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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軍事明史食貨志五

明史食貨志五

○錢鈔坑冶（附鐵冶銅場）商稅市舶馬市

錢幣之興，自九府圜法，歷代遵用。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

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馀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并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初，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后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之。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

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馀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收工墨直。會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中書省”為“戶部”，與舊鈔兼行。十六年，置戶部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

在外衛所軍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

二十二年詔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至“當十”，準是為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諭榷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辯者，不問爛損，即收受解京，抑勒與偽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為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令大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錢千文，提舉司於三月內印造，十月內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賚。明年罷行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惡論，惟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免死，徙家戍興州。陜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戍。江夏民父死，以銀營葬具，當戍邊。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馀萬錠。”帝令戶部會群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從其議。設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贓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武初減十之九。后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帝初即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篆文為“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后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

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即位，以鈔不行詢原吉。原吉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斂少，宜為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鈔入官，官取昏軟者悉毀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即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馳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驘車并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

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馳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馳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即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鑰二庫；諸關稅錢亦入司鑰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請察核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鑰庫太監龐言：“自弘治間榷關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不給，請遵成化舊制，錢鈔兼收。”

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后，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

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

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制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后益雜鉛錫，薄劣無形制，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

翦楮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馀視錢高下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

屬連歲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訐奏尚書方鈍及郎中劉爾牧。帝怒，斥爾牧，采廷鈺議，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并行焉。

給事中殷正茂言：“兩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采云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直銀九十三萬馀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簡，即山鼓鑄為便。”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本。未幾，巡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惜，仍命行之。越數年，巡按王諍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奸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

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云南鑄錢，而從戶部議。

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鏇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革鏇車用鑢鐋。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坐刂治，而輪郭粗糲，色澤黯黲。奸偽仿效，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帝乃鞫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停鼓鑄。

自后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

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

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隸巡按楊家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

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馀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支鈔如故。四年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

萬歷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歷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厘，又鑄鏇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皆銀錢兼給。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非利也。”遂開局鑄錢。

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采工部言，以五銖錢為準，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粗惡者罪之。蓋以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輕則斂，重則散，故無壅閼匱乏之患。初鑄時，金背十文直銀一分，今萬歷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火漆鏇邊亦如之。僅逾十年，而輕重不啻相半，錢重而物價騰踴，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王府皆鑄造私錢，吏樂敢訐。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值三之一，南鑄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并行不廢。

天啟元年鑄泰昌錢。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后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兩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

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馀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鐃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陜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仿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并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原籍產銅之人駐鎮遠、荊、常銅鉛會集處，所謂采銅於產銅之地也。帝俱從之。既，又采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荊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即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啟、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

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用制錢。啟、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帝初即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

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啟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為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后有請開陜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礦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馀兩。

永樂間，開陜西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采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鎮金場局，葛容溪銀場局，云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馀兩，浙江增至八萬馀。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后增至四萬馀，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馀。英宗下詔封坑穴，撤閘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舊額也。閘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傷，嚴禁不能止。下詔宥之，不悛。言者復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杰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眾。鄧茂七、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

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多，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并開福建，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云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略如舊，云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三十五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云南屢開屢停。

弘治元年始減云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馀，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撫李士實言：“云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后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后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開采，以助大工。既獲玉旺峪礦銀，帝諭閣臣廣開采。戶部尚書方鈍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鶩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

隆慶初，罷薊鎮開采。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歷十二年，奸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采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

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樓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后代以劉忠，陜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丘乘云，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云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采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珰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

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采以肆饕餮。倘釁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為禍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采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糧缺，饑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斗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

識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陜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馀萬斤，請如舊。”帝以民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云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

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采煉，每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陜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為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鬢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后，率因舊制，未嘗特開云。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陜西寧羌、略陽及云南皆采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階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朱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綠、銀、銅，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云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場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云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采。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云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后增置漸多，行赍居鬻，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藏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稅，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歷，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

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

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儈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遙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實，立為定額。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

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制裘以給邊卒。

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

永樂初定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榷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帝從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

帝令核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

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於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漷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景泰元年，於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漲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薛瑄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后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榷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

“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鐩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榷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馀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馀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后，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后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為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榷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閱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榷場，不宜再榷。”罷之。其后復山海關稅，罷八里鋪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馀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

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并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歷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

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矣。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馀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CD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陜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張曄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采。奸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札，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馀。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采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卻，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馀兩，萬歷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后，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馀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稅，后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命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概免之。

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沖要，依萬歷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后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后市舶司暫罷，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

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址云屯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后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

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剌加諸國番舶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臺，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紈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馀皇，奏請鐫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紈又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射利，因為向導，躪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紈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紈措置乖方，專殺啟釁。帝逮紈聽勘。紈既黜，奸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

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可愿使倭宣諭。

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歷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

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

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

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

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

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啖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為省客兵餉、減哨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過當矣。

遼東義州木市，萬歷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后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二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后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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