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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愷老家是農村的，條件并不是很好，兩個姐姐初中便輟學打工，供出了他這一個大學生。于愷也算出息，大學期間就一直自己在外兼職掙生活費，沒再跟家里要過一分錢。畢業以后應聘在一家快銷品公司做業務員，除了工資不高之外，一切也都算順利。

于愷剛工作的時候，手頭沒有什么單子，基本靠著幾百塊錢底薪過活，只能勉強糊口，最難的時候他連著吃了三個月的饅頭榨菜。不過也許是從小吃慣了苦，這樣的日子并沒有令他產生挫敗感，反倒激起了內心的斗志。

最先被于愷的堅持打動的是杭州一家連鎖超市叫張瑞峰的經理，但是那個時候這位經理對超市產品的采購標準并沒有話語權，所以對于愷的業務也提供不了實質性的幫助。不過盡管如此，他還是會主動給于愷提出一些自己認為合理的建議和意見，但凡自己能幫得到的忙，無論大小，都會盡心盡力。

于愷就這樣在公司不溫不火地工作了大概半年之久，直到是二零零一年底，我們迎來了一個舉國振奮的消息：中國加入了WTO。這對國內很多企業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贏得了世界市場，同時也必須面對來自世界的競爭。許多企業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一時間還難以適應，陳舊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沒辦法及時轉變導致企業的經營壓力陡然增加。

于愷工作的這家公司便面臨著這樣的問題，超市里同類的競爭品仿佛一夜之間擺滿了貨架，自家產品的銷量受到了嚴峻沖擊。而對于于愷，本身手中穩定的合作商就不多，如此一來，橫在自己面前的推廣門檻變得更高了。

正在于愷一籌莫展的時候，張瑞峰為于愷引薦了一位貴人，也就是他的堂弟，張瑞民。

張瑞民能在杭州留下了，有一半的功勞是屬于張瑞峰的。

張瑞民當年閑散在老家，沒有一個正經出路，老叔看著自己這二十好幾的大兒子成天沒個正形，心中甚是苦悶，便將他送到了杭州，懇請張瑞峰幫幫他這唯一的親堂弟。

那時張瑞峰任職杭州下轄的一家糧食管理所的所長。中國九十年代初期，還是計劃經濟體制，吃穿用度都是規定有相應的標準，且要憑各種“票”領取，“糧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而“糧所”便是主要負責收糧和供大家打糧的單位。

張瑞民這個人，雖然不是一個肯吃苦的人，但是腦子靈光，投機取巧的點子說來就來。到了杭州，他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哥的工作性質，一拍腦門就提出了個建議：“咱倆倒糧吧！”

張瑞峰一開始是拒絕的，他覺得風險太高，萬一被抓到，那自己的職業生涯可能從此就斷送了。但是，當張瑞民把赤裸裸的利潤給他列出來之后，心中又難掩激動，再加上張瑞峰的媳婦是個猴精的人，聽了張瑞民的計劃后，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支持，這更是給張瑞峰打了一針強心劑。于是，張瑞民和張瑞峰倒買倒賣的生意就這樣開始了。

張瑞峰最初不過想著賺一點外快，多少改善一下家里的條件，并不指望著以此發財。可是錢這個東西，哪里有賺夠的時候，當你看著大把大把的票子擺在你面前時，欲望只會被填充得越來越大。張瑞民不再滿足于做一個二手販子，他不知道從哪里聯系到了當地外貿公司的負責人，又慫恿張瑞峰一起，琢磨著將倒手來的糧油通過外貿公司出口到國外。就這樣，張瑞民和張瑞峰靠著倒賣公糧攢下了一筆不小的財富。

后來，隨著市場經濟逐步的興起和完善，“糧所”效益逐年下降，個別地方甚至開始接受改制。張瑞峰隱約嗅到了末日的氣息，又擔心在最后的時刻自己這些年的舊賬被翻出來造成名節不保，便主動提出了辭職。

張瑞峰辭職以后，張瑞民立馬鼓動他跟自己一起合開一家外貿公司，他說：“國內的市場太小了，外面的世界才是一塊肥肉！”但是張瑞峰當時拖家帶口，孩子剛上小學，老婆的工廠也瀕臨裁員，他不敢輕易把自己這些年冒險攢下來的老本拿出來冒險，便沒有同意，而張瑞民卻毅然決然地在杭州注冊了自己的貿易公司，當起了老總。

張瑞民雖然平日里干苦力活總是偷奸耍滑，但是論起耍嘴皮子的功夫，卻絲毫不再打馬虎眼的，最關鍵的是張瑞民愿意干這種賣口才的事情，也愿意結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他靠著之前跟外貿公司打交道的經驗以及這種到哪都吃得開的個性，倒也是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中國加入了WTO之后，無疑是給張瑞民的“世界夢”又添上了至關重要的一筆。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了張瑞峰，興奮中帶著惋惜：“我跟你說，好時候來了，當初讓你干外貿你不聽！中國這就跟世界接軌了！”

張瑞民不僅思想上對變化適應得很快，行動上同樣不會拖拉，沒多久，他就開始招聘新員工，籌劃著擴大自己的業務范圍，而于愷便是這個時候被張瑞峰引薦給張瑞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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