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療救，就只能靠我，只能靠你們，一起努力。我不管是儒學的道統也好，還是凈土宗的彌勒，或禪宗的明燈都好，我只希望火種能一代代被賢能傳承下去，打破韓退之你所說的大小循環，不用等待什么大惡和大賢大圣，而是人人都能為圣賢，為的不是爭這個世，而是為了救這個世，讓它能前進，向著光明前進。”這時高岳才轉過身來，背對著滾滾東逝的長江，對兩位沉思著的人說到。
“這，該如何救？”
“本道想真正增殖百姓的財富，此其一。
本道希望國家和百姓間，除去元額和常賦外，有更多的取予的途徑，此其二。
本道希望普天之下，在錢的方面，能定于一，將來錢和國能完全對等起來（天朝幾千年都不曾有過的主權貨幣），然后人們可以憑借‘國錢’，自由地互相轉通貨殖，并且能用這國錢，將九州之外的土地緊密地結合在華夏的羽翼之下，此其三。
本道想讓官吏和百姓，不要光顧著看德，也要看到利，興元的織機意義便在于此，在道德規范下的逐利并不可恥，此其四。”
韓愈著實有些被嚇到，他的眼前好像出現了一副生動的畫面，他理想的“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即男耕女織、封閉自然的鄉村，在高岳的這番話語下徹底坍塌了：村落原本淳樸的百姓，看到雪般的白金（銀子），提著黃亮亮的銅錢，明白這帶著魔力的金屬能換來一切東西，都發了瘋似的，他們扔下了農具，拋下農田和桑樹，背井離鄉，無拘無束地穿梭在山路或水鄉間，哪里能得到銀錢，就前去那里，‘家門’解體了，‘鄉黨’崩潰了，無論是商賈還是農人，還是工匠，在外或家里都帶著秤盤或算珠，錙銖必較，測量著錢幣的重度厚度，國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賢們的訓誡，而是白色的銀，或者金、銅——這種情景，比韓愈先前設想的“興元革命”景象還要刺激，還要讓人驚駭。
此刻韓愈抱起腦袋，對高岳說：“如此來，一鄉之間一村之內，東戶無錢則貧，西戶有錢則貴，上下競相構利，無不逐金銀，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
可柳宗元卻似乎懂了些，“興元織機相傳一日之功，可抵五人，乃至十人。那也即是說，而是于津要處設集鎮監司，如有五十張織機，即相當二百五十人之功，然則一人一機足矣，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來，省功的話，棉布或絲帛之價必然會降低，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
“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韓愈憤然糾正說，他認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
高岳說：“退之只見其一，不見其他。既然發明機巧，可以讓酬直下落，那么商賈坊主很快就會趨之若鶩，以求減省本錢。至于冗余下來的人功，便能用于其他方向，比如可燒瓷，可搬輸，可做其他任何事，既然財富都是人所創造的，如是財富才能真正得到擴張增殖，財富愈多，商戶、廓坊戶愈多，朝廷、官府可以抽取的稅錢就越多，且不用增加元額，也無需在國家有事（比如戰爭）時過分橫征暴斂，因為這兩種人戶交納的兩稅，全是現錢。”
“既然稅錢多了，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錢來轉通。這也就是衛國公所言的，不但要鑄更多的錢來，且光是銅錢，也不甚得力了。”柳宗元很敏銳地舉一反三，“那樣金銀就必須得加入進來。”
高岳頷首，“農人、匠人數日勞作所得，非常寡微，以銅錢結算就可以。然想要商貿擴大，征賦便利，非金銀不可。”接著他說到：“比如白金，往日都鑄成鋌、錠，全無體統，本道準備雇傭波斯大食的工匠，能將白金鑄造成錢，定于一，為國幣（韓愈驚恐地想，憑什么你鑄造的就是國幣）。”
在天朝的語境內，錢專指銅錢，因為天朝幾乎從來不曾把金和銀鑄造為錢幣。故而在后來和西方的貿易里，與西方鑄造精美、成色穩定的金銀幣一比較起來，天朝的銀因無固定款式、成色混亂粗糙，便吃了極大的虧（比如清政府歷次賠款，條約里寫的是多少兩白銀，可最終列強不認可清政府的銀，所以還得折換成如墨西哥銀元賠付，在此過程里又被宰了一刀。）
此刻韓愈產生了新的疑問，“只知江南西道信州等數地有白金出產，西北又有隴西秦州有產，最近又聽聞衛國公在軍衙里說過，福建五州也產白金。故而衛國公若只在淮南一地行白金為錢幣，應當足夠，可要推廣其為國幣，我恐山川所產，不足以轉通天下所需。”
這時高岳很平淡地告訴韓愈和柳宗元：“退之說得沒錯，隴西、安西、江西和福建諸地所產白金，是完全不夠的（天朝自古以來就極度缺乏貴重金屬），但還有個途徑能得到白金——南詔、婆羅洲，還有海東的日本，都有這種東西，只要我們把它們給引入進來，不但可供本國轉通，還可牢牢控制住這些國度，若它們不馴服，便使用武力去爭奪。”
韓愈大驚失色，衛國公的意思是？可能要為了白金，對這些國家施行商貿，甚至，甚至是戰爭......
驅趕軍隊發起戰爭，只是為了得到白金，附帶著還會掠奪人力，這，這，這完全不符合歷朝歷代的道統！
對此柳宗元也從來沒有想到過，他那時在過堂拜謁高岳時，曾大談討伐和侵攻間的區別，可沒想到馬上我唐也要開始為了金銀，去侵攻別的國度了嗎？
韓愈在《興元革命論》里，曾經預想的情況，怕是不久后就要成真了！
一個甲子六十年，所謂的歷史循環，這是韓愈自己能力所能預料到的極限，然而高岳，他面前的衛國公，根本沒有被六十年這個數字所拘束。
就在這時，恰好一陣號子聲響起，高岳指向廣陵其下的江面，韓愈和柳宗元上前來觀，他們才了解到高岳的行為，是絕不會只停留在口頭上的：
兩艘各有八千斛的新大海船，船帆揚起，若大鵬鳥的垂天之云，正怒而從風，劈波斬浪地向著更東面的海洋而去。其旁側還跟著不少小一圈的異國海船，起起伏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