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8三年政亂仁宗篇18三年政亂←→

毫無疑問，王士廩貪戀權位、不肯隱退的行為，對大漢帝國的政治生態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破壞與傷害，即便，帝國沒有任何一條律條與典制規定，尚書令的任期只有五年，并且由貴族、庶族官僚輪流掌權。

但是，那種通過幾十年的實踐，通過無數次斗爭、妥協、交換，最后方達成的朝野共識，這種由核心統治權貴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是不能輕易打破的。

比起寫在《刑統》、《會典》里的法律條制，這種政治潛規則的破壞，后果要更加嚴重。因為前者主要用于約束被統治者、被剝削階級的，而那些隱藏于水面下的規矩，才是真正的統治階級（權貴）達成的關于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壞了，那么打破的不只是政治原則，還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則必然引發眾怒。

而根本利益的沖突，對那些食利的統治權貴來說，比起朝局平穩、社稷安定、蒼生幸福什么的，更容易讓他們聯合起來斗爭。

對于這種情況，其中的艱難與風險，以王士廩的老謀深算，他未必不明白，只不過，權力的誘惑，尤其是執政大權的誘惑，又豈是那么容易抵擋得住的。

在帝國歷任尚書令中，王士廩絕對算是年輕的，干滿五六年，也才六十出頭，身體康健，精力充沛，哪里舍得就這么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將相的位置等著他，但怎能與一國首相的權力威風，相提并論？

而王士廩之所以愿意為自己的權力欲望采取行動，付諸于實踐，大抵也來源于自身的自信。他自認為二十年的苦心經營，以及尚書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經擁有足夠的威望與實力，去擺平那些反對的聲音。

他自信，憑借對朝廷的熟悉，憑借自身的權謀與策略，能夠平衡利益沖突，過去他也的確做得不錯。

更為重要的，還是正統皇帝的態度，劉維箴對王士廩的追求，并沒有反對，甚至還表示，王相公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朕無煩憂，悉賴其功，這可是一劑強心針。

有此三者為憑，從正統二十一年，王士廩便正式開啟“連任”，這自然引發了內外大量權貴及官僚的不滿，抗爭由此而起。

與包拯之間的對抗，只是一種預熱，一種暖場。畢竟，包拯態度言辭雖然激烈，但他只是就事論事，只是基本大局考量，一切行為也在朝制約束之下，影響雖大，但范圍有限。

但包拯之后，可就不一樣了。一個包拯倒下了，千千萬萬個包拯站起來了，當然，僅僅在打倒王士廩專權的事情上。

公侯勛貴、朝廷大臣、士林清流，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約而同，向王士廩發起攻訐。并且，絕不止于口誅筆伐，從政治到軍事，從吏政到民生，王士廩的一切政治行為，都被人拿放大鏡研究，用以尋找破綻、漏洞乃至弊病，予以攻訐。

這還僅是基礎的，依附于王士廩的那些黨羽們，則更是重大關照目標，而他們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問題.

王士廩知道會很麻煩，但未曾想到會那么麻煩。當朝廷勛貴、中樞大臣、清流名士，這些人等聯合起來的時候，給王士廩帶來的壓力也極其龐大的。

他甚至一度有種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感覺，在這種局面下，王士廩自然不可能坐著挨打，相反，他的反擊也很凌厲。

天下烏鴉一般黑，你敢揭我短，我便敢掀你老底，憑借手中掌握的實權，來自“相黨”的反擊，也顯然要更犀利些。

而這種相互揭短的作為，顯然不可能有助于問題的解決，相反，這是在激化矛盾，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當執政的權貴們陷入內耗時，朝廷的局勢也隨之動蕩難安。

建隆后期，因為嗣續之爭，朝中也爆發過一場大規模政爭，此一回，與當年相比，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還是統治階級內部因權力利益而展開的博弈。

只不過，上一回，有世宗皇帝鎮壓，局面再亂，也有個底，負面影響是能夠得到控制的。但是當今皇帝，不是世宗，而是劉維箴。

在相黨與倒王派之間不斷斗法時，大漢皇帝在干什么呢？倒也不純在看戲，面對紛至沓來、如山堆積的劾章，劉維箴既措手不及，而惱火異常。

對王士廩，進行了嚴厲申斥，說他無法團結臣僚，以致上下銜怨。對那些屢發爭端的權貴，同樣也沒放過，幾次下詔敦勸，希望諸公能夠相忍為國

劉維箴的一系列表態，倒也不是沒有作用，但只是揚湯止沸罷了，對問題的根本，始終沒有觸及。皇帝態度曖昧，自然給了王士廩繼續專權的機會。

當然，在劉維箴那里，王士廩可也是費了大心思的，除了一貫以來的貼心侍奉，也跟王士廩的一則進言有關：尚書令職，乃陛下所授，今陛下無意更免，而群臣亟欲黜落，居心何在？今日能群起而攻臣，他日若聯合以逼陛下，陛下如何當之？

王士廩的言論，自然有偷換概念、轉移矛盾之嫌，但對劉維箴卻十分有效，這不是個自信的皇帝，習慣了眾正盈朝的太平日子，面對混亂政局，洶涌輿情，處置實在乏術。

因而，讓王士廩替大抵擋來自外朝的紛擾與風雨，似乎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這些混亂因王士廩而發。當然，影響劉維箴態度的，還有內侍行首蔡訣，至少外廷權貴相互牽制時，他們這些在內廷伺候的，處境可就寬松多了。

這場圍繞著相權展開的黨爭，持續了足足三年之久，由于皇帝劉維箴的態度，王士廩始終占據著優勢。在這個過程中，他進行過相當的妥協，以尋求合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以各種手段，對政敵進行打壓。

曾公亮、富弼、趙尚范（趙匡贊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擠出中樞。如歐陽修者，更是流貶地方，雖然并不是太看得上這些清流，但他們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筆桿子，還是很厲害的。

王士廩在秉政后期的表現，很符合權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大反派。他的權謀，盡用在安撫皇帝，打壓政敵，鞏固地位上，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亂，以致政務紊亂，士心躁動，人浮于事。

雖然對朝局的震蕩，皇帝劉維箴要負很大責任，但最終一錘定音，把王士廩趕下臺去的，還是劉維箴。皇帝在帝國體制內的權威，可遠未被消磨干凈，它始終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罷了。

王士廩幾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從各方面，牢牢地壓制著屁股下的洶涌。然而，在長期的對抗中，他也難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過失，就在于，在長時間的執政生涯中，他逐漸忽視了，自己的權力與地位究竟來源于何人。

正統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時年48歲的皇帝劉維箴在寵幸一名宮娥的過程中，由于過度興奮，以致昏厥，消息傳開后，朝野震蕩，暗流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