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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城中各個階層忙碌籌備佳節的熱鬧氛圍，深居大內宮中的圣人自是無從感受，不過他本身也有自己需要忙碌的事情。

這一次的探花宴由朝廷負責籌辦，也是今年科舉的一個創新。朝廷有什么新政實施，自然也有著深刻的政治意義。舉辦探花宴，就是表示對科舉選人們的更加重視。

后世科舉延行千數年，且歷朝歷代都有加強，這也就給人造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感覺，給人造成一種科舉一出、選法分明的印象。但其實這樣的看法也有一種就結果反推過程的偏頗，科舉之所以成為封建王朝最主要的選人法，也是有著一個悠長的漸變過程。

相對于察舉制，科舉的優越性毋須多說。但科舉與察舉，還是有著一段并行的過程，察舉也并非在科舉出現后便即刻消亡。畢竟察舉代表著世家大族的利益，而這些人無論在隋還是在唐，都有著不弱的影響力。

雖然初唐時已經有薛元超以不能獲得進士出身為人生大憾，但哪怕到了中唐時，還有名相李德裕抵觸科舉，乃至于發生了新舊勢力互相傾軋的牛李黨爭。且拋開哪一種勢力更加進步，單就實際的功業與私德方面，牛黨中的牛僧孺與白敏中都要遠遜于李德裕這個守舊派的代表。

唐代的科舉與后世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糊名與否，而在于科舉與選官是兩個獨立的程序。科舉及第之后，僅僅只是獲得了一個出身，一個選人的資格，想要真正的擔任官職，仍然需要繼續通過吏部的銓選。

在唐代、特別是初唐時期，想要獲得選人出身，方式不只有科舉一種。甚至在很長時間內，科舉都不是獲取新選人的主流方式。

諸如姚元崇，其之所以獲得選人出身，是因為擔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親眷舉辦喪禮的時候挑選挽郎，基本是從世家勛貴當中挑選年輕俊彥，相關禮事結束之后，自動獲得選人資格，只需守選數年，便能參與吏部銓選。

除了挽郎之外，太廟還有齋郎一百一十員，齋郎逐年考核，年滿之后同樣獲得選人資格，守選結束后同樣可以參加銓選。

當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補途徑還是門蔭入仕以及品子宿衛。五品以上可以蔭子一員，凡在品官員，子弟都可入參親勛翊三府宿衛。大唐內外官員將近兩萬，能夠享受到相關蔭澤福利的，起碼也有數千。

相對于其他各種獲取選人出身的途徑，科舉每年所取不足兩百人，且多數名額都被兩京學館所占有。因此科舉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補充，并不占據主流。

可以說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車、栽進權力斗爭的坑里，延續幾代官宦門第并不困難。當然在這諸多選人法當中，科舉由于其覆蓋面更廣、選拔更加嚴格，所以在輿論風評中要更加的公正與高標準。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選舉過程中所享有的各種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舉中明經、進士等常科，而是臨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類更多，操作也更加的靈活，因此許多初唐名臣都有參加制科的經歷，諸如姚元崇與張說這對小冤家，以及發動神龍革命的張柬之，都是通過制科嶄露頭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時期，盡管科舉并不糊名，但權貴們也少有向科舉下手以拓展并延續其政治影響力，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首先權貴子弟進仕的途徑極多，東邊不通走西邊。其次即便是通過作弊庸才及第，也僅僅只是獲得一個選人的資格，如果不能通過銓選以及更加嚴格的制舉，科舉給仕途帶來的幫助非常有限。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科舉并不是選官，如果想干涉典選、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干涉銓選要比科舉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亂，皇后韋氏以及諸公主弄權無度，從而產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對科舉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數、不敢破壞這國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舉新選人們那些青瓜蛋子。有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幾人了。

武周一朝創設了殿試制度與糊名制度，統統是針對制舉和吏部銓選，并沒有下沉到科舉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沒有必要。科舉常科所選拔的新選人，哪怕守選周期最短的進士，都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參與銓選，到了銓選過程中，自然會被卡脖子。

當然，在初唐時期也有士子通過干謁權貴而希望獲得舉薦，但要么是直接奔著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縮短守選周期。好不容易登門造訪，獲得求告機會，卻僅僅只是希望獲得一個選人資格，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諸如貞觀名相馬周，在獲得玄武門功臣常何的引薦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賞，直接便入朝擔任官職了。

至于開元以后干謁之風大大盛行，原因則就是隨著皇權更加的集中，以及整體政治生態的改變，科舉之外的選士空間被大大壓縮了。

挽郎、齋郎雖然仍有選人資格，但卻每每輾轉下僚、不得升遷。南衙府兵制的崩潰，募兵彍騎代替了品子宿衛。

這樣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選人們紛紛擠到科舉中來，權貴們也越來越喜歡通過干涉科舉結果以彰顯其個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連權相楊國忠的兒子都投身科舉，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幫忙改成績。

干謁之風的盛行，其實就是對其他遭到壓縮的選士途徑的一種補償機制。這就造成了科舉喪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選人們質量參差不齊、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時期，科舉選人們更成了地方節度使的人才儲備庫，而干涉科舉也成了節度使們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針對科舉的改革，主要分為兩點。第一是對術科選人們的優待，不只名額大增，而且幾乎不設守選。第二就是糊名，讓科舉的選拔形式更加公平。

這兩項改變給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觸動，相對而言還是第一項更大。三項術科統共選募了四百多名新選人，雖然這一數量較之大唐內外官員的上萬規模仍然不算多，但這三項術科卻是常科，換言之每年都會進行考選。十年之后，便是數千選人。

這么多選人逐年遞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職則是有限的。無論是對守選周期的延長，還是對其他選士途徑的名額侵占，都是一個極大的壓力，值得深思。

對于這一點，李潼也是不失考慮。他也不想為了提拔寒門舉人，便讓國家政治機構陷入冗員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對于今年的這種招錄模式又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為開元維新，所以朝廷恩開科舉，施以普錄。至于在接下來的科舉中，則就依照實際情況而有所改變。雖然他本質上就是在壓榨官員品子蒙蔭空間，但話總不能說得太明白。刀子還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來軟的，不來硬的。

而且寒門中的人才，說實話也并沒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規模收割的程度。

否則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廣印刷與州縣小學，每年都有四五百個可用之才實現階級跨越、進入統治階級，在原本官僚系統不出現大規模減員的情況下、正常的新舊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領土也夠用了，還不如把這一部分投入直接轉投到軍事建設里，開辟更加廣闊的疆土。

至于糊名制的普遍實施，本身引起的爭議并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選系統中，科舉的重要性仍然不夠高，有銓選擋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舉，本來就是因為公平才在諸選禮中鶴立雞群，糊名只是將這公平性更加強化。

李潼本也不是順當繼位的守成之主，舊在西京行臺與東都靖國時期也都是殺人如麻的狠貨，殺了這么多人，在一個初級的選禮中進行一些并不觸及根本的改革，若還掣肘無數、阻滯重重，那更談何根本的改革大計？那些時局中的幸存者們，也就太頭鐵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進行了這種糊名改革，其實外州舉人們的成績仍然不夠理想。特別是在明經與進士兩科中，最終的選錄結果竟然與往年大同小異、相差不大。

這其實也很正常，倒也并不是說外州貢舉人們才能整體偏于平庸，而是所處的教育環境不如兩京這么優厚。大唐并沒有形成后世那種經學儒典相對固化的統一，因此學風如何對士人影響就更大。

不要說眼下這種中古時期，哪怕后世教育資源已經那么豐富，區域之間的差異仍然不小。這跟智商高低關系不大，只是環境給人帶來的影響具體體現。畢竟像張九齡那種從嶺南到長安、壓得兩京俊彥黯然失色的狠人實在不多，哪怕詩情出類拔萃的李白，盡管勤于干謁，仍然不敢輕入考場。

糊名與否，最后的結果竟然如此，這也說明起碼在此前，兩京權貴們即便對科舉有所干涉，也極為有限。他們更加感興趣的，還是銓選。

李潼通過對科舉諸科的結果總結經驗，心中也是頗生感慨，除了意識到要加強外州教化力度之外，對于兩京學術中心地位更加鞏固也是頗生高興，這能讓更多的外州才力涌入京畿。

不過很快他的好心情便被打破了，隆慶坊別業中突然傳遞消息：若再不歸，家恐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