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5統治中堅仁宗篇15統治中堅(1/2)
江海關總稅務司,堂皇大氣的行政大樓前廣場上,正開展著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一場珠算比賽大會。會場內,觀眾甚多,粗略一觀也有數千人,但場面很安靜,不見多少吵鬧。
不是圍觀者素質有多高,只不過周遭足有上千的上海衙役及巡檢吏卒在維持秩序,而高臺之上觀賽的則有大量江南地界的達官顯貴,包括工部尚書、江淮巡撫使范仲文,江海關總稅務使林恢,以及履任上海市長已三年的王安石,都是東南官場上響當當的人物。
范仲文,出身大名府范氏,乃乾祐宰相范質玄孫,開寶名臣范旻曾孫,已故興國公范貽孫之孫。作為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興國公一脈,傳承何今,已歷五世,整整一百年,并且,在其父范晉遠時,便被世宗皇帝改封為永興公(由范仲文兄范仲康承襲)。
范氏家族自范旻之后,實則是有所滑落的,只因后繼無人,在其子孫之中,沒有什么成器的人。不過,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光環,實在太過耀眼,而祖宗留下的福蔭,也足夠他們吃幾代。
當然,范氏家族能夠平穩傳承,躲過從太宗至世宗朝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也跟范氏自范質時起便立下的嚴謹家風有關。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一直到世宗晚年時期,范氏家族,又重現崛起于朝堂,關鍵就在于范仲康、范仲文兩兄弟。
范仲康是當前大漢思想界方興未艾的“理學”的倡導者之一,與張載齊名,不入京師,不登朝堂,只在大名府元城外的范園治學、研理、授徒,但聲名傳揚于整個北方學界。
至于范仲文,比其兄弟,聲名也不遑多讓,甚至在權貴階層中,更受重視。只因他不只博學,精通天文、地理、水利、建筑、算術,在具體實踐與治理事務上,也很有能力,嘴上能談,干起實事也一點不含糊。
有足夠的名聲、能力以及出身,范仲文在帝國朝堂抬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年的時候,范仲文也曾受到范仲淹的提拔,因為出色能力與出眾名氣,曾有“小范”之稱。
如今,“大范”早已作古,小范也正一步步走向帝國政治舞臺的中心。范仲文時年也不過四十三歲,卻已經是工部尚書、江淮巡撫使,這種升遷速度,就是在權貴階層中,也屬于極快的。
還在擔任工部侍郎期間,便主持過兩項大工的完建,一是東京昭烈廟的翻新,二則是西京太清觀的修建,精通建筑學理的他,親自帶領各領域學者,一起規劃設計。
而太清觀的修建,尤得帝心,畢竟正統皇帝信道,這是他當了快二十年皇帝后,起心動念,力排眾議修筑的一座景觀。
落成之后不久,范仲文便順利地晉位工部尚書,及至此番,以工部尚書銜,代表朝廷,巡撫江淮地區。上海市,也是他此番在江南的最后一站。
京里京外,都有傳言,等范仲文回京之后,或許就能晉位政事堂了,即便仍顯年輕,但以他如今在皇帝那里的受寵程度,并不是沒有可能。
因此,范仲文的東南一行,自然受到江淮官場的熱情接待。包括素來以剛直著稱的王安石,對范仲文,也不敢有絲毫慢待。
江海關總稅務司林恢,也是四十出頭,出身同樣不凡。他的祖父,乃是雍熙名臣林特,而林特管理過少府,也當過武德使,世宗繼位之后,又被外放東南轉運使。
這份經歷,倒與當初的宰臣王玄真有些類似,而王玄真的孫子,正是縱橫正統朝,已官拜尚書令的王士廩。而林恢,則繼承了祖父在財政上的管理天賦,從出仕開始,就以精干敏銳著稱,一直在財政司系統打轉,對稅務、法條十分熟悉。
當然,林恢的官運亨通,除了家世、能力之外,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妹妹,乃是正統皇帝后宮的敬妃,雖不似韓貴妃那般長年受寵,但與皇帝也曾有過那么一段琴瑟和鳴、你儂我儂。
有這層關系在,加上本身的素質,也使他在四十出頭的年紀,便成為江海關的頭腦。須知,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帝國海關進項日益攀升,而五大海關中,僅江海關就占一半。
每年固定上繳朝廷的關稅,就達三百萬貫,而實際經手操盤的財貨,遠不是區區幾百萬貫錢款能夠概括的。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地位,海關關稅的提升,也使海關在帝國官僚體系中的地位日益拔高,深受中樞權貴重視。
哪怕僅從職級來看,江海關總稅務使,也從設立伊始的從三品,調整到正三品了,在財政司體系內,也僅比鹽鐵、度支幾部低半級,但吸引力,對于很多權貴來說,遠高于許多中樞同級別職位。
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關鍵職位,林恢能夠將之收入囊中,各方面的條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比起范、林,王安石自然沒有那么顯赫的背景與靠山,雖也屬于官宦出身,但能崛起于帝國政壇,依靠的,更多還是自身的能力、操守及名聲。
當然,運道也是一個十分特殊且關鍵的因素。觀政期時,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權,提倡唯才是舉、加強考核授官,幸運地成為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范黨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則更進一步地,被調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邊任職,得幸就近觀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于帝國權力核心,站在一個常人難及的高度,觀察、認識、思考著大漢帝國方方面面的事務。
那段時間,不算長,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時間,但對王安石視野的開拓,政治經驗的積累,以及對大漢帝國那套繁復的管理體系,及運轉模式,都有了極深的了解與認知。
這種際遇,若非氣運旺盛到了極點,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而王安石的這種幸運,是有明顯延續性的,在中樞“倒范運動”的前夜,被外放東南,擔任江海關副使,成功避開一波大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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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場政治余波,也因為時任東南轉運使包拯的出面,幫他扛過了,使王安石能夠在江海關副使的位置上,切實地將他在中樞之時所見所學所思,進行實踐驗證。
范仲淹的門生故吏有許多,其中不乏出類拔萃者,很多人也長期在帝國政壇上活躍著,扮演著官僚階級中堅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說對范仲淹為政之道繼承最深的,還得是王安石,他畢竟屬于“關門弟子”,還是手把手帶著實踐的那種。
而王安石最與眾不同的是,他在繼承、研究“范學”的同時,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與見解,在許多事物的看法與見解上,多有獨到之處,尤其在帝國財政、經濟與民生事務上,在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術”。
在江海關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將他為政之術與實踐相結合的一次重要嘗試,不管從過程還是結果來看,對他政治生涯與仕途升遷,都有十分積極且重要的意義。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還曾顧慮,以王安石剛直乃至剛烈的性子,在饕餮與蠹蟲扎堆的東南官場,難以長久,怕他剛極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實證明,范仲淹的顧慮有些多余。或許在許多事務與現狀上,王安石都看不順眼,都亟欲改之的沖動,但他并不是毫不知進退。
他這樣一個博學聰明,又久經歷練、見識過眾多政治陰謀、旋渦的官僚,怎么可能只會蠻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過妥協、迂回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權力、地位還遠遠不足的時候。
江海關任上,王安石對海關制度,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進與完善,比如引進民間已然相當成熟且盛行的復式記賬法,提出“總賬法”的概念,改進統計辦法,對稅收程序進行規范以覆蓋稅收環節減少稅款流失,上表建議對商品海關關稅進行重新擬定,引入更多精于算術統計的吏職人員進行管理
總結地來說,王安石做的,是擴大蛋糕的一種行為,在現有制度模式的基礎上,引進、總結、改良辦法,釋放這套體制本身具備的潛力與能力。
結果,大獲成功,在進出口岸商船、貿易規模沒有明顯增長的情況下,江海關的歲入,卻有了顯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這一點,甭管讓圍繞著江海關產生的灰色利益鏈條有多憤恨,王安石至少讓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與功績,在江海關內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當然,作為一個副手,能夠推進這么多關務改制,也因為當時的江海關總稅務使張琦有關。張琦出身于帝國海軍另一世家張氏(海陵侯張彥卿),他對王安石提出的改進,很是支持,任其施為。
而張琦的投資,顯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調進京,擔任樞密副使。王安石則順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關,有了此前的基礎,方才大刀闊斧,對江海關存在的一些亂象與弊病,進行整改。
與張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與海軍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聯系,至少,王安石表現出的鼓勵海貿、重視海軍發展訓練的理念,很受認可。
王安石掌權期間,走私、偷稅、逃稅、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結、暗中食利的現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環江海關一線”,哀鴻遍野。
最終,在兩年半之后,隨著王安石被調走,那種“緊張壓抑”的氛圍,才有所緩解。當然,王安石離任的時候,比起他下東南時,江海關的歲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憑借著這顯著的功績,王安石得到升遷,調得也不遠,江南道首邑,江寧知府,開始他在政務、民生上的實踐。但是,王安石善理(斂)財的名聲,也傳到了最高層。
在江寧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對他綜合能力的鍛煉提升,是顯著的。后以上海市政務紊亂、民怨四起,在時任都察使的包拯舉薦下,王安石得以調任上海,管理這座將近百萬人口的帝國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時進行著的這場珠算大會,恰恰是王安石提出來的,由上海衙門牽頭,總稅務司協辦。珠算,自從發明出來,就獲得了迅猛發展,成為官方民間最重要的計算工具,開寶、雍熙年間,朝廷還專門進行了大力推廣。
這么多年下來,珠算在帝國全域內,已然徹底鋪開,算盤也成為那些賬房先生最顯著的標志,從官府到民間,也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組織,進行這樣一場“珠算比賽”,卻還是頭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間,都引起了不小轟動。不只是比賽新穎,更因為,上海衙門與江海關總稅務司,都發布告文,要從珠算大會的優勝者中,選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為吏。
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漲,江浙由于經濟富裕商業繁榮,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幾十年發展下來,民間可謂臥虎藏龍,因此這場大會,許多珠算界的“龍虎”都冒出來了,竭力地在算題比賽中,表現著自己手腦結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組織這樣一場比賽,除了繼續鼓勵算術、推廣珠算,并從中選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出于他治政實踐的考慮。
經過這么多年治務經驗的累積,他越發傾向于,對帝國官府內部職能進行更清晰、更專業的職權劃分,而這,顯然需要更多“專業性”人才,這僅靠各吏政學校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那些學校的教學實踐內容,王安石也有諸多看法異議。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許出身、經歷各有不同,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當前大漢帝國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同時,在他們身上還能看到一些“技術官僚”的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