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

年前為籌西北賞功銀，大順監國陸文宗命西北數省各自籌銀。

諭令頒下后，陜西巡撫張國柱、甘肅巡撫汪兆齡、寧夏巡撫趙忠義、青海巡撫辛思忠便竭力籌措此賞功銀，然西北地方貧瘠，百姓無有積蓄，行營又嚴禁攤派百姓，不得已四位封疆便將目光統一放在了境內鄉紳頭上。

臘月后，陜西巡撫張國柱第一個動手，“布州縣官吏，毒掠縉紳”，為了獲得更多縉紳藏銀，張國柱命人張榜公示，鼓勵百姓密告大戶富戶藏銀，所得者十分之一賞告發者。

又命組建清鄉隊，每縣一百至兩百人，對凡土地過千畝，或產業店鋪過三家者定下捐輸比例，或五抽一，或四抽一。若有不交者，清鄉隊即抄沒其家。敢于抗拒者，則調大兵捕殺之。

深知監國心念貧民，張國柱又命清鄉隊成員多以貧民、無地佃農為主，此舉令得貧苦農民除參軍之外，又得一條為大順“體制”之路，不僅極大鞏固加強了大順于地方的統治，也極大打擊了陜西境內的土豪鄉紳。

在順軍平定西北的強大聲勢下，土豪鄉紳不敢反抗，其家族勢力被大大削弱，難以再同前明時一樣左右地方，形成地方一霸。

甘肅巡撫汪兆齡參加大西軍之前雖是舉人士紳階級，然深惡此階級害民殘民，因而在四川時便曾勸張獻忠殺盡地主士紳，歸降大順后，此念依舊不改。

汪于固原召集官員公議，會上公然稱“縉紳皆無道之人，不可同情”，隨后便令前降清士紳以官職大小定輸銀多寡，多者六七成，少者二三成。有曾造成順軍（西軍）傷亡的降清士紳，更是派兵直接抄殺其家，家產皆沒入府庫。

為了更好更快更方便的完成監國所定任務，又為徹底清除士紳土豪于鄉野勢力，汪兆齡更是私設甘肅催收司，以原西軍降卒四千余人為催軍，分遣各地。

催軍一至，立時從地方手中拿取名單，以拷掠方式拿來名單中人，迫其出餉。

汪所定拷掠者以萬歷四十年后鄉紳科目為斷，即萬歷四十年后有功名在身者，全省計270余家。

催軍更有若干刑具，除基本夾桚外，又有鐵梨花、呂公絳、紅繡鞋等物。

諸般手段輪番上陣，使被拷掠者叫苦不已，紛紛捐輸交餉。

固原有大戶兩三家不肯交餉，串連謀反，舉鄉兵兩三千人合計縣城。知縣周某率人堅守，命往省城求援。

汪兆齡急請駐甘肅的第十一軍艾能奇出兵進剿，斬殺作亂鄉兵千余，誅殺為首者上百。

汪兆齡深恨大戶不為國家出力，反而聚眾作亂，密令催軍將第十一軍俘虜的上千人盡行撲殺，慘不可言。

此事被原西營禮部尚書、現任大順西北巡閱使的吳繼善得知后，因其原就與汪兆齡不合，反對其對地主階級大殺特殺的政策，因此上書行營揭發汪兆齡亂殺無辜事。

彈章送至，監國陸文宗閱后，提筆批：“知道了。”

又命頒口諭于汪兆齡，謂：“歷來西北之亂多為地方勢大者，此類人等若能嚴守華夷大防，忠于民族，當行招撫器重，委以官職，使之參與我大順國事。反之，當嚴行打擊，能殺頭者不使其牢獄，能牢獄者不使其在家。”

“自古治國，首治豪強，監國圣明。”

得到監國明示后，汪兆齡立時變本加厲于甘肅推行一些官員眼中的激進之舉，雖死者甚多，然地方卻是秩序清明，民生恢復極快。

寧夏巡撫趙忠義同青海巡撫辛思者都是帶兵之人，不僅有地方治理之權，更有統兵提調之權，奉諭籌銀后，趙忠義即命兵丁逼索鄉紳，名曰“納餉”。又命將不肯納餉的鄉紳解入大獄，毀其坊匾，燒其田契，分其屋產，“凡無地者分地之后，皆免三年稅。”

青海巡撫辛思忠則多令部將持符巡省境，勒土官捐餉，迫僧官積蓄，橫暴異常，然所得也是四省最多。

率軍收復河套地區的順軍大將高一功雖沒有得到籌銀任務，但于五原置城期間，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于兩套。

又派jing騎略行兩套，追索蒙古部落大小酋長，少者千金，多者萬金。有不能獻金銀者，追其牛羊過半。敢于抗拒者，刀兵相加。

五原知府、順監國族侄陸義良上任后，“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

追餉最重者無疑西安城。

西安為西北中心，聚集大量前明士紳官員，此幫人等九成降清，有漢奸之罪。

甘陜總督孟喬芳奉監國諭，召此等士紳，先是痛斥這幫人等從前罪過，爾后要他們戴罪立功。

言：“西北剛經大亂，想要大治，必須錢糧。國家初立，一窮二白，正是爾等贖罪之時。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兩者都不出者，分明視我大順為賊寇。既是敵非友，則斷然處置矣。”

在孟喬芳的威逼下，西安城中富戶迫于壓力，紛紛解囊。

一時之間，西北四省處處捐輸追贓，大順所任官吏皆以輸銀競比，原定西北賞功銀三百余萬兩不足半月便湊齊，追贓之風尤在繼續，部分地區出現為追贓而滅門之事。

原西營吏部尚書、大順西北安撫使胡默上書，請停追贓之風，以免重蹈永昌元年舊事。

吏政府尚書宋企郊、兵政府尚書陸之祺等人也認為此風不可繼續滋長，也不當再行蔓延，因為當年永昌皇帝退出北京與追贓之事有莫大干系。

“永昌元年失敗之事，根源乃輕敵滿洲，非士紳。前番永昌皇帝于北京追贓也無不妥，概歷年以來前明士紳官員所得，非盜上即剝下，無一合法所得。倘若不行追贓，便是默認此類人等財富合法，他等若合法，我大順便不合法也！”

已經班師回京至潼關的陸四無意停止西北四省追贓助餉之事，在他看來在滿洲大敵已亡，北方已經統一的情況下，追贓助餉實際是鞏固大順根本的頭等大事，也是最好的時機。

但也頒下諭令，命各地注意“尺度”，不要亂殺人。無論是追贓還是助餉，都要“師出有名”，有理有據，不可胡亂捏造，肆意害人性命。

在潼關，陸四接見了一百多名西北各地往京師赴考的士子，這幫人有舉人，有秀才，但亦有許多無功名之人。

去年左輔顧君恩建議大順恢復科舉，陸四采納，卻命開恩科，要天下人皆來考。

此天下人非天下讀書人，而是天下人。

“識字者，有見解者，有能者，都可來考。大順用人，不拘一格。”

潼關城樓下，陸四見赴京趕考的士子中有一人穿得單薄，于寒風中凍得面紅耳赤，不禁解下自己的貂襖上前披在此人身上，隨口問對方姓名。

“學生于成龍。”

沒想大順監國竟解貂襖于己的于成龍激動的跪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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