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這一改革對于蘇詠霖的老部下來說沒什么，不疼不癢。

因為他們本就從光復軍草創時期人力不夠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的時期走過來的。

一個個的對九九六零零七等工作模式非常習慣，個個都是肝帝。

比如田珪子，一人管著復興會的大部分事務，還要兼著總務局的職位，三更眠五更起那是常態，從來也沒有叫過一聲苦。

還有林景春，受蘇詠霖的安排，全權負責光復軍的財政大事，很多次把光復軍緊張的財政舒緩過來，這其中付出的辛勤勞動是不可估量的。

至于其他軍官們為了訓練合格的士兵而付出血汗工廠一般的勞動量，實在也不是什么特別的事情。

但是這種工作安排對舊官僚士紳的沖擊還是挺大的。

金宋兩國對待官員的待遇還是比較優厚的，而這一優厚待遇就集中體現在這個冗官的實際存在上。

明明一個人就能做的事情，偏偏要安排四五個人來做。

一個人辦事，四個人吃白飯，看起來非常浪費錢，但是有利于王朝統治。

因為這四個吃白飯的很有可能就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這種制度可以對政治斗爭的失敗者起到一個很好的托底作用，讓他們就算斗爭失敗也不會有生活、性命之憂。

這也是趙匡胤起頭的善待士大夫作風的延續。

正是這樣的制度籠絡人心的效果極好，所以盡管南北兩宋對百姓的剝削和壓迫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卻依然沒有影響到趙宋皇室的統治，他們真正的危機從來都是來自外部。

蘇詠霖現在就是要對這一政策叫停，停止優待士大夫的做法，把這種作風砍掉。

這是一種信號，一種蘇詠霖將會從嚴治國、嚴肅政績考察的信號，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過去那種躺著吃白飯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對此，除了蘇詠霖的元從系基本盤是過慣了苦日子，對此沒什么看法，燕云系、山東系和外族系三個主要政治派系的領頭羊們都感到心有戚戚，覺得未來的日子不好過。

蘇詠霖定下的新朝的官員和政治制度顯然是以權責分明、政績至上為原則的，他多次強調權責和官員政績的重要性。

而且對于這個百廢待興的中原大地來說，要做的事情顯然非常非常多。

別的不說，戰后的經濟恢復，黃河的整治，遼東的開發，還有周圍三個并存政權的應對問題。

這些官僚們甚至可以想象到未來他們地獄一般的工作生涯了。

至此，蘇詠霖理清了中央和地方的基本官制和權力規劃，包括增加和取消的內容都已經明明白白的確定了。

眾總務局的臣屬也對未來國家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

軍事就不說了，和他們不沾邊，他們根本無法伸手進去，

中央主要的權力部門是尚書省，尚書省的長官按照舊習俗，位同宰相，但是新朝的尚書省只掌握行政權，司法立法之權被法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掌握，且三個部門完全獨立，不受行政部門牽扯。

且包括中央在內，連地方上的司法之權都要被從行政長官手里剝奪，獨立出來，成為對行政權力的重要鉗制力量。

與此同時，前朝所擁有的優待官員的新舊制度被一刀切，全部取消，蘇詠霖不設閑散職位，大量閑散官職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數量空前龐大的法律人員。

還有一點，很重要。

吏部被單獨摘了出來，規定直屬皇帝，直接向皇帝負責，不向尚書省負責。

簡而言之，尚書省沒有人事權，人事權被剝離，由皇帝親自掌握。

和閑散官職被一刀切一樣，這也不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加入光復軍內部的舊官僚和舊士紳們都覺得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雖然在總務局里面差不多就是如此，人事權都是蘇詠霖自己掌握，但是堂而皇之寫進新國家正式制度里面，還是出乎了他的預料。

這就代表著未來吏部都是皇帝直接掌控，正大光明，不需要什么暗箱操作。

相反，如果有人想要取代皇帝掌握這個權力，反倒需要暗箱操作，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很多人原本以為蘇詠霖不會那么大手大腳的攬權，至少會做個樣子，表達一下自己的態度。

但是現在看來，并非如此，蘇詠霖的態度就是攬權辦事。

傳統意義上，人事權歸屬吏部，吏部屬于最高行政機構控制，不直屬皇帝，比如唐明皇甚至說過他只管軍國大事，郎官任免等小事不需要通知他，他不在乎。

可是在蘇詠霖看來，人事權都不在乎，他還能在乎什么？

小官吏的任免看上去微不足道，可他們卻是最底層辦事的人，他們出了小問題，王朝就要出大問題，他們爛了一小片，王朝就要爛一大片。

從這個安排之中，很多人看出了蘇詠霖的權欲很強，做了皇帝也肯定是典型的強勢皇帝，乾綱獨斷，不容商量，在他麾下，臣子們的日子不會好過到哪里去。

但是，他們不能反抗。

蘇詠霖的權力并非來自于他們的支持，而是來自于他的軍事威望和他掌握的軍隊，來源于他自己的軍事才能。

是他一個人帶著光復軍掃平了中原，是他覆滅了金國，奪取了金國的國土和人口，并且取而代之，并沒有什么其他的勢力幫助他。

光復軍是中原大地上無人能敵的可怕的軍事力量，而作為這份軍事力量的主導者，蘇詠霖擁有設計與分配國家制度的權力。

他人可以參與進去，但是不能代替他做決定。

這就是強勢的開國皇帝所代表的意義嗎？

這種面對皇帝威勢無能為力的虛弱感，這種莫名心虛的感覺，對于官僚們來說，真的很不好受。

在這樣一個皇帝的麾下做官辦事，注定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情。

只是在金宋兩國過慣了輕松愉快的好日子的官僚們到底能不能承受新朝雅政之重呢？

這沒人知道。

但是對于這些各派系的主要領頭人物們來說，只要可以保證整個局面的可控，以及蘇詠霖愿意建國稱帝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暫時就夠了。

蘇詠霖稱帝建立新王朝，保證他們的利益，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在此之上，一些其他權益的爭取都可以放在后面在去做討論，主要的是把這個最核心的需求給滿足了。

于是這套建國方略基本上沒有遇到什么像樣的反對意見，就算有，也被他們內部解決掉了。

按照蘇詠霖的想法其實也是如此。

這些人為了盡快推動他的建國稱帝，是可以做出一些妥協和讓步的，包括他在權力上的巧取豪奪，只要他愿意當皇帝，那么其他的問題都可以談論。

無非一個皇帝權力大，一個皇帝權力不大而已，而且說到底，皇帝還能離開他們一個人治理國家不成？

既然他們都那么像樣那么懂事了，蘇詠霖當然也不會吝嗇職位和權力不給他們。

皇權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的分配與制衡，皇帝一個人辦不到所有的事情，需要和臣子們通力協作才能治理一個國家，分配權力給他們也是必然的選項。

當然，權力給他們，他們會如何運用，是否奉公守法，那就全看個人和皇帝的操作能力了。

蘇詠霖也是第一次做皇帝，對于很多事情都不算是很有把握，只能憑著自己的直覺，把不同的政治派系安排到不同的職位上，讓他們互相牽制，互相制衡了。

但是制衡的同時也不能太過于注重制衡而忘記了效率的重要性，設置政府是為了辦事，不是為了內斗，如果內斗的損耗大于辦事的效率，這套制度就可以算作是失敗的。

就好比宋政府設計的這一套空前繁瑣的制度。

所以確定了基本制度之后，蘇詠霖就開始分配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