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書名按作者正文康宗篇6倒呂風波樣式設置正文康宗篇6倒呂風波

丁謂的劾章在朝中引發的反響可謂一石驚起千層浪，過去的這些年，攻訐、非議宰相的情況不勝枚舉，但像這種點名道姓，撕破臉皮，赤裸裸地攻擊當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況，二十余年來還是第一次。

知制誥丁謂，這個雍熙元年秋舉的探花，是一朝聞名。再加上此前任率賓知府、海東經撫的曾會，升任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太宗時錄》的孫何，調任遼東道布政副使的俞獻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舉”當屆進士們集體爆發的一年。

而緊隨丁謂之后，皇帝劉文澎自上陽宮返宮，于垂拱殿召開御前會議，就“丁謂彈劾呂蒙正”之事進行討論。皇帝，這也算“一鳴驚人”了。

而針對此事，朝廷上下，聞風而動。僅在御前，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張齊賢、李沆、寇準自是堅決維護呂蒙正，丁謂只能算是個馬前卒，真正沖鋒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書徐士廉，這兩人一個是太宗死忠，一個則是孤臣且身上打著“鷹犬”的標簽。

他們兩個攻訐呂蒙正，當然也不是出于個人恩怨，本質上還是反對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維護皇權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緣故，他與滿朝公卿宰相幾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場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權”一邊。

當年還是武德使之時，與皇城司相爭，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經過世祖晚年那場由張遜、呂蒙正引發的“倒王風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識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對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權的價值以及定位。

而作為曾經掌權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眾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問題的立場上，也必然有所偏向。雖然呂蒙正針對的仍舊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締廢置，那武德司呢，他這個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沒有選擇，徐士廉則是主動發難，與那干輔臣，尤其是李沆、呂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沖突。作為一個“戴罪”士子，在北疆邊經受了十數年苦楚磨礪，然后重新崛起，成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為堅實的踐行者以及維護者。

在這一點上，他比同樣起于地方、飽經風雨的實干派宰相張齊賢還要堅定，張齊賢畢竟是尚書令，需要通盤考慮，顧全大局。

相較之下，李沆、呂蒙正二者，雖然頗具治國才干，在政風上也劉隨開寶、雍熙之大流，但從思想理念上，卻始終有他們的堅持，對“儒學為體”、“仁德之治、“君子當國”依舊抱有想法，簡單地講，就是想走“回頭路”。

從平康二年春闈取士的情況就可窺一二，由李沆作為總監的這次大試，比起往屆，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較明顯的變化。最顯著的一點便在于“明經科”人數，足有33人，這可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同時，如醫科、工科、農科的取士人數，幾乎回到開寶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顯著的，則在于考試內容的變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術、實務、策論等基礎考核大項的同時，增加了不少儒史經典、圣賢教義。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為了拉開本屆士子水（分）平（數）的原因，在過去幾十年大漢的科考環境熏陶下，總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礎不牢”的問題。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為了幾十年來，爭議最大的一屆，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實務論”，并把農、醫、工這樣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擺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為代表的一批掌權者，做出如此變革，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迎合乃至收買那些“傳統文人”。

誠然，大漢帝國的思想界與學術界，經過世祖皇帝幾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數年如一日的堅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也由此誕生了各種新思想、新理論。

地方上更出現了湘學、閩學、浙學、睢陽、齊魯、燕代、關隴等一大批“新學”，這些新式學派也或多或少迎合著統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學派。

但不可否認的是，信奉傳統思想、堅持舊學的讀書人，依舊不在少數，他們數量龐大，在思想上，在知識的解釋權上，依舊占據了極重的話語權，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屬于寒門、平民。

如李沆者，從世祖時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順風順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質自然是足夠的。能受世祖、太宗兩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為遺詔輔臣，其見識、能力也必然是受認可的，絕不可能是那種食腐不化、抱殘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開始撬動帝國實行了幾十年來的取士制度與原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發現了現行取士制度下一個極其嚴重并且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對寒門子弟、下層士人越來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經驗、實操的科類、題目，要求太高，并且越來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讀書人能達到的。

早年的時候，帝國人才短缺，也確實需要一批務實的干才來做事，即便經驗不足的讀書人，也能比較輕松從各地官府，獲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鍛煉，獲取一定經驗之后，再參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這種情況在幾十年后的今天，也變了，因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漸漸的，很多讀書人就發現，在如今的大漢帝國，上升的渠道雖然依舊很多，但那是對于權貴、豪貴家族子弟來說的，而對于普通出身的士子來說，上升的空間實則有限。

對于一般出身的士子來說，想要出人頭地，除了那些天縱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闖過科舉這道龍門，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繼續上進，就得依附權貴，很多人也都是這么做的。

長此以往，或者說已經發生演變著的，會是什么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漢，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由“權貴”主導的帝國了。

這個權貴，除了開國以來的功臣勛貴、地主官僚之外，還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學閥、富商，他們要么有權，要么有名，要么有錢，有他們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學生，如何能是普通讀書人比得過的？

相比之下，對于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來說，也唯有圣人的經典教義，才是最為公平，成本最低的，

這也是，世祖當年推行他那套“實務興邦”的辦法時，雖然飽受士林非議，但依舊能順利實現的根本原因，畢竟有一大批“不說話”的權貴默默且堅決支持。

帝國的階級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時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當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臉，二則是比起那些掉書袋的讀書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這是有利于帝國統治的。

同時，在大漢帝國的體制下，也不可能出現魏晉時期那樣門閥，畢竟文化土壤都發生改變了，同時，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論，考舉這個政策核心依舊保留著，并且發揚光大。

但不管如何，階級固化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種種矛盾與負面影響，依舊會存在，累積到一定程度，也必然會爆發問題。

如果說世祖是不管，太宗則是沒空管，畢竟終其整個統治生涯，都在忙著給世祖補漏，給帝國打補丁。當然，在科舉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無作為，在制度上進行了更加嚴格、全面的強化，尤其在考核內容與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嚴防死堵重懲。

同時，大漢科舉在律法、算法、農、工、醫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時期才真正出現，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脹式的發展，因為太宗堅決堅持“以法治國”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項法治政策與執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樁舉措，就是培養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過促進對法、算、農、醫、工科這些“專科”的發展，也是太宗皇帝對帝國階級固化的一種緩解辦法，一是帝國在各方面實則也需要這些人才，同時對于廣大讀書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彎下身段，總能學有所成，再難還能難過晦澀難懂的先賢教義嗎？

只不過，這樣的辦法終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發展傳承下來的思想觀念與文化傳統，可不是短短幾十年就能真正扭轉的。別看“專科制舉”發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現踴躍的士人，更多的只是為迎合統治者，其目的是為了當官享權，是為了實現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志向而采取的權變辦法。

一旦當權者想法發展轉變，政策一改，讀書人拋棄身份，轉變立場，也不是什么難事。

同時，不論世祖還是太宗，對于傳統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棄，至少從思想上，那是極其符合劉氏天下統治的。

因此，從科舉選材、治國方針，到帝國體制乃至思想觀念，帝國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壇官場，更是激烈，只不過，過去有世祖、太宗這樣的強人皇帝，足夠控場，壓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時代，情勢就不一樣了。

以李沆、呂蒙正為代表的一干文臣，發起對現行舉士制度的沖擊，正是基于帝國在體制矛盾的背景，在眾輔當國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備一個策動的條件。

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講，即便是寒門出身的呂蒙正，也屬于“權貴”，是真正實現階層跨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思想理念與政策主張，實則就是對一大批既得利益權貴的挑戰，甚至可以說是背離自身階級的一種行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將李、呂二人與一般爭權奪利的官僚大臣區別對待的，他們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基本秉持一顆公心為國謀事。

而在政事堂中，張齊賢是尚書令，他最大的職責是維護朝廷的穩定與維持朝政的運轉，他是太宗舊臣，雍熙之政同樣凝聚著他眾多心血，因此張齊賢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對太宗各項政策的延續與維護，在個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壯年時期有諸多主張。

相比之下，李、呂二人算是堅定的“改革派”，也是緊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呂蒙正受到攻訐的時候，李沆也是最堅定地維護他的。

同樣的，“倒呂派”的力量同樣強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則有京畿布政使劉繼昌，當然，劉繼昌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自身的權位考慮，畢竟，前者正是呂蒙正壓他一頭，登居天官。

同時，魯王劉曖在此事的態度上，也很曖昧，最主要原因在于，李沆與呂蒙正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響力實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還有財政使與吏部兩個實權重職的加成。

一個管錢袋子，一個管官帽子，兩者還是同黨，短時間已經展現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時間久了，朝廷還不由這二人說了算？因此，必須得把“李呂同盟”給拆了，就和皇帝劉文澎的考量一般，劉曖也覺得，沒有輔臣光環加身的呂蒙正，更容易對付些。

從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勢力一一下場，參與到“倒呂”行動中來，這樣局面，即便呂蒙正再廉正，“李呂同盟”再強大，也是扛不住這等壓力的。

結果，也是可以預見的，幾乎從丁謂上表彈劾開始，就已經注定了。

不過，呂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幾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個人言行也從來突出一個“正道”，滿身正氣，寬簡至公，對容易出現問題的家人、親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從呂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難的事情，但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時，雞蛋里都能挑出骨頭，何況找幾個呂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擊性的，還是丁謂抓住的那個點，用人徇私，還能擴展出一個“欺君”的罪名。

關鍵就在于呂蒙正對當年“二十八臣”的起復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過去了，當年遭貶的“二十八君子”，活下來的除呂蒙正外還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級別。

而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欽點的罪臣，貶黜流放，呂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棄“世祖之志”，這不是欺君是什么？

當然了，這樣的說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腳，罪名也加得有些牽強附會，但這些都不重要，世祖當年的意志并不重要，太宗對呂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關鍵在于，有那么多人，有一股股強大的力量要把呂蒙正打壓下去。

于是，時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呂蒙正再度因“廢黜皇城司”而倒臺，倒沒有一擼到底，而貶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還維持了一點基本的體面。然而，以呂蒙正的年紀（年六十四），還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體，幾乎宣告了他徹底的謝幕，即便還有一個知州的職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徹底凋零。

取得大勝的“倒呂派”則還不罷休，一些人又把矛頭指向李沆，給他安一個“結黨營私”的罪名，如此一來，事態可就在“呂蒙正案”的基礎上又嚴重了一層。畢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順，在廣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遺命的宰輔。

此議一出，震動自然更大，不過，當那些表露出苗頭的時候，尚書令出手了，他堅決地維護李沆，或者說，他堅決地維護太宗遺命與雍熙之政。在尚書令的強力干預下，才沒有把這場紛爭鬧大，把李沆也給裝進去。

然而，倒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對李沆以及他為首的一派文臣勢力最大的打擊。

發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這場“倒呂”風波，對大漢帝國的影響是重大且深遠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首先皇帝劉文澎第一次發出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皇權開始不斷復蘇，“蒙塵”的皇帝逐漸覺醒。畢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個宰相。

同時，從劉文澎的視角來看，他似乎把宰輔們想象得太強大了，且不提他們各自之間的矛盾與齟齬。更為重要的是，皇帝發現了一個問題，他想撬動朝中局勢，似乎只需要一道詔書即可。

縱然太宗欽定的那些輔臣不好妄動，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劉文澎才真正開始意識到，皇帝這兩個字究竟意味著什么，帝國體制賦予他的權力究竟為何物.

于王玄真與徐士廉而言，則是保住了皇城司，維護了成制，守衛了皇權。

京畿布政使劉繼昌，則終于登堂拜相，晉位吏部天官，這一回，則沒有人成為他的阻礙。

還有知制誥丁謂，由此外放開封府，成為東京判官，掌握近兩百萬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權。

當然，對丁謂而言，最大的意義在于上達天聽，同時又一次見識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爭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對于后期只能謹小慎微地坐看大佬們斗法的丁謂而言，在認識到自己卑微的同時，也對更高的權勢充滿了無限向往

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倒呂”風波，此事對大漢持續了差不多兩年的輔政格局，造成了劇烈沖擊，原本的格局，隨著時間的流逝，伴著人心的不滿，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

同時，帝國上層之間政治理念與權力之間的斗爭，也越發趨于復雜化與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臘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擠出宰堂了，動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書令張齊賢，以漠北不寧為由（乃蠻部與漠北契丹沖突愈劇，攻伐頻繁），需重臣前往山陽坐鎮調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個山陽巡撫使兼漠北安撫使的職位，至少在地方，實權還是很重的。

但同時，王玄真去朝，也意味著又名欽命輔臣的非正常離開，這是政局變化最顯著的體現。

緊隨其后的，便是各方勢力下場，對都察使這個重職的爭搶。整個雍熙時代，都是帝國監察系統大擴張的時代，到雍熙末年時期，已經是政務部司中僅次于吏部、財政司的衙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