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杰的詳細戰報很快便由兵部記錄整理并遞交上來，李潼也在第一時間取來了解。

整場戰斗看來不失精彩，但又乏善可陳，并沒有什么兩軍對壘、旗鼓相當的慘烈廝殺，有的只是充滿王孝杰作戰風格的以莽克敵。

相州與潞州之間有滏口陘，乃是太行八陘之一。在此前河陽已經被黑齒常之率軍把守住之后，相州的孫佺叛軍想要快速進入河東地區，滏口陘是一個最為快捷的通道。所以孫佺派人前往潞州聯絡游說王孝杰，希望王孝杰能放行并作出接應。

王孝杰一方面困住孫佺的使者，另一方面便開始了自己的表演，僅僅只率領了兩百多名家奴部曲，便由滏口陘穿過太行山，直撲叛軍所在的滏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突襲，并成功的由亂軍之中斬殺了叛將孫佺，之后便是叛軍崩潰，相州的叛亂就此撲滅。

王孝杰作戰勇猛，李潼從不懷疑，否則其人也難著功于數千里之外的安西，成為武周前期軍功第一人。能以區區兩百之眾翻山越嶺的直撲數千人的叛軍隊伍，這一份生死置之度外的悍勇絕不是尋常人能夠做到的。

當然，只看其人口無遮攔得罪人的勁，如果沒有這樣一份悍勇，只怕早也已經死了八百回都不止了。

相對于王孝杰在此戰中的表現，李潼更關心的還是叛軍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特質。

雖然在交戰過程中，叛軍表現的戰斗力低下、組織力散亂，不堪一擊，但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注意，比如叛軍的數量與規模。

此前朝廷截獲的各種信報，孫佺號稱已擁數萬之眾。這當然是夸大其辭，但按照王孝杰的奏告，所見滏陽之軍就略有六七千之數，若再加上州內諸縣所分使叛眾，也是將近有一萬之數。

雖然叛軍整體不堪一擊，但站在朝廷方面所關注的自然不可能只有這一點。從孫佺舉兵叛亂到被斬殺于軍，統共過去也只有半個多月的時間，這么短的時間里，孫佺便聚集起近萬人馬，這絕對不是一個州刺史正常職權內能夠做到的，哪怕他們這一批河北刺史本身就屬于職權高配。

朝廷平叛定亂，說到底只是國內的紛爭，當然不可能敵國以待、務求斬盡殺絕，畢竟那些被裹挾入亂的民眾們，他們本身也是大唐的子民。

若諸情不問只是濫殺一通，即便能夠快速平定叛亂，整個河北大地也將滿目瘡痍，即便不論恢復起來有多困難，因此兵禍所積累的仇恨也必將轉化為更加深刻的離心力，使得朝廷對河北的統治岌岌可危。

所以叛軍是如何組織動員起來的，這也是一個需要深入了解的問題，這樣才能在定亂的過程中做到輕重有序、有的放矢。

李潼這里剛剛看完王孝杰戰報，集英館直學士宋璟便又于外請見，入堂后宋璟手托幾卷文書作拜道：“臣奉敕審問相州從逆諸員，案錄供詞，歸來復命。”

李潼抬手示意侍者將文書取來，并又問道：“旬月之內，相州竟聚員近萬，究竟是孫佺有詭黠惑眾之能，還是相州廣有貪亂不法之眾？”

宋璟聞言后便開口講出幾個名字，然后再說道：“此諸員供詞多涉叛部募兇壯大軌跡，另臣等集英館諸員并案商討，略述幾見附于別錄。”

聽到這話，李潼便將一系列的供詞翻看起來，心中疑惑略得解答。

相州乃是河北屈指可數的大州，有戶六萬余，僅次于魏州，號為中原北屏，乃是河北最繁華富庶的地區之一。

后世河朔三鎮中勢力最大的魏博鎮，便割據于這一片地區中。所謂自河而北，地闊、兵賦之大，實在鄴中，鄴地便屬于相州。魏博以相州為捍蔽，終唐之世，常雄于河朔。

在更往前的安史之亂中，對于戰爭有著決定性影響、并直接導致之后百年國運的鄴城之戰，九大節度、六十萬大軍圍攻鄴城，最終功虧一簣。至此朝廷再無絕對優勢攻打叛軍，河北藩鎮割據的局面也由此打下了一個基礎。

在當下這一時空，這些事情當然都還沒有發生，但相州之于河北的重要性，從這些事件中也可見一斑。所以李潼對于相州的安危也是無比重視，叛臣孫佺之所興起與覆亡都牽動著他的心緒。

眼下相州自然沒有后世那樣的強大與桀驁，但也已經不容小覷，從孫佺此次叛亂這么短時間便聚眾近萬便已經有所體現。

去年朝廷授權河北諸州刺史當州組織團練，因各州戶數征兵，相州便已經有了三千團練兵。這一部分兵員本來是要發往幽州，結果幽州都督竇孝諶被契丹所殺，三千團練兵滯留州境，成為孫佺作亂的最初班底。

與此同時，諸州還有一定的奴戶與課役人口，特別相州地當的漳水又是河北漕運的一個重要通道，保守估計這方面所能提供的卒員又有三千余眾。

除此之外，孫佺的叛軍中還存在許多州縣豪強，其中不乏地表名族，這些地方豪強的加入也給孫佺提供了數量不菲的人馬。

在了解到孫佺叛軍的構成后，李潼也是不免心生一陣后怕。

幸在孫佺好死不死要去勾搭不能常理度之的王孝杰，被王孝杰穿越太行山照臉突了一把，否則相州這場叛亂只怕還會有什么余波。

當然這也是因為孫佺這個人才能實在不怎么樣，相州兵的兵員素質還是不差的，后世聞名天下的魏府牙兵正出于此中，孫佺大凡軍事能力合格，也不會被王孝杰區區兩百多人便踢翻了營盤。

在這些供詞之后，便是集英館針對相州叛亂的處理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只誅首惡，從逆者則量給寬宥。

看到這一條，李潼眉梢不禁一跳，心里有些不以為然。他入都定亂以來，雖然殺戮不少，但也不失寬大，特別是針對普通民眾，無論是給洛陽民眾的賑濟，還是解決天兵道大軍問題，全都寬容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極限。

可是相州的叛亂性質要更加惡劣，不僅僅是第一個豎起反旗的外州，而且還有士民主動從亂。再加上有關后世魏府牙兵的記憶，他內心里比較傾向于從嚴處斷，趁著這一波把相州收拾的老實一點。

不過集英館作為他自己精選的幕僚班底，凡所籌謀都有著他的行事風格，既然做出了這樣的建議，必然會有其他配套的計略，于是便耐心看下去。

果然，接下來第二條就是凡所從亂之士民，需捐輸錢糧以補償州縣籍戶因亂誤耕之青苗錢。合州普查耕田畝數，計田給償。而且凡所參亂而官府未察者，州境士民可以各作檢舉，并能獲得一部分罪金作為獎賞。

這么做，就等于將叛亂者與普通民眾們對立起來，并且彼此之間有了實際利益的沖突。這一策略就很合李潼胃口，別說什么鼓勵告密不利于民風教化，真要鄉民同仇敵愾、搞個魏府牙兵的下克上把戲，誰被克誰難受。

至于第三條，就是拆分州治，將相州一拆為三，并且將漕運沿線獨立設置，歸朝廷直接管轄，沿漳水設立官屯。

第四條就是三州量田計口，進行比較徹底的均田。

第五條則就是移民，州縣多丁高戶內遷河洛，以充實都畿。

五條計策，一條比一條兇狠。首先將叛亂寬大處理，從而維持一個寬松有序的氛圍，讓相州局勢最快恢復安定。第二條則就亮出獠牙，讓參與叛亂者輸錢免罪，同時于鄉境中制造對立，讓謀亂者不能挑撥鄉情、對抗朝廷。

第三條那就更狠了，直接把相州這個過于龐大集中的州治給肢解拆分，并且將朝廷的控制力沿漕運直接插入州境中。在沒有了相州這個相對龐大的行政機構后，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更加入微，接下來就是將地區資源重新分配，從而化解豪強盤踞鄉野的局面。

最后就是收官了，剩下一些過于頑強的鄉間土豪們，直接連人口帶家產統統集中到都畿附近，處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中。

在看完了集英館提交給自己的這個方案后，李潼也不禁感慨，怪不得河北那些土豪士紳們對自己不怎么感冒。無論是此前河東天兵道的騷亂，還是這一次河北幾州的鬧亂中，都存在這些人的身影。

也不能說因為自己一直沒有直接管理河北相關的事務、以至于河北時流對自己不熟悉而有所抗拒，他們真要熟悉起來，只怕早就揭竿而起了。

但無論怎么說，河北、特別是河北南部諸州，錢糧富足、人口稠密，是大唐版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帝國統治得以維系的基石之一。

此前過于松散粗獷的統治的確是不利于地區的長期穩定，借著這一次的平叛定亂，的確是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縝密周全的統治。而相州此境，就是進行改革與磨合的地點。

在將集英館定亂計劃權衡一番后，李潼又拿起筆來增加了一條漕兵制。在完成了河北普遍均田后，凡所受田丁戶在耕三年則應役一年為護漕之兵，三番應役之后轉為團練戶，不加雜役，但須響應朝廷征募，五十可以免征。

河北的經濟實力和潛力都是極大的，特別是在黃河還沒有泛濫成災的當下，且河北民風尚勇，是上佳的兵源地。

這從后世伴隨大唐始終的河北藩鎮就能看得出來，所謂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當然這種詭異的局面，主要還是統治結構的問題，但河北人的勇武也不容小覷。

當然，底子好并不意味著拉起來就能用，比如王孝杰兩百家奴就能直突相州幾千叛軍，還有歷史上武周河北募兵與契丹打的幾場糊涂仗。后世河北牙兵之所以威名赫赫，那也是長期戰亂所磨練出來的。

眼下河北這幅鬼樣子，顯然不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兵員征募，河北平民還沒有普遍受到朝廷的仁政惠利，而豪強階層對他又不太感冒，就算把人馬招募起來，刀鋒向誰可不好說。

幸在李潼起家從來也不是說靠的哪一個官僚群體，當下世道中規模最大的關隴勛貴與河北世族，可以說跟他關系都是馬馬虎虎。

所以他行事起來也不必受到太多的舊規則約束，通過關中幾年針對關隴勛貴們的打壓，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還算穩定且實力不弱的基本盤，內外大軍近二十萬，不說懟天懟地，起碼當下是沒有一個政治聯盟能在極短時間內便發展壯大到跟他抬硬杠的程度。

大唐均田制遭到破壞，一方面在于舊勢力清掃的力度不夠，另一方面就在于新權貴的玩命兼并，以至于官府所掌握的可做授田的耕地始終處于實際需求量的水平以下。

這其中作為頑疾重災區的關中已經被李潼收拾的差不多了，這也得益于他兩個叔叔以生命為代價的搞事情、誘使關隴勛貴們飛蛾撲火一般的加入到中樞權力斗爭中來，才讓李潼既能從容分配鄉土資產，又有足夠的理由干掉一大批的權貴大地主。

河北土地兼并的情況雖然也有，但程度較之關中又要輕了一些。特別是那些鄉土豪強們并沒有兩京這樣的權力中心作為舞臺，各自鄉勢雖然不弱，但卻沒有一個高度的整體整合，而是分散于諸州縣之間，這也給朝廷集中力量、分別擊破提供了時間。

所以在河北初步的實現耕者有其田這樣的目標，難度較之關中是要小了很多。通過十幾年時間，在河北建立起一個普遍的兵役制度，算是一個比較穩健的節奏，李潼認為值得一試，而且朝廷的統治力也會逐年遞增，能夠最大程度避免失控的風險。

加上李潼所增補的這個漕兵制，集英館所遞交上來的這份建議書，便可以說是河北未來十年軍政統治的一個基本方針，接下來只需要在推行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于框架內進行一定的調整。

在征詢了宋璟的意見后，李潼便又提筆擬書，以宋璟為中書舍人并檢校相州司馬，入州負責相州的定亂復治問題。

與此同時，他又下達了一條軍令，著令內外閑廄再募集一萬匹戰馬發往河北以助冀北道大軍軍勢，提高官軍的機動力，盡快對河北南部諸州進行掃蕩肅清，重新回到朝廷的控制中來。

接著又是一道書令遞到政事堂，著令在朝三品以上官員舉薦堪為方牧的臣員，隨冀北道定亂進程擇優入州就職，頒行朝廷政令。

這其中，他提拔了一個人選擔任魏州刺史，那就是被罷相不久的前宰相張錫。

雖然他對張錫這個人不太認可，但也不得不承認張錫兩度拜相，是在朝河北士人們的一個代表。這樣的人物如何使用，對于河北世族們了解與猜測朝廷態度是有著不小的指向性。

既然現在還不到圖窮匕見的時刻，那不妨以此向河北士人們表示一下，朝廷還是愿意跟你們好好處的，你們不要再作死，否則老子真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當然，委派張錫擔任魏州刺史的同時，李潼又任命張嘉貞為右臺監察御史，并檢校魏州長史，隨張錫一同赴州，兼領河北道黜陟事宜。

同時，裴守真任命為懷州刺史，同日渡河北上，并以懷州為河北軍資聚散中心，為河北戰事下一步的發展進行軍資籌備。

做完一系列河北人事任命的決策后，李潼才停下來稍作休息，并順手再拿起相州叛員們供詞細讀起來，繼續開拓一下自己的思路。一番細覽之后，居然讓他在這些叛員們當中發現了一個寶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