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官

2.高逸崧定律

“子厚,你這次特意先到揚州來向我辭行,應該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吧?”高岳先問了柳宗元此行的目的。

柳宗元起身作揖,然后承認說確實有所困惑。

“是在光州打畫經界后,確定了新的稅法元額,我指示刺史,趁機將人戶稅錢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是也不是。”

“是也,原先衛公您曾說過,不愿給淮南百姓增稅,可而今......”

“出爾反爾,對不對?”高岳笑著說出柳心中的想法。

韓愈和柳宗元肅然,都不敢開玩笑接高岳的話語。

此刻高岳說到:“本朝自推行楊炎的兩稅法以來,特別注意‘元額’這個字眼,你們應該都懂,所謂的‘元額’便是設定好的稅錢總額,各道各州各縣,只要按照分攤到自己的元額,將稅錢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另外,兩稅的元額坦白說絕對不算高,拿我江淮來說,每戶人家先前均攤的稅錢是一年八貫錢,現在增配了元額,漲到了十貫五百文,而斛斗米呢?平均下來每畝是稻米五升,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最后便是加征的戶部青苗錢,每畝均攤約十八文錢。且詔書明確規定,州縣每年所征稅錢斛斗,一切依元額為準,不得隨年簡責。單純的這樣看,是不是只要一戶百姓,能耕作三十畝地,生活便能非常殷實,飽飯之余,還能有錢買服食茶酒,能養得起妻子老人,但事實是這樣嗎?”

說到這里,韓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來。

實際情況是,朝廷每年兩稅元額并沒有變化,可百姓的生活卻并無改善,且有的州縣,逃亡和攤逃的風氣愈演愈烈,這情況是韓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

高岳想對他倆說,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也就是每次當封建朝廷統一了稅法,百姓在最初段時間得以減輕點負擔后,很快就會陷入“官府無加斂之名,百姓卻有加斂之實”的怪圈——不過高岳是不會說的,因為他倆根本不認得黃宗羲。

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可讓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額,解決攤逃的風氣。”韓愈建議。

對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態度,因為他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高岳笑起來,搖搖頭,然后望著長江的遠處,那里是水天一線,便指著那條模糊而綿長的線,對兩位說:“所謂的元額,就好像是這道線,起起伏伏,但它始終遵循一個規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這條線,當然爭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這條線,當然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線是自己應該承受的上限。這道線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線,即官府口中的‘元額’,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賦’。楊炎當初推行兩稅法,也就是將百姓原本承受的雜稅,和常賦混配起來,并稅改制,并承諾此后永不加額。但可笑的是,沒幾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就奏請,兩稅錢每貫加額二百文,以后絕對會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會以雜稅形式來盤剝。每次并稅改制,沒多久便會催生處新一輪雜稅高潮,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稅,周而復始,稅負累進,有加無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最后不是枯水干涸,便是濁浪排空。”

實則高岳在這里,批判矛頭所指向的不單單是楊炎的兩稅法,也是韓柳所不知道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或雍正的攤丁入畝。

目光短淺的人,總認為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義,有多么成功。然而實際上,這些改革的本質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企圖用簡化的程序,將復雜的稅,并入國家財政的正額里征收,簡化的手段——楊炎是靠銅錢,而張居正是靠白銀(1)。

“然則國家一旦定下元額,便喪卻了伸縮的彈性。朝廷只能征這么多錢,因為隨便加征就喪失了信用。既然元額是固定的,那么所養的官吏數量也就是固定的,可百姓的戶口卻在不斷變化,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轉,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變的元額,養著數量不變的官吏,去管理不斷變化的戶口和田產,根本就是力不從心,如果真的如你們所言,每三年就得重新定兩稅、經界田產,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地方財政支用,來擴大官吏隊伍,不然何人替你做此麻煩事?地方財政想要達到此目的,就得在元額常賦外,通過增加雜稅來行此事。最后就是個真的循環——元額不變便無法擴充官吏去有效征稅,而不加征雜稅就無法擴充官吏隊伍,加征雜稅必然使得百姓人戶逃亡成風,州縣就只能攤逃,即把稅轉嫁到未逃的人戶頭上,最后無奈,通過并稅方式增加元額,但官府卻因此信用喪盡,國計分崩離析,內亂叢生,外寇侵攻,生靈涂炭——韓退之先前所說的大惡,可能就會在這時產生,就算有新的大賢產生,靠著自己的能力和勤勉,維系開國三十年的好局面,很快還是會陷于我方才所說的那個循環里,周而復始,周而復始......是百姓的貧困,周而復始,是百姓的苦難,周而復始!就像是佛家所言的,此真乃,無間地獄也。”

即便韓愈是個志在辟佛排老的,聽到高岳所描繪出的“無間地獄”圖景,也悚然感到背脊一道森森的涼氣不斷往上升,加上先前流的熱汗,幾乎讓發髻都冒出煙來,他和柳宗元都懂了高岳所言,但正是因為懂了,才感到無邊的絕望。

在循環的“元額稅收國度”里,“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真的不是措大故作高深的酸語,儒家最終解決貧苦的途徑,只能落實到所謂的節欲上了。另外,國家因為元額稅收的僵化,也不可能拿出多余的財力來投入到建設中,只能采取先官先軍政策,漕運、水利、道路日益頹敗,百姓恒久地處在慢性赤貧化的痛苦里,最后該腐化的腐化,該墮落的墮落,該毀滅的毀滅......

“先賢想過療救的辦法,孔孟的經義,便在于敬天愛人,節用有度,這真的是門‘貧窮的道德’。”高岳語出譏諷,讓韓愈難堪極了,可他竟然無法反駁。

他和柳,更迫切想知道,高岳有沒有解救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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