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臺那場會議過去了大半個月后，時間很快來到了三月末，雍王典賣家財籌措的錢款，終于正式與朝廷使者們進行交割，作為去年秋賦的補償，合計為六十七萬緡有余。

這個數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評價。

如果單單只論這一筆財貨多少，那自然是一筆巨款，像是作為蜀商翹楚中的宋霸子，以百萬緡飛錢投獻行臺，幾乎都已經到了傾家蕩產的程度。長安城中商賈云集，真正能夠拿得出這樣一筆巨款的商戶寥寥無幾。

哪怕在國家財政中，這樣一筆錢同樣頗為可觀。像從永徽年間開始征收的戶稅，雖是戶分九等，但若折中計錢的話，每戶約在百二十錢之間。陜西道諸州，永徽年間舊有戶數約一百三十萬戶，戶稅尚且不足二十萬緡。

若從國家開支方面來算，天授年間內外在品職官約兩萬眾，合年競支祿米為一百七十萬斛。以斗米五十錢論，凡在品官員一年祿米所支折錢也不足九十萬緡。

但事實上斗米五十錢已經是極為高昂的價格，像在貞觀、永徽年間等連年大豐的情況下，關中米價甚至都很少超過斗米十錢。神都洛陽地處天中，漕運物流環境較之關中的長安還要優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樣的動蕩之時，斗米都無過五十錢，長期穩定在三十錢一下。

換言之，雍王入繳的這一批錢款，足支內外職官一年之祿且還綽綽有余。

但跟國家整體財政收支相比，區區六十多萬緡實在不值一提。在中唐兩稅法實施以前，大唐財政收入還是以租庸調為主，租收谷米，庸則力役，調則就是以各種紡織品為主。

盡管永徽以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已經遭到了極大程度的破壞，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種大稅、小稅并諸資課以彌補這方面的財政流失，所以總量上仍然沒有削減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載，天寶年間戶稅所收每年得錢兩百余萬緡，但在租庸調作為財政主體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收入所占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過二三十分之一。換言之，天寶年間大唐國家整體財政收入，即便是以戶稅二十分之一計也達到了四千萬緡之巨。

如果以這樣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去年朝廷在陜西道流失的賦稅額度應該在三到四百萬緡之間。但事實上，這個數字只大不小因為朝廷核算財政收支諸物折錢主要是以和市官買物價作為標準，而這一物價較之真正的市場物價通常要低兩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陜西道諸州財政還不僅僅只有租庸調像是隴右的牧監稅草、河曲的鹽稅，以及諸州物料土貢包括諸羈縻州府所進方物貢賦陜西道諸州每年能給朝廷帶來起碼一千萬緡以上的財政收入。

也正因為物貨數額如此龐大，李潼才要想盡辦法的將物貨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區區幾百萬緡，還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費周章的謀算。

長安城這些豪商們看似揮金如土闊綽至極但事實上怎么能跟整個國家的財政力量相比。哪怕僅僅只是錢財計數，彼此體量已經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會資源的占有，無論是朝廷，還是行臺都遠非這些民間資本能夠撼動的。

但朝廷財政收入雖然體量龐大，但物料品種也是復雜無比很難進行直接變現，當然也沒有大規模變現的必要。

畢竟如今民間的工商體系仍然遠不如朝廷一直到了安史之亂后、朝廷對于社會資源的掌控力度直線下降，才使得民間工商資本得以壯大起來直至五代兩宋更誕生出頗成規模的市民階級。

總之在行臺府庫空竭，度支計簿赤字成堆的情況下，雍王傾盡家私、湊出這樣一筆巨款，雖然跟所拖欠的總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顯示出雍王的誠意。

起碼以李千里為首的這一干朝廷使者們，也實在不好再發表什么意義。行臺的財政現狀，他們是知曉大概，以目下行臺與朝廷的關系，再加上雍王于關內所享有的崇高聲譽與權勢，哪怕耍賴到底、讓他們顆粒無收，他們也根本無計可施。

但雍王并沒有為難他們這些走使下僚，反而積極面對、主動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而在這一過程中，長安士民對雍王殿下的擁戴熱情，他們也都親眼見證，心知就算不接受這個結果，繼續糾纏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陜西道對朝廷的離心與矛盾。

“殿下捐盡家財，言則為償前過，但又何嘗不是為我等走使員眾庇護前程、免于追責波及？錢財雖是俗物，但恩義誠是感人，但使我等諸員能憑此事跡歸都登闕，必仗義直言，盼朝廷能夠正視陜西疾困，惠政施降！”

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領受這一批錢款籍冊后，滿臉激動之色，嘴里更是連連稱謝。其他有份隨從出席的朝廷使員們，表情言行也都大體類似，只是在這一份稍顯浮夸的感激之情下，心情之復雜也可略作窺見。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一旦歸都，朝廷也絕不會因為追討回幾十萬緡的資財就對他們加以褒揚。他們這一次西行催討，可以說是將朝廷與當今皇帝的體面丟得干干凈凈。

但他們也實在沒有什么理由去指責雍王殿下，雍王這一番操作，用心自然不可稱絕對的坦誠，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不得已做出的應對。

特別如今行臺府庫虛實已經無從隱瞞，接下來或許還要面對諸邊胡寇侵擾的問題，諸邊州可能還要面對戰亂不已的情況。甚至他們還沒有離京，便能感覺到行臺近日氛圍凝重，人馬調動頻繁，顯然已經在提防這一變數。

不同于李千里浮夸虛假的道謝，跟隨出場交接的裴守真則就沉默得多，他離席入前再拜雍王殿下當面并沉聲道：“拙才猥瑣，強諫致變。近日來多承殿下謬贊錯賞，實在受之有愧。歸都之后，唯述所感，無論能否說服朝堂諸公，復命之后，此身已無顏面再充朝位，唯是請辭慚隱。若西方果有兵戈之亂發乎于此，屆時跣足來投，若得不棄，帳前卒使，義不容辭！”

聽到裴守真這么說，李潼心里自然頗感高興，并對在場眾人說道：“行臺所在，既非化外之邦，皇命之下，無論東西，凡有志之士欲以才力為進，無不倒履歡迎！”

雍王殿下如此禮賢下士，在朝一干朝廷使員們心中也多多少少生出此類想法，只是并不敢像裴守真表現的那么外露。

畢竟他們可沒有裴守真那么強硬的家世出身，此行出使西京生出如此波折，歸都之后已經是處境堪憂，若再在行臺這里主動迎合雍王殿下的招攬，只怕此行東歸將成死路一條。所以就算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按捺不發，歸都之后觀勢一番，如果真的風頭不妙，再趕緊卷鋪蓋西逃。

足足六十七萬緡的巨資，李潼自然不能用幾張飛錢匯票打發了。

且不說眼下飛錢業務還沒有發展到神都洛陽，單單最近這段時間里在長安城鬧出這么大的陣仗，也不能讓這群朝廷使者們走的悄無聲息。就得大作鋪張一番，給長安民眾們一個交代，讓人們看一看，當今皇帝是多么的刻薄無情，將雍王家私榨取的干干凈凈。

所以這六十七萬緡的錢款，幾乎都被換成了體積龐大且分外惹眼的絹繒絲麻等物料。

即便以一匹絹三百錢計，那就是足足兩百多萬匹絹，再加上雜充其他價格相對更加低廉的物料，行臺籍簿交割后，又在皇城朱雀門內點驗了足足兩三天的時間，最終千數駕托滿物料的大車才從朱雀門緩緩駛出，沿金光門橫街向東駛出春明門，離開長安城。

這一天，雍王殿下親自率領行臺僚屬們在朱雀門前相送。而長安城中也有眾多士民聚集在橫街兩側，雖然不能近睹朱雀門前雍王殿下神采如何，但遠遠也能見到雍王殿下只著一系簡單的素色圓領袍，自給人一種淡淡得蕭索感。

再見到那長長的幾乎看不到頭的車駕隊伍，長安民眾不免群情激動，若非行臺派遣足夠甲兵護從，嘩噪民情幾乎要阻攔車隊出城。橫街左右沿途唾棄連連，更有民眾忍不住憤慨咆哮：“神都士民喜著新袍，勿忘名王寒立長安！關西父老，與王同袍，哪懼人間險惡逼害！”

聽到橫街兩側民眾們的唾棄怒罵聲，一干負責押運物料離京的朝廷使者們一個個也都是羞慚不已，以至于汗流浹背，其中有幾個本籍長安的朝士更是掩面而行，羞見父老。

也幸在行臺提前準備充分，布置甲兵分巡坊曲各處，群情雖然因此激亢無比，但總算沒有發生什么大的騷亂。

裴守真負責押尾后隊，行出春明門后，勒馬回望長安，神情不無復雜：“朝廷恩德，自此絕于西京，唐家故澤，歸于雍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