

“是啊，我當年上學時哪有這么累，記得整天玩。”

程文明回頭笑了笑，把拐杖確切地說應該是手杖放到墻角里，打開柜子開始換穿警服。

身體恢復得不錯，從下半身沒知覺只能坐輪椅生活都不能自理，恢復到能拄著雙拐站起來，恢復到拄單拐，再到拄手杖。在醫生看來是奇跡，可他依然嫌慢，覺得每天拄著手杖一瘸一拐上下班，走在路上會影響人民警察形象，所以在外面全穿便服，到了單位才換上警服，且堅決不去辦什么殘疾證。

正科級偵查員，說白了就是主任科員。

這棟樓里那么多職能科室，正科級不要太多，副處級領導都好幾位，但他這個正科跟其他正科不同，作為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模，不光廳領導對他有印象，公安部領導可能都知道他。

支隊沒給他安排繁重的工作，打掃衛生、打開水這種事個個搶著干更不會讓他動手，值班民警麻利地搞完衛生，把開水打過來幫他倒上一杯，再次確認沒什么可以幫忙的才回到門廳的值班室準備交班。

被當成一個殘疾人的感覺真不好，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之前堅持過自己干，但每次都爭得面紅耳赤，程文明不想搞得太矯情，干脆聽之任之。

瑣事小事無所謂，工作必須要干好。

領導沒安排具體工作，只是讓給重案大隊幫忙，程文明不想成為支隊乃至市局的“大熊貓”，主動攬過研究分析、指導偵破或組織偵破全市重大積案和疑難案件的活兒，把自己淹沒在堆積如山的案卷材料里過得倒也充實。

“師傅，對不起，我又來晚了！”

剛從檔案袋里抽出一疊材料，一個身材高大、皮膚卻很白皙，長得有點秀氣的年輕民警氣喘吁吁跑進辦公室。

鐘小明，刑院高材生，去年參加工作，原來在港區分局，支隊領導覺得程文明一個人負責這么多事忙不過來，身體又不好，就把小伙子從分局刑警大隊調機關來給他當助手。

老同志要傳幫帶，新同志要虛心學習。

跟其它部門一樣，鐘小明一調到支隊就拜程文明為師，全市公安系統總共才幾個英模，能成為英模的弟子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的，許多新同志羨慕不已，個個在背后說這臭小子運氣好。

“不晚啊，還沒到上班時間。”

程文明抬頭看看墻上的掛鐘，放下案卷示意他先吃早飯。年輕人貪睡，不睡到7點半左右不會起床，眼前這位同樣如此，每天上班都火急火燎，根本來不及吃飯，總是在路上買，帶到單位吃。

鐘小明不無尷尬地笑了笑，拉開塑料袋狼吞虎咽起來。

程文明，鐘小明，名字里全帶著個“明”。

人送綽號“大明”和“小明”，合稱刑警支隊的“二明”，兩個當事人不知道，樓里的同事包括領導已經傳開了。

“程大，早。”

周素英上班了，敲敲玻璃門跟“鄰居”打招呼。

程文明突然想起一件事，起身笑問道：“周支隊長早，周支隊，打聽個事，你有沒有上星期我們聚餐的那個飯店訂餐電話？”

“大福酒家，我沒有，老陳應該有，他家離得近，有什么事全安排在那兒。”

“我等會問問陳大。”

“怎么，有喜事？”

“孩子還小，我家能有什么喜事。一個老戰友早上打電話，說要送他愛人來市一院檢查，那個飯店離市一院也不遠，我打算中午請他們吃頓飯。”

時間真是一把“殺豬刀”，能讓人淡忘許多事。

老領導調走才多長時間，除了當年技術大隊的一些“老人”，現在能記得韓博這個名字的已經不多了。

周素英干脆走進辦公室，跟起身相迎的“小明”點點頭，靠在文件柜上好奇地問：“良莊的老戰友？”

“他沒在良莊派出所干過，不過跟良莊也有點關系，以前的思崗縣局刑警四中隊管良莊丁湖幾個鄉鎮的刑事案件，他跟我一起在四中隊干過幾年，后來調派出所一直干到現在。”

“老同志啊！”

人的際遇真不一樣，程文明感嘆道：“我、王燕、小任這些后來調到良莊的人，沾韓局的光相繼走上管理崗位。副科正科七八個，兩個已經副處了，一個支隊長，一個在縣局當局長。今天來的這位沒趕上，一直是普通民警，任勞任怨十九年，連警銜都雷打不動，十年前‘兩毛一’，現在還是‘兩毛一’，從參加工作到現在從來沒掛過‘長’。”

公安晉升難，這樣的情況很普遍，多少人干到退休連一個副主任科員都混不上。

周素英也有這樣的老同事老戰友，想想就不是滋味兒，立即岔開話題：“程大，老戰友帶愛人來看病，這事你應該給佳琪打個電話。她愛人田醫生在市一院，有熟人跟沒熟悉肯定不一樣，能少做很多沒必要的檢查，能少花不少冤枉錢。”

公安晉升難，醫生想混出頭更難。

在家坐月子的李佳琪的愛人田學文，跟韓局一樣是碩士，韓局已經正處級副局長了，他還在市第一人民醫院當普通醫生，據說去年底才有資格給人開處方。

中國是人情社會，不管辦什么事都想找個熟人。

程文明也不例外，嘿嘿笑道：“我沒找佳琪，找的是趙主任。”

他找的人周素英有所耳聞，良莊老書記的兒媳婦，市人民醫院的主任醫師，跟老領導家的關系非同一般。

“差點忘了，有趙主任這個關系在，田醫生還真要靠邊站。”

周素英噗嗤一笑，饒有興趣地聊起老領導：“對了，昨天給曉蕾打電話，她說和韓局一起去香港了。她比我還關心佳琪，說別急著讓佳琪上班，搞得我跟黑心資本家似的。”

“她是佳琪的嫂子，跟親嫂子差不多，當然關心。”

“也是啊，要不能讓佳琪在濱江小區。”

正聊著，DNA實驗室主任方海龍拿著兩份檢驗報告匆匆跑了過來，跟往常一樣依然是一身白大褂，身上依然是濃濃的消毒水味道。

“程大，周支隊也在！”

“什么事，瞧你急的，慢慢說。”周素英笑了笑，站直身體。

方海龍遞上兩份DNA圖譜，不無興奮地說：“二位領導，剛來實習的小劉辦事不認真，把一條無關的DNA信息上傳進了公安部失蹤兒童及其父母DNA數據庫，沒想到歪打正著比對出這個。”

“什么意思？”程文明看到這些，直接問重點。

“程大，這份是您去年從東山帶回來的無名尸的DNA分型，這份是浙省一個失蹤兒童父親的DNA分型。”

程文明一愣，頓時欣喜若狂！

4.19案，當年“一竹篙”插出來的命案，為查清水漂尸體的身份，千里走單騎查大半年，結果歷盡千辛萬苦查清被害人叫蔣小紅，卻對破案沒起到任何幫助，曾因為這件事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同志們的笑柄。

程文明定定心神，急切地問：“比對上了，是同一個人？”

“不是。”

方海龍指著圖譜解釋道：“這兩份DNA分析有許多相似之處，從遺傳學角度看他們應該有血緣關系。二位領導當時沒調到支隊，可能不知道我們實驗室協助偵破過的第一起命案，設備剛到家時韓局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成功鎖定一個殺人犯的。”

浙省有一個孩子失蹤，極可能被人販子拐賣了，所以公安機關采集其父母的DNA，便于尋找并確認被拐兒童身份。

失蹤兒童很多，中國又這么大，建立“打拐DNA數據庫”又很高，能不能通過這種方式找到孩子，讓心急如焚的父母跟孩子團聚，真的靠運氣。

但自2000年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專項“打拐”斗爭，建立“失蹤兒童及其父母DNA數據庫”以來，一共檢驗過幾萬樣品，最終為233名被拐賣兒童找到了親生父母。

這些并不重要，至少對此刻的程文明而言不重要。

困擾他幾年，或許也一直困擾韓博幾年的謎團此刻終于揭開了，他緊攥著DNA圖譜，用幾乎顫抖地聲音說：“周支隊，我以前好像跟你提過良莊派出所曾遇到的那起蹊蹺的水漂案。從口音上分析那個帶著蔣小紅私奔，蔣小紅遇害后卻莫名其妙失蹤的鄒某應該是浙省人。

從方主任的這兩份圖譜上我們能判定東山同行去年發現的那具尸骸也應該是浙省人，而當年在東山走訪詢問時了解到一個情況，鄒某本來是跟另一個同鄉一起走街串戶彈棉花的，后來說那個同鄉有事回家了，才找當時閑在家里沒事干的蔣小紅幫忙，才幫出感情一起私奔的。”

“鄒某跟村里人說了假話，另一個彈棉花的沒回家，真相是被他殺了，把尸體埋在被害人家附近！”

“所以他帶蔣小紅私奔之后一直鬼鬼祟祟，所以發現蔣小紅失蹤或遇害之后不敢報警，而是選擇逃之夭夭。”

一個幾乎讓他得魔怔的疑案終于有了眉目，周素英打心眼為他高興，不禁笑道：“案中有案，這個案子是挺蹊蹺的。”

程文明越想越合理，越想越激動：“有這份東西在，我們能找到失蹤兒童的父母，只要找到失蹤兒童的父母，那么搞清鄒某身份應該不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跑得了一時跑不了一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