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渠案發，對整個郭魏帝國官僚系統的打擊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來都遵循的潛規則，到了新朝默默運行了兩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擊了。

其實說到底，這在東漢帝國時代就是慣例，就是大家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

可這件事情并不簡單。

不是簡單地爭權奪利，不是簡單地皇權和群臣的斗爭。

這也是郭某人為大規模發動變革做的一次預演。

培養門生，辟召故吏，這是頂級士族營建關系網絡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等四世三公的頂級士族成就偉業的正常操作。

門生，故吏，這是頂級士族的立身之本，沒有門生和故吏，就沒有頂級士族。

門生且不說，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權，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權，大肆招攬故吏，營造自己的政治勢力。

這本身就是雙重君主規則下被允許的事情，是東漢帝國皇權衰落之后默認的事實。

但是很明顯，現在的郭魏帝國，這是不被允許的。

中央集權制度被再次確立，且被大大增強，恢復到了連東漢最開始建立的時候都沒有的地步，幾乎接近西漢后期了。

依靠絕強的武力和個人威望還有超強的權術手段，郭鵬建立起來的郭魏帝國大肆打壓了官僚們招攬故吏的權力。

虛設三公，罷免重號將軍開府權，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權，將察舉制度直接導向中央，通過禮部連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權勢力的強度。

可以說東漢以后地方主義的盛行趨勢到了郭魏帝國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斷，還有了些許回流向西漢的趨勢。

在局部層面，比如軍隊層面，甚至還有回到秦帝國時期的程度。

這都是郭鵬一手締造的局面。

很明顯，郭鵬早已洞悉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真實原因。

于是對于各種盛行于地方的官員辟召權進行了強力限制，將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勢頭狠狠地打壓下去，再次樹立了中央集權的威望。

這一點是制度確立之后士人們才逐漸反應過來的。

政治上的潛規則，士人們自己心知肚明，卻絕對不會對外宣揚，更不會記載在史書之中。

就算記載，也要用仁義做外衣，好好地掩飾一番。

戰爭的確摧毀了很多地方上的豪強士族的勢力，盤踞在地方為所欲為的豪強們大量死亡，使得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陷入了低潮期。

郭鵬抓住了這個低潮期，改變了本地人做本地官的規矩，直接把郡縣當地的重要職位任免權也收歸中央，加強了中央集權，壓制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

州刺史也好，郡太守也好，縣令縣長也好，身邊的重要佐官都是中央連帶著一起任命，不歸地方主官任命，也不一定要任用本地人。

任用和罷免，主要由中央負責判斷，地方官員不得自行決定。

東漢以來的規矩被郭鵬強勢打破。

這一點，士人官員們沒有任何辦法。

皇帝強勢，威望大，他們只能捏著鼻子認了，最多私下里搞點小動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明目張膽的對著干他們是不敢的。

但是郭鵬的舉措顯然不僅僅只到這一步，他還有更多的措施。

東漢做官的兩個主要途徑就是太學和孝廉，通過太學可以做官，舉孝廉茂才也是一條路。

不過通過太學做官的一般都是勛貴官員子弟，舉孝廉被士人認為是正道。

郭鵬這里也差不多，也是太學和孝廉選拔官員。

但是士人們比起東漢太學明顯更加討厭魏國太學，以至于廣泛抗拒魏國太學，都不愿意進入太學學習。

而且這一情況從鄴城學宮時代就開始了。

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由鄴城學宮擴編而來的魏國太學的內部有大量寒門子弟。

郭鵬起家靠寒門子弟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立國以后重用寒門子弟也不是不能預料。

所以他們雖然有意見，但是也沒有到非要抗拒太學的地步。

可他們沒想到的是，太學里除了大量身份卑微的寒門子弟之外，居然還有那些在他們看來出身極其卑賤的泥腿子存在。

這讓他們無法接受。

他們感覺和這些泥腿子在一起受教育是不可能的，覺得周圍的空氣都會被這些泥腿子身上的臟污給污染。

高潔的士人怎么能和低賤的泥腿子一起受教育？

開什么玩笑？！

他們也配受教育？！

士人們居家出行都要熏香，讓渾身都香噴噴的，大家都干干凈凈，非常舒服，就好像當年荀彧一樣，居家出行都很注意熏香，他坐過的地方，香氣三天都不會消散。

可見士人們是多么的香。

鬼知道這些泥腿子身上有些什么臟東西沒洗干凈？

所以從鄴城學宮時代有泥腿子進入鄴城學宮開始學習伊始，士人子弟就開始廣泛地抗拒鄴城學宮，即使學宮變成了太學也沒有任何改變。

其實黎庶子弟進入太學的要求還是很嚴格的。

必須是鄉長或者村長這樣的政府官員才有資格進入選拔層面，而且不僅要認識一定數量的字，還要做出一定的政績，有一定的考核標準，歷經千辛萬苦才能進入學宮。

進入學宮的時候，他們本身就是魏帝國官員的身份了。

當初郭鵬決定允許做出優秀成績的鄉長或者村長到學宮里學習深造的時候，很多通過識字和做官開拓了眼界的黎庶子弟相當的激動。

即使他們知道學成畢業之后不能擔任縣一級的主官，只能進入縣衙擔任縣令縣長的輔佐官員的時候，也一樣激動。

進入縣城做官，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了不得的飛越了。

進入縣城做官，就和在村鄉之中做官完全不同了。

他們覺得非常驚喜，士人官僚們則覺得相當的不爽。

只是，這是當年的約定俗成。

因為當初郭鵬建立鄉村制度以推行屯田制度的時候，的確沒有足夠的官員能擔負起那么多的事情，豪強大量死亡，而且士人官員也不屑于直接接觸那些泥腿子黎庶。

所以干脆就讓稍微聰明一點的黎庶自己管理自己，村長鄉長什么的，自治算了。

他們高高在上，享受中央的政治權利，并不在意。

本來在地方上，就是豪強占有大規模的土地莊園，有大量財富，士人往往不占有大量土地，卻受教育，掌握權力，高高在上。

當然，變成這樣的局面也不是沒有條件。

郭鵬為了換取他們的同意，則以黎庶出身的官吏最高只能做到縣一級的輔佐官吏而不能更加往上為條件，限制了黎庶出身官吏的晉升路途。

相對應的，士族官員起步就是縣令，上不封頂。

這才沒有引起更加廣泛的議論和抵制。

可以說這是當時雙方的妥協之下選擇的一條道路，大家都覺得挺合適，就一直沒有過多的在意。

因為他們都知道，就算郭鵬給了這些泥腿子一條活路，但是這些泥腿子也只能永遠在基層打滾，永遠也別想進入大雅之堂，被鎖死在了基層。

可當時的約定并沒有允許這些泥腿子進入學堂接受再教育這一說。

受教育是特權。

讓泥腿子進入學堂接受再教育是郭鵬后來強行推動的。

他們不該，他們生來就不該擁有這樣的特權。

他們本來就應該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獻祭自己的生命，為士人們打造燦爛輝煌的文明的基礎，讓士人們心無旁騖的創作。

然后他們就可以默默無聞的死掉，以此循環往復。

他們不該受教育。

尤其是這種高等級的教育。

士人們的抗拒心理在這件事情上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