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對單于都護府軍事動向不作細究，自然有其原因。因為單于都護府鎮守使楊玄基之所以率部離開云中防區而進入幽州境內，正是出于皇帝的授意。

神都革命以來，朝廷內政方面幾番興廢，外事方面同樣如此。只不過由于陜西道大行臺于軍事外圖方面動作太大，使得朝廷在邊務方面的調整相對就不怎么顯眼。

此前李昭德主持朝政，在漠南等邊境諸州布置重兵，雖然沒有什么實際的戰事發生。但僅僅只是維持這樣的駐軍規模，已經給河北諸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畢竟大軍強使于外，資糧窮耗于內，諸州士民因此受累不淺。

所以當李昭德被罷相之后，有關邊務經營的調整也是朝廷經年討論的一個問題。有那么一段時間，狄仁杰所持休戈養生之論成為朝堂主流。但皇帝包括一些大臣都覺得這樣的政策略顯矯枉過正，特別在行臺武備勤修的情況下，完全放棄軍事上的鋪陳等于將未來局勢走向的主動權拱手讓給陜西道大行臺。

后續一系列的紛爭中，狄仁杰也逐漸的被邊緣化。之后朝廷選取干員分任諸州，主要方向就在于河北諸州。這些外授刺史們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興作團練，以作為朝廷在河北的武備基礎。

這一政策的核心雖然重點還著眼于跟陜西道大行臺之間的東西對抗，但也是結合了朝廷當下的邊患形勢。突厥骨篤祿兄弟復國起來，便成為北面最大的邊患問題。武周年間薛懷義幾次北征突厥，勞民傷財不說，戰果也是有限。

隨著北方羈縻秩序的破壞與突厥復國勢力的發展壯大，如今朝廷再用兵于漠南，已經沒有了貞觀、永徽以來的那種主動權，很難再一軍出征便一勞永逸。

大唐立國以來，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歷代當權者一塊心病。早在武德年間，高祖李淵甚至還打算將河北生民遷入太行山以東、放棄對此地的長久經營。這當然只是一時窮困之計，隨著大唐一統天下的大勢越來越明顯，這種議論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開明而著稱的貞觀年間，對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來輕慢山東人士也并非什么秘密。包括高宗皇帝雖然借重一部分山東世族之力以擺脫關隴，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配，并放任其寵臣李敬玄等與大族合籍，穢其門第。

皇帝李旦雖然當朝履極，但朝政始終混亂不堪，以至于神都朝廷大而無當，軍政諸事處理起來反而不及陜西道大行臺靈活且有效率。

迫于行臺施給的壓力，皇帝著令河北諸州各設團練，以期達到一個藏甲于州縣的效果。但是對河北士民的警惕這一條創業以來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眾多關隴時流充斥于朝中勢位，對于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這反映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總領河北尤其是北部州縣的團練事宜并以國丈、莘國公竇孝諶為幽州都督而總領軍務。

但河北本身經營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貿然作此改變勢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協調這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東夷都護府的歸屬問題。

高宗年間東征高句麗，除了徹底攻滅了高句麗這一東北悍敵之外也將東北諸夷部進行了一番比較系統的整理，并設置了許多羈縻州府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東夷都護府。

在竇孝諶外任之前東夷都護為營州都督兼領。但現在朝廷卻將這一官職劃給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糾紛。

竇孝諶在入州之后，便上奏朝廷營州都督趙文翙驕橫難制、不從管束，甚至不準東夷諸胡前來幽州拜見新任的官長。

對于這一點皇帝李旦也是煩躁不已。一方面竇孝諶既然已經入州就職縱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職責之內需要處理，凡有糾紛、動輒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與營州之間的摩擦，使得幽州作為河北道北部軍政中心的地位遲遲不能確立起來這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整個河北道的領掌經略。

營州都督趙文翙，也是久營邊務的老臣一旦貿然撤換，朝廷還沒有合適的人選。而且就算撤掉了趙文翙按照竇孝諶稍遇難題便上報朝廷的作風，也未必就能短時間內完全懾服東胡諸酋。

所以在經過一番權衡后皇帝才決定將單于都護府大軍調往幽州為竇孝諶壯勢同時也是向諸邊胡宣揚朝廷將要重新整頓此邊秩序的決心，以強大軍勢震懾內外悍員。

在做出這一決定的時候，李旦也的確沒有把突厥默啜這一因素加以正視。一則默啜大敗于河曲，短期內應該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二則幽州本來就是領控北方邊務的一個重鎮進行經營，單于都護府大軍入境之后，可以讓這進程加快。

皇帝甚至盤算著，如果幽州方面事務進展順利，明年便就可以從幽州出兵，發動一場針對漠南突厥勢力的掃蕩。屆時朝廷也從河東道出兵，從南面與東面兩個方向進行圍剿打擊，即便不能全殲突厥，也能將突厥這些亡余勢力徹底掃出漠南。

一旦戰事進展順利，朝廷軍隊更加可以順勢接掌河曲防務，從關內道的北部對行臺加以封鎖鉗制，從而一改此前朝廷在軍事方面始終落后于陜西道行臺的現狀。

然而這一通計劃剛剛進行了一個開頭，便突然發生了這么大的變故。幽州方面還沒有梳理出一個頭緒，河東道北部便先被卷土重來的默啜闖了一個空門。

所以李旦下意識覺得，這件事陜西道行臺難辭其咎，舊年河曲一戰，要么是虛報戰功、夸大事實，要么就是刻意縱容默啜逃往漠南，養寇自重！

但無論這些猜測成立于否，突厥南來的直接原因就是單于都護府防備空虛所導致的。這件事如果再追究下去，皇帝這一決策者首先是難辭其咎。

但就算是刻意不提，也只是掩耳盜鈴而已。如此大規模且大范圍的軍事調動，自然不可能僅僅只是決于兩三人，當時的決策議論可能都還收存在政事堂的《時政記》當中。

皇帝哪怕再怎么厚臉皮，也不能承認是為了給他老丈人撐腰才調走單于都護府駐軍，從而給了默啜興兵南來提供機會。

關于如何反攻突厥此次入寇，其實難度并不大，但關鍵是要快。突厥此次入寇，是先襲云州的單于都護府并于彼境取得甲馬器杖，又意外捕獲了留駐城中的監察御史孫彥高，在孫彥高的帶領下繞過朔州重防幾城，進入嵐州境內進行掃蕩。

但是在入攻忻州州城的時候，忻州司馬張九節緊急招聚州境團練并胡部城傍，于定襄城附近擊走突厥賊軍，使得州城無失。

由此可見，突厥此番南寇，勢力不算極強，繞走堅城，又被州境團練擊退。所以唯今之計，是盡快發兵出擊，壓縮突厥賊軍的活動空間，不讓賊軍掃蕩范圍繼續擴大，尤其是不能讓突厥賊軍進入并州。

并州雖然防務空虛，但畢竟是河東道地表要地所在，錢糧盛聚，一旦被突厥寇入席卷，那賊勢必將更加的猖獗壯大。

所以很快殿堂中便有臣員提議，由朝廷擇大將即刻出兵前往營救并州，只要并州不失，此番入寇為禍尤淺。而且神都眼下也并不是沒有兵力可用，雖然南衙稍顯混亂，但北衙數萬勁旅，可以直接過河北上，迎擊突厥。

但這一建議剛被提出來，便被人開口反對。

“北衙萬騎編伍新成，不適戰陣，況甲械尚且不具，勞師乍驚、倉促出迎，勝或可喜。但突厥賊軍俱經年呼嘯于漠南之悍眾，一旦交戰之勢稍違人意，則恐余波更大，尤甚賊禍啊……”

殿中監、郕國公姜晞舉手發言道，不贊成北衙新軍輕易出動。

皇帝李旦本來也有幾分著令北衙新軍出擊的想法，聽到郕國公這么說，心中頓時也是悚然一驚。今年陜西道行臺聚甲數萬，已經讓神都人情驚疑不定，北衙新軍便是震懾內外的唯一一支力量。

一旦萬騎在這樣的情況下調離都畿，姑且不論此戰勝負如何，起碼皇帝對朝情的掌控便要因此被再次打落原形。

“郕國公所論切實，萬騎新成，未可輕動。國中難道無人，遇亂唯仰新卒鎮定？”

講到這里的時候，皇帝語調已有幾分不悅。群臣聞言，各自凜然，便也不敢再就此深作討論。

“陜西道大行臺今年陳奏京中演武，河朔幾州更陳設重旅興設防戍。況默啜本西軍兵鋒之下驚走游魂，若由陜西道出兵……”

一陣沉默后，又有人開口道。

然而這話還沒來得及講完，王孝杰已經先一步頓足冷哼道：“滿朝文武之士，難道俱虛夸才器之流？國家凡有危難，皆專系雍王殿下，長此以往，我等朝士能免盜祿之譏？”

當聽到有人提議讓行臺出兵的時候，李旦眉頭便緊皺起來。朝廷好不容易將雍王勢力壓縮在潼關以西，若再任由西軍行出，那來年河東道還能為朝廷所有？

聽到王孝杰這一番話，皇帝眉頭才略有舒展，自覺這家伙歸都以來，屬這句話說得最好聽。

“朝廷所以武備常設，便在于臨危必戰，豈因新舊為限？一旦賊勢再作糜爛，雖垂髫小童，難免刀兵之禍。萬騎近日躁鬧北門，合城俱聞，北邙山腳魚鱉尚且不安于水、寒鴉飛鳥不敢棲枝，臨此兵禍豈有怯戰的道理？臣請典軍出擊，必將來犯之賊盡殲山河之內！”

王孝杰見皇帝對他目露嘉許之色，不免更受鼓勵，再次抱拳請命道。

李旦聞言后臉龐頓時一黑，視線從王孝杰身上離開，再也不看其人。

北邙新軍不可輕出，行臺西軍更加不能縱容，但突厥入寇總要迎擊。一番商討后，朝堂內才形成一個初步的折中之計，以門下黃門侍郎李懷遠出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發募都畿諸諸府衛兵并官奴即日北上過河，并發河東道諸州團練，以圍殺突厥賊軍。

宰相為帥出擊突厥，表現出朝廷對這一次兵禍的重視。但若僅止于此，仍不足以彰顯朝廷之威嚴。

畢竟默啜落敗于河曲之后，此番卷土重來卻不敢觸犯行臺防區，而是從漠南云中發起攻勢。這種戰術選擇，無疑顯示出這賊酋畏懼行臺而小覷朝廷的內心態度，必須要加以痛擊。

所以除了李懷遠這一路大軍之外，皇帝更任命幽州都督為單于道行軍大總管，并加河北十五州節度大使，節度河北諸州團練武事并諸胡城傍出征漠南，犁庭掃穴，要憑此一戰打得突厥于漠南無立足之地！

一俟形成定計、制令傳達，整個神都朝廷便也動員起來。萬騎新軍雖然不能輕易出動，但都畿武力也是有數的，南衙幾乎無兵可出，左右羽林軍則聚成五千甲旅，作為前路人馬即日便過河北進。

與此同時，發募都畿健勇并官奴的敕令也迅速執行起來，很快突厥入寇得消息便傳遍了整個神都城。

“突厥又來侵擾？早前不是已經被雍王殲滅在河曲？”

因為各種征令以及人馬調度的執行，整個神都城民風也因此變得緊張起來。早前神都革命以來，都畿民眾雖然頗受驚擾，但之后只聽說陜西道捷報頻傳，幾年時間下來，戰爭對他們而言已經頗為遙遠。

“河曲那一戰，殺的只是突厥王帳人馬，這一次來犯的，則是其南牙賊眾。”

有人發問，自有知者不厭其煩的解釋。

“南牙跟王帳又有什么不同？不都是一路賊胡？”

“突厥王帳在安北大都護府控內，南牙則在單于大都護府治下。雍王殿下只是安北大都護，并非單于大都護。”

“那為什么不讓雍王殿下也領單于大都護？雍王殿下功勛卓著，有眼皆知，何必為這一事勞使兩員？陜西自有壯甲，朝廷又何必再擾人征募？”

相關議論聲充斥坊曲之間，而在這番喧嘩之外，朝廷內部也多有人事調整。政事堂中，宰相李懷遠出征之后，又有兩員遞補拜相，分別是兵部侍郎孫元亨以及早年遭逐的前宰相張錫。

御史中丞張柬之，則外授懷州刺史，輔助單于道行軍籌備河北錢糧。在這一系列的人事調動中，中書侍郎韋承慶之弟韋嗣立出為汝州刺史，專督淮南漕運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