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每一次賑災都是官吏們大發其財的時候，所以南宋官僚們其實非常熱心于“賑災”。

當然，他們這種做法往往會讓災民更加凄慘，死的人更多。

但是，他們不在乎，他們只要賺的更多就可以。

死就死唄，反正農民賊能生，還講究一個多子多福，死了一個再生兩個，永遠不要擔心沒有人口可以繼續剝削、壓榨。

這本來是南宋的“自古以來”，可萬一明國介入進來，按照他們的辦事方法把那些災民全給救了，那些災民還不要感動死？

到時候只要那些明國官員大張旗鼓的說這是大明皇帝給你們的救濟糧，那南宋花的錢變成了明國花的錢，南宋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

陸游都能想象那個畫面。

南宋官僚絕對會奮力拖后腿，絕對會奮力破壞大好局面。

到最后絕對要鬧出國際爭端，引得友邦驚詫，然后明國大軍再次兵臨長江，難受的還是南宋的官僚們。

對那群不見棺材不落淚之輩，陸游也算是有一點點最基礎的了解的，就算知道明國會做出什么反應，該撈錢的時候還是不會手軟，反正皇帝在前面頂著。

等皇帝沒了，鋼刀橫在他們的脖子上的人，他們還是會心存幻想，感覺自己能活下來，繼續享受。

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陸游尚且如此理解自己的同僚們，陳康伯更不用說。

他立刻明白蘇詠霖提出的條件是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

別說趙昚會不會答應,

就算趙昚答應了，滿朝文武也要死命抵制,

絕不接受。

陳康伯自己也不會認同。

但是陳康伯非常糾結。

因為他判斷明國是否會在近期內南下的依據就是蘇詠霖是否松口緩收歲幣。

現在蘇詠霖松口了,

卻加上了非常苛刻的條件,

以至于他不知道該怎么判斷明國的南下時限。

思來想去，陳康伯覺得但凡蘇詠霖松口了,

雖然提出條件，但是就算是萬分之一的可能南宋會答應，這筆歲幣收入也是會削減的,

他也一定是愿意接受這件事情的。

他主動提出，南宋答應，之后他又反悔，這種事情不像是明國能做出來的事情，看蘇詠霖設置了那么苛刻的條件,

顯然也不像是兒戲,

反而像是一場非常正式的商談。

所以,

陳康伯有理由相信蘇詠霖并不是在開玩笑,

他是認真的，認真地在考慮這件事情，并且認真的認同這件事情。

陳康伯心中有底，當即決定虛與委蛇,

等回到南宋之后在把這件事情用國書的方式推掉,

就當從未發生過。

豈不美哉？

一念至此，陳康伯知道自己該怎么做了。

“陛下所言,

牽扯甚廣,

超出外臣的最大決定權限,

所以外臣不能給陛下肯定的答復，唯有回到臨安之后請示吾國皇帝才能給陛下最后的答復,

還請陛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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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詠霖點頭。

“此事牽扯很大，的確不是你所能決斷,

朕可以理解，待你回去和南朝皇帝商量之后再做決斷吧,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事情要說的嗎？”

陳康伯已經基本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答案,

所以不想說更多來撩撥蘇詠霖的情緒，以免刺激到蘇詠霖和明國文官武將。

“陛下天恩浩蕩，吾國已經深深感受到了,

不敢再有其他奢望，惟愿大明上國繁榮昌盛。”

他恢復了低姿態,

縮成鴕鳥，口出喜慶之言，不再橫生枝節。

對此，蘇詠霖也沒說什么，便點頭，宣布賜宴招待南宋使節——雖然他們做了一些無禮的事情，說了一些無禮的話，但是作為上國，終究要有氣度。

雖然他想著不久之后就能南下滅了他們，一統漢地，但是現在來說，還是要給他們些許的待遇，好讓他們不要那么著急。

但是不管他們怎么做，不管他們怎么對南宋修修補補，最多也不過是李鴻章的地步而已，一生風雨裱糊匠。

此時此刻，蘇詠霖看著陳康伯就有種李鴻章的既視感。

就是不知道他是削弱版的李鴻章還是加強版的李鴻章，也不知道他對南宋的修補能到什么程度，本身又能頂住南宋保守派官僚們多長時間的攻擊。

南宋使節團的拜會到這里差不多也就結束了，接下來就是出于禮貌性質的讓他們多休息幾天，多游玩幾天，然后哪里來回哪里去，麻溜的快點，別讓我們這里破費。

蘇詠霖也有好多事情要做，不僅要治國理政，要處理軍務國務，還要抽出時間寫文章，引領社會變革，打破封建倫理。

他不僅要把政權從封建官僚手里奪下來，也要從文化方面全面動手，將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文化改造為為所有人服務的人民文化。

所以他不僅推動趙惜蕊發揮自己的文才，寫出很多優秀的文章，也靠著稿費激勵和內部表彰激勵使得復興會會員中長于文學創作的人進行一系列人民文學的創作。

當然，他也會自己動手。

除了《洪武政論》之外，他也會寫一些有故事情節的白話文來引領潮流，以皇帝身份親自下場引導文學潮流。

比如他現在正在準備的就是他結合時代特征改編的《儒林外史》。

原版的《儒林外史》寫在滿清時期，背景則放在朱明王朝，而蘇詠霖若要嘲諷儒生們，當然要把背景放在宋。

這本書被稱為中國諷刺文學的高峰，但是在蘇詠霖看來，這本書諷刺有余，進取不足。

它著重于對社會弊病的揭露和嘲諷，對人品低劣者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解決的方法并不是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人品高尚的士大夫引領道德潮流，對社會進行改造。

這本書諷刺社會弊病和人品低劣者，同時又熱情歌頌品德高尚的士大夫，既是諷刺的高峰，也是時人清官心理的高峰。

諷刺歸諷刺，不滿歸不滿，終究沒有對科舉制度進行徹底的否定，所以蘇詠霖決定對其進行更改。

一方面把主旨從改良變為革命，一方面又決定改編原書那種沒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的模式，確定明確的主人公。

他把歷史背景放在科舉制度基本成型的北宋中后期，描寫主人公從科舉制度的擁躉到大徹大悟，走上破而后立道路的過程。

說是儒林外史，但也不能算是儒林外史，亦或者說二者都是儒林外史，只不過一個圈在圈圈里繞不出來，一個毅然決定打破這個規矩，走出一條全新的道路，徹底結束這無法改變的輪回。

原版的諷刺是很有意義的。

一個人一旦中舉之后，哪怕原先只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老儒生，也會立刻變為封建社會的新貴，大批八竿子打不著的人趕快上來拉關系攀親戚，什么事情都能做。

不過宋朝的舉人沒有明朝的舉人那么值錢。

宋朝因為廣泛拉攏讀書人和科舉擴招的緣故，真正值錢的只有進士，舉人只是一個身份，且沒有做官的資格。

而且科舉完全是有錢人的游戲，想要供奉一個讀書人脫產讀書，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非常艱難的，基本上進士都是出身于殷富之家，極少數如范仲淹一般的貧寒者也不是純粹的貧民。

天天吃粥配咸菜也算有的吃，吃粥需要米糧，咸菜需要鹽，別的不說，就宋朝鹽價的程度，能天天吃粥配咸菜，就不算是窮人了，得算是當時的中產。

科舉，那里是真正的貧民能玩得起的游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