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稍微解釋了一下他的過往經歷，還有魏帝國建立前后的血腥政變。
當然，是按照郭鵬的劇本美化之后的。
任永知道的也不全，都是郭鵬美化之后的記載，至于真正的情況，知道的人不會說，不知道的人就永遠也不知道了。
“原來如此。”
任永緩緩點頭，姑且算是了解了一下司馬家族跌宕起伏的命運歷程。
但是很快他又感覺有點不對勁的地方。
“等等，司馬都護，照理來說，屬吏對于舉主所做出的決定，當然是要遵從的，不過唯有造反一途，就算是屬吏、故吏也可以不用追隨。
荀彧等人密謀弒君，那可是不赦之罪，是造反，這樣可怕的事情，令兄沒有參與，難道不是正確的做法嗎？怎么會失去前途呢？”
任永的疑問，恰好是司馬懿察覺到的這個看似天衣無縫的說法里唯一的漏洞。
這是郭鵬自己也沒有辦法彌補的漏洞。
因為這是當時的人心所推動的結果，不是個人所能彌補的。
司馬朗的去職，是當時了解內情、同情荀彧的人們不敢對郭鵬提出質疑，轉而遷怒的結果。
司馬朗病愈之后，還是出任了職位的，繼續擔任職位，郭鵬似乎打算重用他，但是司馬朗被人們認為沒有氣節，是個厚顏無恥的人，茍且求生，沒有資格繼續做官。
他們排擠他。
荀彧和臧洪等人被殺是無奈的事實，但他們努力維護漢朝法統地位、努力維護漢朝正統的行為還是得到了相當一部分官員在心底里的贊同。
郭子鳳之心，路人皆知，當時的人們該了解的都了解了，但是他們懾于郭鵬血腥的屠刀和殘暴的武力而不敢言語，不敢反抗郭鵬。
怕死。
但是心里又實在是不服。
沒辦法，他們不敢對郭鵬下手，只好用冷暴力對著荀彧身邊的背叛者司馬朗出手。
他們覺得司馬朗身為荀彧的屬吏，沒有和荀彧共同進退，眼睜睜看著荀彧赴難，自己卻好端端的活著，實在是無恥到了極點。
這群心底里同情荀彧的人不敢明著違抗郭鵬，就用冷暴力終結了司馬朗的仕途發泄了他們心中的憤懣和不滿。
所以本質上司馬朗的去職，是當時廣義上的反對派對郭鵬即將篡權奪位的最后一次集體反抗是他們對漢帝國的最后一次效忠。
盡管這種反抗非常微弱傷不到郭鵬一根汗毛，但也是反抗。
郭鵬對這種反抗是沒辦法的。
為了一個司馬朗激起是人們的集體反對從而徹底撕破臉皮，那是沒有必要的當時可沒有科舉官僚讓他用他必須要依靠士人官僚治理國家。
于是他只能放棄司馬朗，讓司馬朗做了替罪羊。
那次微不足道的反抗帶來了郭鵬所編織的彌天大謊里唯一僅存的邏輯漏洞。
只要對前漢察舉和征辟制度做一番了解，就會發現，如果按照郭鵬編劇的官方說法司馬朗這個特殊的存在應該是得到升職的機會并且前途光明的。
因為他沒有跟從于陰謀弒帝的邪惡集團理當升職加薪，怎么還失去政治前途了？
他當然會失去政治前途，因為這是一個謊言，一個無法自洽的謊言，是郭鵬為了掩蓋自己的篡權野心而編織的謊言。
所以郭鵬當然很不高興。
他發現還有人敢于反抗他哪怕這種反抗微不足道。
加上他自己的理想，他必須要在稱帝之后利用皇帝的皇權把反對自己的人趕盡殺絕。
于是他稱帝之后的十三年間發起數次政治風暴，奪取權力殺戮官員，迫害士族破家滅門因此而死士人及其家眷不下五萬。
他幾乎把前漢遺留下來的政治勢力趕盡殺絕經典豪門悉數被廢，連察舉制度都被他廢除，改為科舉，把統治階級來了一次大換血。
他讓那些曾經明確反對他的和在心底里反對他的人都死了。
這些人還能活到現在的，估計也不敢繼續反對郭鵬了。
早就嚇破膽了。
因此，司馬懿的心中也一直有點擔心，擔心郭鵬會因為這個無法圓回來的矛盾點而對司馬家做點什么。
如果他打算做點什么的話，司馬家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但幸運的是，直到他退位，司馬氏都好端端的活著，還出了兩個兩千石高官。
三年前，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壽終正寢，曹操還親自前往吊唁，追思當年的往事。
于是，司馬氏算是在魏帝國站穩了腳跟，沒有隨著漢帝國一起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到底是郭鵬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還是察覺到了，但是出于某種考量沒有對司馬氏下手？
比如欣賞他之類的……
司馬懿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必須要為郭鵬的行為打圓場。
這是他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必須要做的事情。
他略微思考了一下，決定另辟蹊徑，不從這件事情本身的邏輯去解釋這件事情。
“當時，荀彧等人雖然被誅殺，但是潁川豪門的勢力還在，我兄長沒有為荀彧等人的叛逆之舉殉葬，潁川的士人表面不敢和太上皇作對，但是暗地里十分不滿，于是暗中對我兄長下手，導致我兄長回家賦閑。”
司馬懿輕車熟路的把鍋甩給了一群死人。
死人永遠都不會開口說話，也不會對潑在身上的臟水做任何反應。
任永立刻理解了司馬朗當時的“處境”，對他深表同情。
“原來如此，那些人居然囂張到了這個地步……也是，科舉尚未舉辦之時，這些士人的確是占據了全部的高級官職，根本沒有我們這些出身寒微的人的位置。
出身寒微之人，別說做官了，讀書識字都不可能，一輩子在地里刨食吃，暗無天日，何等凄慘！現在想想都覺得心中凄涼！
而且，別說過去了，就是現在，現在科舉推行數年之久，選拔官員數千，高級官員之中不也還都是那些靠著察舉上位的？可見他們的勢力之深厚，若不是太上皇雄才大略掃清這些余孽，還不知道現在是個什么樣子。”
任永滿滿的都是感嘆。
司馬懿覺得稍微有點尷尬。
他也是察舉出身，并未走科舉之路，他也是個出身察舉的舊官員，沒有拿到新時代的入場券。
想起這個，他就想起了他的朋友諸葛亮。
這家伙運氣實在太好，當時參加了一個什么論才大典，明明和科舉考試不是一回事兒，結果卻莫名其妙的被認定為和科舉考試是一個屬性。
于是諸葛亮的狀元身份被承認，成為史上第一個科舉出身的狀元，當時大出風頭。
這去哪里說理去？
結果比他還要早入仕的諸葛亮成了科舉官員們的領頭羊，身上被自動打上了科舉先驅的印記，以一個舊官員的身份拿到了新官員身份的入場券，要不要那么好運？
在科舉制度繁盛的如今，非科舉出身的官員被科舉出身的官員們稱為舊官員，寓意為不符合歷史需要的被淘汰者。
而他們自己則是擁有無限未來和可能的新官員。
的確，這也是客觀現實，察舉被終結，五經十四家法和征辟制度也成為歷史，現在姑且還遺留有一些察舉制度之下的官員們，但是未來，必然是屬于科舉官員們的。
他們說新舊交替也的確就是現實。
就算不出現任何政治事件，數十年之后，最后一個察舉官員死掉之后，也就不會再有察舉官員的存在了。
但是這種現實往往讓非科舉出身的官員很不高興，覺得自己被人為的蔑視了。
而且這群非科舉出身的官員里不僅僅是察舉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們，還有察舉時代那些被壓制的喘不過氣的鄉村基層小官小吏和縣中小吏。
他們都是黎庶出身，差距輪不到他們，而且也不是科舉考試的既得利益者，更像是一群過度產物。
既不屬于察舉團體，也不屬于科舉團體。
察舉團體嫌棄他們出身低微，科舉團體嫌棄他們沒有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沒文化沒知識。
但是偏偏這群人，就是當初魏帝國中央政府的中流砥柱，就是當初在洛陽之亂中被郭鵬調入洛陽接替士人們兩千余黎庶官員。
他們成長到如今，基本上是魏帝國中央政府里的中流砥柱，在地方政府里也往往擔任辦事吏員的身份。
結果卻被作為老人的察舉官僚和作為新人的科舉官僚一起嫌棄。
這種官員群體內部得身份認知差別，實際上也帶來了中央政府里的派系爭斗。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察舉官僚們雖然地位很高，掌握大權，但是時日無多。
作為舊時代代表的太上皇郭鵬已經退位，象征著舊時代即將過去了，新皇帝郭瑾接受的是學校教育，在科舉官僚們看來也是新時代的象征。
所以這些人地位高權力大，但是后繼無人，終將成為一段歷史。
作為過渡和妥協的產物，察舉時代的黎庶官員們其實也后繼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